多地反家暴庇护所遇冷 受害者多愿求助家人朋友

　　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受访网民在遭遇家暴时，选择自己默默忍受、“不敢大声说出来”的超过一半。很多受害者表示，遭遇家暴求助最多的是家人或朋友，而非妇联、派出所。

　　记者｜应 琛

　　李阳“家暴门”再起波澜。

　　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宣判后，2月18日，朝阳法院收到李阳邮寄的上诉状，除离婚一项以外，李阳对包括子女抚养、家暴认定、精神损害赔偿等其他判决均不服，甚至连双方在诉讼中达成一致的财产分割意见也“反悔”，并反指美籍前妻李金(Kim)存在家暴倾向。

　　李阳“家暴门”显然还难以画上句点，但此案中的受害者，至少已经开始寻求法律的帮助。生活中，面对丈夫的拳头，更多的妻子选择忍受，因为她们认为家丑不可外扬。

　　当暴力发生在家庭里，中国人往往认为是私事，公权力不宜干涉，连李阳自己都说：“我觉得这个事没那么严重，就算拖3天也无所谓，不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可以以后再处理。”不过李阳也认识到：“如果在美国我就犯法了。”

　　2011年10月21日，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受访网民在遭遇家暴时，选择自己默默忍受、“不敢大声说出来”的超过一半。很多受害者表示，遭遇家暴求助最多的是家人或朋友，而非妇联、派出所。

　　法外家事？

　　2011年8月，一场因琐事引起的争吵之后，李阳对李金大打出手。随后，李金将自己受伤的照片放上新浪微博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舆论随之一片哗然。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项统计显示，98.67%的家暴案件发生在夫妻之间，而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弱势的女方。另据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一项调研表明，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中，受害人曾有求助行为的只占到全部案件的15.1%，大多数受害者选择了忍气吞声。

　　李金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表示，她这么做就是要告诉中国妇女，“家暴是不对的。”

　　事实上，李金此举得到了许多中国妇女的支持。四次庭审中，无法进入法院的大量支持者都聚集在朝阳法院门口，通过举标语和喊口号声援李金、声讨李阳。

　　最终，法院的一审判决认定李阳的行为构成家庭暴力，并准许李阳与美籍妻子李金离婚，认定李阳存在家暴及重婚行为；判其3个女儿由李金抚养，李阳按照每人每年10万元标准支付抚养费，至年满18岁；李阳支付1200万元财产给李金。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家暴受害者开始学着诉诸法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显示，2005年至2011年，北京市法院审结的涉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达2898件。在2005年，北京市法院审理了217件家暴案件，而2011年这一数字上升至657件。

　　然而，要根除家庭暴力并非易事。原因在于，中国至今还没有单独为反家庭暴力立法，审理家暴案件的法官经常抱怨，现行的法律并没有给家暴统一的认定标准，在取证上往往存在困难。

　　因此，李阳很清楚，若是在美国，报警后5分钟他就会被带走，处罚比普通的盗窃罪还要重，想撤诉都无济于事。而在我国，缺乏一把真正意义上的反家暴的“尚方宝剑”，就算李阳主动走进派出所，派出所民警仍对这“家务事”束手无策。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曾表示，家庭暴力作为法律概念在中国始现于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之后，2005年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和2006年修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相继明确规定了家暴问题。

　　“而从地方立法层面来看，已有25个省区市出台了预防和制止家暴的专门性规范和规范性文件。但中国反家暴的法律资源不足与浪费的情况依然严重存在，如法律责任不明确，救助措施不具体，可操作性很差等。”李明舜表示。

　　有评论认为，受害的妻子们选择忍气吞声，未必是中国女性宽容，而是法律存在空白，公权力没能给弱者以庇护。

　　可以累计的刑事犯罪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相关数据，在世界范围内，平均每三名女性当中就有一人在一生中曾遭到配偶或伴侣的殴打、强暴或其他形式的暴力虐待如果以全球有70亿人口来计算，相当于大约有10亿妇女正在面临暴力威胁；同时，每五名女性中就有一人曾有过被强奸或性侵害的经历，其中超过一半受害者是不满16岁的女童。

　　据了解，截止到2010年的10月，世界上已经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家暴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立法，在亚洲，除了西亚就只有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专门对反家庭暴力立法，可以说我国对于家庭暴力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够。

　　日前，《新民周刊》记者走访了瑞典与反家暴有关的政府机构，反对对妇女的暴力已成为瑞典推进性别平等的关注焦点。

　　记者从瑞典国家预防犯罪委员会了解到，从2006年到2010年，在瑞典16～79岁的妇女中，每年仍有1%左右的女性表示她们在过去一年里遭受过骚扰或暴力，而这其中的70%来自家庭成员、朋友或者熟人。

　　而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瑞典妇女对暴力、骚扰的投诉逐年增加，仅2006年一年，15岁以上女性遭受暴力或骚扰的报告就有2.5万多件，警察局接到的性侵犯报案就有1.2万多件，死于暴力的妇女则每年有30人，其中17人殒于亲密男性伴侣之手。

　　据瑞典国家健康与福利委员会估算，暴力造成的损失每年共约合30亿瑞典克朗，其中包括暴力后果直接导致的医疗成本、司法和社会服务成本，以及间接造成的生产损失成本，和相应所消耗的义务工作成本。

　　在律政部下属的全国家暴协调委员会，犯罪学副教授彼得·林德斯特罗姆告诉记者，瑞典在过去三十年里在这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制定了完善的法律来保护受害者，“政府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有关防止对妇女和儿童的虐待问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暴力问题，被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

　　林德斯特罗姆说，一个突破性的法律是1998年5月瑞典议会通过政府议案《妇女安宁法》，这项议案明确规定了任何针对妇女(无论是结婚还是同居)的威胁、袭击、性剥削、性侵犯都属于犯罪。如果男性对妻子或女性伙伴施暴，其罪行可以累计计算，这样，就可以通过长期观察对施暴者的行为进行累计，最终可被判处6个月以上6年以下的监刑。

　　这是第一次将针对妇女的暴力与刑事犯罪和基本人权联系起来，成为司法干预的领域。与此同时，政府要求社会福利部门对受害妇女和孩子实行救助。

　　2003年，瑞典议会还拓展了一项与妇女受暴相关的立法《禁止法》的适用范围，其中规定，施暴者要离开家自行解决住处，三个月之内禁止回家，未经检察官允许不得探视妻子和孩子，一旦违法就要受到监禁。

　　这项法规是针对受暴妇女不断受到伤害而采取的措施。以往的情形是，施暴者大打出手后可以安居家中，受到暴力伤害的妇女无家可归，一旦回家又陷入暴力的循环之中。

　　而这种在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手段得到了中国法院的青睐。2008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多家法院开始试点“人身保护令”，即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是人民法院为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确保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而采取的一种民事强制措施。它可以包括：禁止被申请人殴打、威胁申请人或申请人的亲友；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申请人，或者与可能受到伤害的未成年子女进行不受欢迎的接触等相关措施。

　　据悉，北京、安徽、浙江、湖南、陕西等试点法院，已经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超过200份，且施暴人自动履行率高达97.7%。

　　上海浦东新区妇联主席傅燕君认为，从试点法院试行的整体效果看，人身保护令的法律威慑作用大于法律实际效力，预防功能大于制裁功能，试行人身保护令制度，是防范并彻底消除家庭暴力事件之必需。她建议，在上海部分基层法院也应尽快开展人身保护令的试点工作。

　　在2月3日宣判前，李金同样收到了这样的“人身保护令”，根据这份保护令，李阳在3个月内不得殴打或威胁李金，否则将面临严惩。

　　冷清的庇护所

　　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受到暴力侵害的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存在的问题，在瑞典也不例外。为此，瑞典政府将为受到暴力侵害的妇女提供帮助的工作作为促进瑞典男女平等的重要措施，不仅在立法方面有明确的保护条款，更注重在操作层面使妇女受到切实保护。

　　记者了解到，瑞典政府首先建立了可以及时帮助受侵害妇女的医疗网络。瑞典政府认为，妇女在受到暴力侵害后，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这时最需要的是及时接受治疗。

　　乌普萨拉大学医院国家妇女中心就是瑞典政府在1994年正式授权的一个机构。国家妇女中心的职责是对全国各省立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进行有关如何帮助受侵害妇女的培训，建立24小时救助门诊，对妇女受到暴力侵害问题进行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

　　中心信息官安娜·贝里隆德告诉记者，妇女受到暴力侵害时通常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家庭中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因此，到国家妇女中心就诊的受侵害妇女(包括受连带侵害的儿童)医疗费用由政府财政承担，受侵害本人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而国内，在反抗家暴的过程中，有些妇女奋起反抗她们野蛮的丈夫，甚至不惜以入狱为代价。

　　2011年9月，《新京报》报道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一个44岁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张岚，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抢劫一名出租车司机。她在犯罪之后马上就自首了，并告诉警察说，“我只是想去坐牢。只要能让我离开丈夫，我愿意做任何事。”

　　根据张的供述，因为丈夫与人私通，她曾试图申请离婚，但却招致丈夫更恶劣的行为。他拿大耳瓜子抽她，又挥着菜刀扬言要宰了张的家人。

　　这个案例将中国妇女令人同情的处境置于聚光灯下。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家暴立法千呼万唤始欲出的同时，旨在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庇护的机构，却集体遭遇尴尬。有的庇护所成立两年只一人入住，有的成立一年多无人问津。

　　上海反家庭暴力庇护救助中心成立于2009年11月24日，主要庇护对象为居住在上海市、受到家庭暴力侵害后无处安身、需要暂时庇护救助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庇护入住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

　　据介绍，目前，妇联已与公安部门合作建立了336个反家暴受理点，与民政部门合作在金山、浦东、长宁和杨浦等四区建立了5个区级反家庭暴力庇护救助中心，形成了完整的反家暴工作救助链。

　　但成立三年多来，前来求助的女性一共只有16名，很多女性在遭受家暴后并不会求助庇护中心。

　　目前，北京、长沙、南京、昆明、重庆等全国各地已有100多家家暴庇护机构运营，但入住少甚至零入住的尴尬，成为各地共同遇到的问题。

　　据介绍，2003年6月12日成立的徐州市家庭暴力庇护中心是运营比较好的庇护所，是中国内地家暴庇护所的样板之一。该中心拥有48个床位，平均每月只6人入住。

　　这样的情况与瑞典妇女庇护中心(SKR)形成巨大反差，该中心由100个致力于平等社会，保护妇女免受暴力侵害的组织组成，其中有67家为妇女庇护所，每年为1000名受虐妇女提供庇护。

　　而与庇护所遇冷形成对比的，是约30%中国家庭存在暴力的现实。

　　在国际上，庇护所是家庭暴力及其他形式性别暴力受害者不可或缺的救助途径，并被纳入国际反对性别暴力框架中。

　　据报道，国外庇护机构总结的一个规律是，妇女寻求帮助的时候、离开家时及此后的18个月都是妇女最为危险的时间段，大部分妇女被杀事件往往发生在这一时期。

　　庇护也需专业化

　　从上海市妇联系统信访接待的统计数据看，2009年至2012年，家庭暴力投诉分别为1459例、1075例、621例和527例，分别占当年婚姻家庭类投诉的5.8%、11.3%、6.5%和6.3%。

　　上海市妇联权益部副部长陆荣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从数据看，单纯投诉家庭暴力的数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还有一部分家暴问题隐藏在家庭矛盾、离婚纠纷或其他婚姻家庭权益问题的咨询、投诉中，且家暴的复杂性、处理的难度一直存在。

　　在上海市妇联接待的家庭暴力投诉中，许多受害女性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在初次遭遇丈夫暴力后，第一反应是愤怒、伤心，此时丈夫就会百般体贴讨好，甚至不惜下跪求饶，女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因为心软而选择原谅，错失表明立场的机会。等到下次丈夫再犯时，暴力会变本加厉。如此往复，使一些受害女性人身和心理健康受到极大影响。

　　“就算是学历较高的女性，在长期受到丈夫的暴力对待后，其自我的心理评估也会降得很低，容易自我否定。”陆荣根坦言，这才是家暴给女性带来的怪圈。

　　在分析家暴庇护中心接待量较低的原因时，陆荣根告诉记者，一是很多家庭暴力的程度还未到危险的地步；二是妇联一直在宣传庇护中心，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被家暴妇女不知道它的存在。

　　“最关键的原因是，不少被家暴妇女感觉颜面上过不去，有的则不想与丈夫闹得太僵，也不想离婚。”陆荣根说，“我觉得妇女们的观念要改变，一旦遇到双方情绪上接受不了对方，人身受到威胁时，就应该自我保护，况且现在有这么好的庇护场所，有专业的人士做调解，还有心理咨询志愿者提供干预。”

　　陆荣根强调，如果家庭暴力受害者能及时找到一个安全的庇护所，能够获得专业的帮助，有些暴力案件可能就不会发生。

　　另一方面，中国内地的家庭暴力庇护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庇护机构的运作方式有很大不同。

　　20世纪70年代末，瑞典政府资助(占日常开支资金来源的80%)在全国成立了90所女性庇护所，帮助受虐待的妇女度过三个月的“危机时期”。

　　成立于1996年的瑞典SKR是瑞典最大的一所为妇女儿童提供紧急庇护住宿服务的机构。其旗下的一些庇护所聘请专职人员办公并配有24小时的服务热线。而另一些则是有固定电话的时间并完全由女性志愿者来运营。妇女及其子女可居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并且，SKR所有的庇护所一般不挂牌，地点保密。因为暴力倾向严重的施虐者可能找到和继续伤害受虐者，甚至伤害庇护中心内其他宿友或职员。即使暴力倾向不严重，甚至感到后悔的施虐者，也可能会到庇护中心找回受虐者，从而影响受虐者冷静下来思考。

　　其联络官艾玛·瑟德斯特伦说，反家庭暴力是一个跨专业的领域，因为面对受害妇女，她反映的不仅是法律问题，还有心理学等方面的深层问题。SKR可以提供辅导、咨询、安全住宿以及联系警察、社会服务、家庭法院和法律制度的支持。

　　据艾玛介绍，入住者除了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外，也不必登记真实姓名，也不需要在任何政府机构注册。

　　但中国内地的庇护所，不登记真实姓名是无法入住的。并且庇护机构对入住条件有要求，有的条件甚至很是苛刻。

　　上海反家庭暴力庇护救助中心规定，受害人可持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报警证明和本人身份证明材料分别向居住地街道(镇)妇联和老龄办提出书面申请。而非工作时间或紧急情况下，受害人可持派出所出具的报警证明及本人身份证明材料直接至救助中心提出申请，获得临时性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