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杭州非典最大隔离社区：有人曾想爬树出去

　　本报见习记者 丁颍鹃 本报通讯员 朱馥承/文 本报通讯员 尹炳炎/摄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份独特回忆。

　　这个地方，就是位于杭州上城区望江街道的“在水一方”公寓。76家住户，202位居民，被隔离在一栋大楼里13天。这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大范围隔离区。

　　本报记者日前再次走进“在水一方”，杭州抗击非典时期的群体，在时间的沉淀中，渐渐明晰起来。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

　　互相摸额头

　　2003年杭州爆发非典疫情时，社工陈炯到社区工作不到半年。4月20日，正好是礼拜天，凌晨5点多，陈炯的手机响了。

　　“不要睡了，赶紧到办公室来。”电话是当时的社区书记于孟良打来的，只解释了一句“我们这里出现疫点了”，就匆匆挂了电话。

　　接完电话，陈炯瞌睡全醒了，马上穿好衣服赶去单位。到了办公室，才知道19号晚上杭州发现了非典病人，其中一人就是“在水一方”公寓的住户。

　　早上7点多，“在水一方”公寓1幢9楼的韩萌芽打发儿子去楼下超市买早饭，没过多久儿子就回来了，“你还吃早饭，等着饿肚子吧。”

　　这个时候，15楼的孟茜也听到女儿折回来的声音，原本她应该在去培训班的路上：“妈妈，警察来了，不让出去。”

　　为了搞清楚状况，两位妈妈决定到楼下一看究竟。走到楼道里，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消毒药水味道。

　　除了像“太空人”一样的防疫人员，孟茜从15楼的窗户望下去，还看到公寓外面的路上，已经有其他楼的住户，拖着大包小包，一家大小往外跑。

　　孟茜家里，丈夫出差在外，只有她和女儿两个。从不失眠的她，隔离期间每天凌晨3、4点就醒来，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和女儿互相摸对方的额头。“没有发烧，这一天就可以放心了。”孟茜回忆说。

　　“这13天，对我来说是一场洗礼。”今年39岁的应晓昂回忆起10年前，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从最初的恐慌、骚乱到后来的冷静、自救、互助，应晓昂说，这13天，改变了他过去几十年的人生观。

　　在那个被隔离的春天， 改变的不只是应晓昂一个。

　　应晓昂当时住在11楼，女儿才3岁，他说自己当时脑袋里闪过各种念头：公司的账目，要跟谁交代？女儿托付给谁？财产怎么分？还有父母和岳父母都得安排好……

　　有人想从地下车库跑出去，有人爬窗户，还有人想从树上爬出去。

　　隔离的第一天，公寓里的空气里嗅得到各种慌乱。

　　隔离13天

　　楼上楼下全相识了

　　当时被隔离的202人中，除了“在水一方”的业主之外，还有一位是当天值班的保安老崔。警戒线拉起来之后，整栋大楼只有他能进出拉东西，再通知住户下来领取。

　　“平时下班回家，从地下车库直接坐电梯到家门口，隔壁住着谁，楼上楼下住着谁，从来没想要关心过。”应晓昂感慨说，“非典，让大家重新认识了自己的邻居。”

　　隔离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楼里的气氛也在变化：7楼的小马自告奋勇帮邻居接有线电视；知道小马一个人住，家里的厨房设备也不齐全，19楼和11楼的两位大哥都送来了鸡汤；保安老崔住在简陋的值班室，没有家人也做不了饭，7楼的李大哥送来一壶酒，韩大姐做好茶叶蛋也要送一份给老崔；顶楼有空地，大家相约一起打羽毛球，玩呼啦圈……

　　“大家真的像老宅院里的邻居一样，非常亲热。”韩大姐说。

　　她还给记者爆了个料，非典之后，朱大爷的年夜饭每年都是在章大姐家吃的。

　　“在水一方”1幢的一楼大厅里，还挂着非典时期的一幅照片。照片下面，有这么一句话非典使我们被隔离，隔离使我们更亲近。

　　这句话是章安琪写的。她说，这是13天的隔离生活带来的领悟，是一份财富。

　　当年的楼道自救会

　　现在做大了

　　自救会成立之后，短暂的慌乱马上过去，隔离的日子有条理起来。

　　因为家里有传真机，孟茜承担了楼内各家与社区的沟通，各家要买什么东西提前告诉孟茜，每天中午、晚上，孟茜再统一传真给社区。

　　有东西要送进来，社区会通知老牟，老牟再联系志愿者，按户或者人头分好后，再由各层联络员通知各自楼层住户下楼搬取。

　　隔离解除之后，1幢的居民成立了杭州首个邻里互助会，成立了登记注册的民间互助组织。

　　2004年，互助会和望江街道共同创办了一家老年公寓，有50多张床位，到今年，由“互助会”股东出资成立的养老服务集团旗下，已经有10家养老机构。

　　如今，除了那张照片，公寓里已经看不到当年非典留下的印迹；但作为一种无形的遗产，当初的楼道自救会，被继承了下来。

　　而“在水一方”的名字，也以另外一种形式被继承下来。当时公寓所在的社区，叫做“江滨社区”，非典之后，改为现在的“在水一方”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