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库区移民的十年一梦：养老金成最主要收入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孙嘉夏 实习记者 李彪 发自重庆 北京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未来中国壮阔的图景。而这一宏大梦想，是由具体而微的梦想实际组成。

　　从今天开始，《每日经济新闻》以收入梦、颐养梦、安居梦、健康梦等“十个梦”为主题，深入社会肌理，表达时下民众最为关切之处，以在“两会”期间予以传声。

　　而作为重要民生问题的收入分配改革，已连续数年成为“两会”热点，相关部委也为此酝酿近10年，在此过程之中，收入分配的天平仍在失衡。

　　孔子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两千年前的忧思，依旧有着现实的痛感。深处在“一江两山”之间的三峡诸地，囿于多年来客观条件，以及后天种种因素，区域发展以及城乡收入多少显得后劲不足。适逢“两会”期间，我们选择这一区域微观记录，以展现亟待改观的收入分配体系一角。

　　55岁的岳扬（化名）百无聊赖地躺倒在沙发上，作为三峡百万移民中的一员，这位曾经的麻将室老板兼杂货店店主，搬到重庆万州区双河口已经整整10年了。

　　10年间，岳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次自主创业失败后，妻子与他离了婚，但他仍不得不接受前妻的接济，如果仅依靠每月300余元的低保，不足以维持他对生活的基本需求。

　　“（和前妻之间）感情还算好。”岳扬低垂着头，讪讪地说。他更愿意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回忆搬迁之前的生活，那时，依靠那个五六十平方米的铺面，他每年总有六七万元的收入。

　　岳扬所处的水库移民群体，已成为收入分配改革中值得特别关注的对象：一方面，虽然这一群体的生活、生产状况已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囿于政策等因素导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库区移民的就业、收入和生活状况仍与全国城乡居民的整体水平存有差距。

　　重庆大学教授颜哲经过2007年下半年的调研后，即已指出重庆库区移民与库区非移民、重庆市城乡居民和全国城乡居民整体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其中，城镇移民与全市、全国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尤其严重。

　　他向记者表示，三峡库区移民收入问题，主要应通过再分配解决，他建议通过以水库、水电站的资产为基础，设立水利股份有限公司，把适当比例的股份按搬迁损失的大小比例分配给被搬迁人，以股份置换后者原有的其他产权。此外，还应帮助和指导移民就业，鼓励和支持移民创业，从而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通过分股权、再就业、创财富等路径，真正实现三峡移民的“收入梦”。

　　事实上，三峡移民的生活也正在好转，2011年，库区农村移民人均纯收入为7208元，比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高728元，而在2012年上半年，库区农村移民人均现金收入则已达到3911元。

　　养老金成“家具厂主”最大收入/

　　即使对于已远离重庆主城的万州区而言，双河口仍算得上“偏远”。

　　移民于杰（化名）在2002年迁入双河口，居住在全称为“龙宝移民开发区‘双河’组团A区三号移民还房”的建筑内。

　　在来到双河口之前，于杰在二马路上有着自己的店铺。还没有被淹没时，二马路是万州区最繁华的道路之一。“商业零售中心，地位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于杰说。他的店铺有99平方米，住所也在附近。

　　于杰曾是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他拥有自己的家具工厂，近千平方米的厂房内，雇佣了三四十名工人，生产各式木质家具，并在位于二马路的店铺内出售。“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我的家具厂虽然规模不大，但每年都有12万~13万元的净利润。”于杰说。

　　2002年3月份，搬迁期限来临，于杰关闭了自己的家具店，工厂也已在此前停工。以此为代价，换来的则是5套位于双河口的住宅和2间铺面。

　　但他不得不卖掉其中的一套住宅，以支付工人工资并偿还贷款。在之前的经营过程中，于杰没有在手上保留足够的现金：大量的利润被投入到了固定资产上，用以扩建厂房、购置土地，或是更新设备及扩大生产规模。

　　在“淹没线”以下，土地价值消失殆尽，各种工具设备在当时的集中抛售中，也难以卖出高价。“到2004年时，妻子因心脏病，需要开刀动手术，缺5万块钱。儿子和女儿也还在读书，没有收入。我只能去银行贷款。”于杰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根据银行的评估，我2套房产才值5万块钱。”

　　之后，为了还清银行贷款、补贴家用，已经失去收入来源的于杰不得不陆陆续续出售房产。“2006年时，除还剩一套自用外，其他4套已经全部出售了，一共卖了19万元。”于杰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在这段岁月中，唯一让于杰略感庆幸的，是他和妻子曾购买了养老保险，依靠这份保险，夫妻两人每月能拿到近2000元，这成了于杰如今最大的一笔收入。

　　这让他比岳扬“幸运”得多。

　　岳扬没有买保险。在来到双河口之前，岳扬也有着自己的生意。他的店铺有近60平方米，部分被隔离出来，放置了麻将桌，部分则被用来出售副食品、饮料等商品。

　　2003年7月份，岳扬关掉了杂货店。现在，他的全部月收入是300余元的低保，以及来自前妻的接济。

　　“人气不旺”创业“肯定做不起来”/

　　岳扬并非没有尝试过自主创业的可能。

　　2003年，在分配到面积约50余平方米的商铺后，岳扬决定尝试开一家餐饮店，为装修店面，岳扬花了2万多元，并请了2名服务员。

　　2004年，装修一新的餐饮店开业，但经营状况很不理想。“刚开始的时候朋友帮忙，人还比较多。可渐渐地就没人了，根本没有人气。”岳扬说。2005年上半年，亏损了3万多元后，岳扬关掉了门面。

　　2012年6月份，心有不甘的岳扬决定卷土重来。他申请到了政府提供的3万元创业扶持基金。“毕竟这几年居民多了，人气应该也会上去，所以还是想重新开。”岳扬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他重新装修了店面。并以2000余元的月工资聘请了厨师，而服务员的工资也已上涨至千元。“陆陆续续一共投入了5万元。”岳扬说。

　　“依旧没有生意。”岳扬叹了口气，2012年11月，新开不足半年的餐饮店又关闭了，“这次又亏了3万多”。

　　于杰也分到了2间店铺，但他没有开店的打算，“肯定做不起来”。

　　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生意冷清的原因，归结为当地“没有人气”“没有消费能力”。

　　于杰拥有的店铺之一，位于万州果品交易市场的一侧大门旁。《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店铺所在的龙宝大街上，几乎家家都拉起了白色的卷帘门，开门营业的店铺寥寥无几，整条道路行人稀少，显得十分空旷。

　　“政府打造的几个市场没有建起来，是导致人气难以聚集的原因之一。”于杰认为。

　　上述万州果品交易市场（以下简称果品市场），是“万州区移民安稳致富促进项目”之一，占地155亩，投资总额3亿元。根据重庆市政府网站上发布的信息，“万州区移民安稳致富促进项目”中，除果品市场之外，还包括重庆三峡国际汽博园和重庆三峡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2011年10月27日，这些项目举办了开工建设仪式。

　　2月24日，记者在果品市场内看到，场内仍有大量空闲摊位，空置的水果箱被随意堆放。在一条“热烈祝贺重庆珍民果蔬贸易有限公司批发市场盛大开业”的横幅下，5间门面无一间开门迎客。一名摊主向记者介绍，目前市场内生意并不好，“来买的人很少。”

　　当地居民告诉记者，果品市场的用地原本拟建为双河汽车站。移民一度希望凭借汽车站带来人流，但这一希望似已落空。

　　此外，重庆三峡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项目地址在天城镇董家，占地面积360亩，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总投资10亿元；重庆三峡国际汽博园项目则占地235亩，总投资25亿元。在当地居民向记者指引的项目现场，记者并未发现有动工迹象，而部分土地甚至已被种上蔬菜。

　　但此说法尚未获相关政府部门证实。万州区移民局及区委宣传部均拒绝接受记者采访。

　　专家建议设立股份公司“再分配”/

　　冷清的并不只果品交易市场。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实地走访的双河口数条用于“移民还房”的街道上，鲜有店铺开门营业。在一条名为“商业街”的道路上，卷帘门几乎齐齐拉下，电表被取出。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住在这儿的人收入都不高，因此也没有消费能力。”岳扬说，“年轻的、稍有点能力的都出去了，留在这儿的都是老人、‘40、50’人群。”

　　这与颜哲所作的调研情况相符。

　　在颜哲所作的调研报告 《库区的经济发展和移民收入问题重庆三峡库区的调研》中提及：“在全部受访的183家重庆库区移民家庭中，已大体实现非农就业的家庭只占22.95%；受访移民劳动力总的非农就业程度只有28.55%。”具体的表现则是，“一些移民家庭可能一时有劳动力就业，但由于缺乏就业优势、库区非农产业发展不够、市场形势多变等原因，很可能工作不久后又失业。”

　　“我们在调研中接触到的库区移民，在企业就业的很少，个体经营的、失业的、半失业的多。失业者初次分配中的收入为零，半失业者通过初次分配得到的收入少而不稳定；个体经营者通过市场活动直接实现收入，初次分配很简单。”颜哲告诉记者，“解决三峡库区移民收入问题，从分配角度考虑，靠初次分配解决的范围小、影响有限，主要应通过再分配解决。”

　　对于再分配途径，颜哲也有自己的设想。

　　“例如可以采取产权补偿的形式进行。”颜哲说，“库区移民在搬迁后损失了一系列权益，国家基本上只对灭失资产的所有权作了补偿，那些本来居住或经营于优良地段的城镇移民因搬迁而丧失的区位价值，及其升值收益更难以准确计算和补偿。我建议，以水库、水电站的资产为基础，设立水利股份有限公司，把适当比例的股份按搬迁损失的大小比例分配给被搬迁人，作为房屋等资产补偿以外的其他权益补偿，使他们成为公司的股东。以股份置换他们原有的其他产权，不仅能更好地保障他们的生存权，而且能为他们提供未来的发展权、收益权。”

　　“三峡库区移民的收入低，与就业困难、创业困难、经营困难有很大关系。因此不能只从分配上想办法，更要切实帮助和指导移民就业，积极鼓励和支持移民自主创业、自立经营，参加收入的初次分配，为自己创造和取得越来越多的收入。”颜哲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情况似乎也已有所好转。

　　在重庆市统计局发布的《重庆三峡库区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分析》中，2011年库区城镇移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207元，相当于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5.3%；库区农村移民人均纯收入为7208元，比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高728元。在2012年上半年，库区城镇移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675元、库区农村移民人均现金收入则为3911元。

　　这相较颜哲于2007年所做的调研，情况已有天壤之别。“当时我们访问的89个城镇移民家庭各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1997年为2000元，2006年为2079元，10年来基本没动。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实际可支配收入是下降的。这89户中有42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移民前。”颜哲告诉记者。

　　“随着库区就业、再就业工作有序推进，2011年库区实有登记失业人口为46971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8%，同比下降0.15个百分点。”重庆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专家访谈

　　避免收入“被增长”政策需向底层倾斜

　　每日经济新闻实习记者 李彪 发自北京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保持着较快增长，数据显示，1979年~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速达到7.4%。

　　然而，数字上的较快增长，与人们的实际感受似有偏差，一时间“收入被增长”、“只感到通胀，没感到增长”等成为网络上热议的话题。

　　为什么很多人感觉收入 “被增长”？如何将收入增长真正落到实处？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多年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

　　溯源：高收入人群拉高增幅

　　《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处于怎样的水平？

　　夏学銮：首先对企业退休职工来说，目前，在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职工群体中，大部分是上世纪50、60年代参加工作的人，与后来参加工作的人相比，这个年代的人属于低收入人群。但是，我国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金已经实现了9连涨，使得他们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还有就是事业单位的退休养老金，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上涨过2次。另外，在职职工收入的提高步伐也差不多是在同步进行，政府多次提高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就是具体的表现。

　　我觉得国家在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NBD：从您所列举的几个方面来看，我国居民收入一直在不断提高。但是，社会上却出现了收入“被增长”的说法，您能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夏学銮：社会出现收入 “被增长”的情况，实际上是网友的一种调侃，之所以会产生“被增长”的感觉，是因为增长的工资幅度没有物价提高的幅度大。举个例子，可能是工资上涨了10元钱，而物价上涨导致的支出增长甚至超过10元钱，这样就感觉不到增长。

　　在涨工资方面，是高收入人群上涨得多一点，低收入人群上涨得少一点，从表面上看，工资上涨的力度很大，但是一般低收入人群感觉不到。比如说一个人涨1元钱，另一个人涨99元钱，算成平均涨幅是50元钱，这对于上涨1元钱的人来说，就会产生“被增长”的感觉。

　　解法：注重更有价值的个体增长

　　NBD：最能感受到收入 “被增长”的主要是哪些人群呢？

　　夏学銮：从近几年来看，一些“垄断”行业工资增长要相对多一点、快一点，一般的工薪人群，特别是服务业涨得就相对慢点，而农民工工资上涨速度就更慢了。

　　NBD：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您认为如何使增长落到实处？如何避免再次陷入“被增长”问题？

　　夏学銮：一些业界专家在相关研讨会上就曾提出，我们的收入倍增应该是个体的翻倍，例如个体工资由100元涨到200元，而不是总体工资由1万亿元涨到2万亿元。如果要想收入倍增落到实处，就要按照个体来计算，这样的翻倍才有意义，要不然就可能出现收入“被增长”的情况。

　　在我们国家的收入分配改革中，急切需要的是把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进行提高，这是最主要的任务，在当前来说，这个群体也是最大的。

　　NBD：实现个体收入倍增的难点在哪？

　　夏学銮：个体计算会很麻烦，实现个体收入倍增操作起来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可以对个体工资进行归类，将工资划分为几个等级，进行范畴化，这样的话也更容易操作。

　　同时，不能对收入倍增进行机械性理解，对于低工资的群体，进行收入的倍增、3倍增长都可以，低工资群体要多增，高工资群体则可以是半倍增。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一些小的民营企业职工涨工资可能更难，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情况好控制，民企更多只能看公司效益。如果要真正实现个体收入的倍增，则需要对中小型民企进行一些政策上的倾斜。

　　评论

　　破解“收入差距过大”应完善分配基础性制度

　　庹国柱 （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成功脱掉了贫穷、落后的“旧帽子”，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2011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达到了5432美元，正在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

　　但是，值得警惕的是，在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的同时，我国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折射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紧迫性。

　　收入分配改革可谓涉及每一个群体的利益，其复杂性不言而喻。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近10年未能出台，真正原因在于利益博弈激烈。早在2004年，国家发改委、人社部、财政部等部门，就共同启动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并在数年间多次上报、修改。随后几年，就有多次关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的民间预测时间表，最终都破灭。

　　今年2月初，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

　　无论是一次分配还是再分配，要想突破利益关系掣肘，需要加强完善收入分配的一些基础性制度，才能有效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首先，建立完善的收入登记制度，解决灰色收入问题。当前，我国居民的个人收入记录和统计体系依旧不健全，税务部门难以掌握到居民的实际收入情况，这将给灰色收入留有巨大的生存空间，由于其数额巨大，严重制约了税收调节在缩小收入差距中发挥的作用。为此，政府应该规范现金管理制度，实施强有力的收入监督和惩处机制，使居民收入更加阳光化，提高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其次，进一步加强权力监督，遏制“寻租”现象的出现。避免“权钱交易”，阻碍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和落实。

　　最后，提高劳动者的话语权，建立劳动报酬的相关协商机制。在劳动者求职过程中，由于缺少可靠的工会作为支撑，劳动者在争取薪酬待遇、个人利益等方面，一旦与所在企业发生对抗，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这将不利于劳动者积极争取自己的应有权益。应该建立起一种相对完善的工会制度，建立提高劳动者报酬、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的劳动报酬协商机制。

　　每年有大量属于农民的土地被低价征用，然后由政府转手高价出让给开发商，开发商再通过房地产开发赚取巨额利润。在这个利益链里，农民只能获得5%~10%的土地收益。所以，破解这个难题，必须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交易中的收入，既能真正解决房价居高不下的问题，也是在一次分配中体现公平的重要途径。因为这个题目中涉及数以亿计的需要大大提高收入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