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二政府”腐败手段多样隐蔽 成腐败毒瘤

   

    去年底，广州市政协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广州全市657个社会团体中，有三分之二过去由党政机关主导成立，行政色彩浓厚，充当着部分行政机关“二政府”角色。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秘书长陈建国说，承接政府审批权的社会组织包括行业协会、鉴定评审机构和各类社团，“二政府”便混迹其中，在公权力的“灰色地带”潜滋暗长。

　　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全国性行业协会多数都是政府所创办，无论组织、领导还是经费、政策，都与行政主管单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朱征夫委员认为，原来的腐败是由政府官员与行贿者直接操作的“二元腐败”，“二政府”出现后，变成了加入中介组织的“三元腐败”，腐败手法更加多样、隐蔽，也更难发现和查处。一些行业协会和鉴证类中介组织已成腐败多发区。

　　全国人大代表、天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兰芝说，“一些政府干部转到行业协会以后，权力没少，责任心却少了。如果事情办不好，不用承担责任，政府拿他们也没办法。”

　　“这不仅助长了权力腐败，而且，由于目前行业协会一般是‘一业一会’，‘二政府’又加剧了市场垄断，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破坏性更强。”朱征夫委员说。

　　定位政府职能切断“隐性审批利益链”

　　割除“二政府”这一“毒瘤”，必须切断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隐性审批利益链”。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承德市市长赵风楼建议出台明确规定，一定级别的官员退休以后，几年内不得在行业协会担任领导 ，尤其是与本职部门相关的协会。

　　代表委员的建议指向“公开透明”：建立审批透明机制，什么机构拥有哪些审批权限，收不收费、收多少，都要公开，防止一些部门巧立名目作为行政审批前置条件，隐性抬高行政审批门槛。

　　“下决心简政放权，才能掐断‘二政府’的血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要打破社会组织‘一会独大’的格局，允许‘一业多会’，引入竞争，使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无法‘专权’，无法以‘政府权力化身’自居。它们要想生存，只能面向市场，靠优质服务取胜。”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周汉华说。

　　迟福林指出，解决行政审批权异化问题，需要政府真正转变职能，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要明确定位。“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改革攻坚应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

　　审批权异化五大乱象

　　乱象一：“审批”变“核准”耍花招，换汤不换药。一些部门明着是下放审批权，暗地里却以核准、备案、评估、检测、监制、鉴定及准运证、准销证等名义搞变相审批。

　　乱象二：转移敛财职能，把下属单位变成“收款机”。一家企业去中央某部委办事，具体负责人以不符合条件为由拒绝办理，随即暗示附近有家中介公司，“比较熟悉业务申办流程”。企业听懂了，要花钱才能办成事。

　　乱象三：政府、市场两头吃，中介机构变权力寻租“避风塘”。去年，秦皇岛中级人民法院原审监庭副庭长丁保军落马，就是因为在主办一起破产案时收受中介机构贿赂。

　　乱象四：任职者非亲即贵，变成“养老院”和“家属院”。一些部门领导退休，首选去下属社会组织当会长或法人代表。而组织中的员工，不乏子女亲戚，裙带关系纠缠不清。

　　乱象五：坐拥特权，级别不变，更像“官老爷”。去年，安徽省淮南市工商局38名干部被爆集体“带队考察”境外旅游景点，而这些干部竟然全都在当地个体工商户及私营企业协会兼职，旅游费用由会员企业掏腰包。有的社会组织被主管部门授予部分行政、准行政等职能，像政府机关一样享受级别“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