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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旭飞:试析查韦斯执政14年的主要成就与失误

2013年03月06日10:30
来源:财经网
原标题 [方旭飞:试析查韦斯执政14年的主要成就与失误]
  内容提要 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取得了重要成就,如委内瑞拉民众的政治参与度提高;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和战略部门;社会状况得到显著改善,等等。但查韦斯执政14年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如缺乏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行政权尤其是查韦斯总统的权力过度集中;政治和社会分化严重;经济严重依赖石油部门;国家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投资环境恶化;通胀率居高不下;公共安全形势恶化,住房短缺严重等。

  关键词 查韦斯 玻利瓦尔革命 21世纪 社会主义 参与制民主

  1998年12月6日,委内瑞拉“第五共和国运动”候选人查韦斯在总统竞选中提出了打倒腐败政治精英和进行“玻利瓦尔革命”的口号,取得了广大贫民的支持,一举获胜。1999年2月2日,查韦斯就职总统,宣布要兑现竞选承诺,实行“和平、民主革命”。查韦斯政府代表穷人、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各个阶层、对社会不满和期望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民众的基本利益,其主要对手是传统的政治精英、富人和金融寡头等保守派势力。查韦斯上台后,面临支持他的“查韦斯主义者”和反对他的保守派势力之间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两极分化和对立。在保守派导演的2002年4月政变破产后,委内瑞拉政治经济形势一度恶化,但是,查韦斯政府没有改变“玻利瓦尔革命”的方向,继续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实施全面调整,并进一步提出了实现“21世纪社会主义”的目标。

  查韦斯虽然不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传统激进左派(如智利的阿连德政府和尼加拉瓜的第一任桑解阵政府)那样追求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进行根本的变革,但是,他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和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努力,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今拉美最激进的左派

  。查韦斯在言辞和行动上的激进路线,导致14年来国际社会对他的评论形成两极分化之势。支持者称其为委内瑞拉贫民的救世主,反对派则指责他是扼杀民主的独裁者、麻烦的制造者和“拉美坏左派的代表”,等等。

  本文的重点是考察查韦斯执政期间委内瑞拉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主要政策调整措施,总结查韦斯执政14年来的主要成就与失误。对查韦斯执政期间的成就与失误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查韦斯总统三次获得连任及2006年总统选举后支持率下降的原因。

  一主要成就

  查韦斯总统执政14年期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

  (一)政治领域的主要成就

  为确保在竞选中提出的“玻利瓦尔革命”运动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查韦斯上台后首先在政治领域对旧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进行改革。查韦斯不仅严厉批评传统政党追求的政策措施,而且对帮助这些政党维持权力控制的政治体制进行抨击。他认为,委内瑞拉需要根本摆脱过去失败的新自由主义和寡头民主政治,建设新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委内瑞拉的旧政治体制是腐败的、自私自利的、对贫困人口实施政治歧视的以及对人民的要求无动于衷的;要建设新的政治制度必须把最高权力从传统政党手中转移到人民手中。查韦斯上台后在政治领域实施的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解散议会,成立新的立法机构全国立宪会议,起草新宪法。1999年12月,委内瑞拉新宪法《玻利瓦尔宪法》在全民公决中通过。《玻利瓦尔宪法》的起草和通过,是查韦斯上台后实施政治变革的开端。自1999年年底新宪法通过至今,查韦斯政府在政治改革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对委内瑞拉的民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建立参与制民主是查韦斯政府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标,也是新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1999年新宪法规定:委内瑞拉立国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建立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权利国家”,国家既要保证个人民主权利,又要保证社会权利,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国家;建立一个新的一院制的全国代表大会、一个新的最高法院和新的选举委员会,用它们分别代替旧的代议制民主政治的立法、司法和选举机构;建立一个“参与制和主人公制的”民主。1999年新宪法强调了人民参与权、集体权及公民应享有的各项社会经济权利。实际上,1999年宪法是根据人权和公民参与的原则规定了“玻利瓦尔革命”的法律基础。宪法第62条规定:“所有公民有权自由参与公共事务”,“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制定、执行和管理的参与是实现主人翁民主的必要条件”。第70条规定了公民有权参与的各项活动,如“公务员的选举;全民公决;对公众意见的咨询;公务员的罢免;立法、立宪和选举的倡议;市政会议;公民集会”,等等。

  为实现上述目标,查韦斯政府建立了参与制民主的各种组织形式,如玻利瓦尔小组(CírculoBo-livarianos)、卫生委员会、合作社、城市土地委员会和公社委员会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公社委员会(ConsejosComunales,又译社区委员会)。查韦斯把公社委员会看成推动委内瑞拉参与式和主人公式民主的重要机制。这是一种新型的地方和基层的民主政治机构。根据2006年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公社委员会法》,在城市,每200~400户家庭即可建立一个公社委员会;而在农村,每10~20户家庭即可建立一个公社委员会;在印第安人聚居地区,10户以上就可建立公社委员会。委员会所有重要决定都必须经过公民集会讨论和多数票通过,公民集会必须有本社区30%成年人出席。查韦斯政府通过在基层创建公社委员会等组织,促进居民在涉及自身利益与社区发展的公共工程等方面的积极参与,从而在委内瑞拉全国范围内推行参与制民主,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到2007年年底,委内瑞拉在全国共建立了3.3万个公社委员会,约有800多万人参与。

  除建立一系列公民自治组织作为参与制民主的重要组织形式外,查韦斯政府还通过选举来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国家决策,体现公民在公共事务中的主人翁地位。查韦斯上台之后,委内瑞拉共举行了5次全民公决、3次总统选举和若干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为了获得选举胜利,查韦斯政府进行了大规模动员。除2007年举行的宪法修正案公投遭到失败之外,几乎每一次选举都以查韦斯的胜利告终。查韦斯政府建立的选举参与机制就像一台发动机,不断地为查韦斯的选举胜利和保持个人的较高支持率提供动力。

  查韦斯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称为“使命”的社会计划,如“罗宾逊计划”“里瓦斯计划”和“苏克雷计划”等。这一系列社会计划的实施不仅为改善穷人的境遇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由于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强调人民对计划的设计和参与,从而使“使命”计划成为委内瑞拉建设参与制民主的重要机制。

  查韦斯政府建设参与制民主的措施不仅使更多的委内瑞拉人融入政治进程,还使他们获得比过去更多的参与机会,促进了传统上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的民众尤其是穷人的政治参与。在委内瑞拉,有投票权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8年的79%提高到2010年的92%。选民在总统选举中的参与率从1998年的65.5%上升到2006年的74.6%。许多贫民在查韦斯执政期间第一次参加了选举。

  印第安人、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扩大。1999年新宪法共350个条款中有110多条罗列并阐述了公民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人权和政治权、社会权、家庭权、教育权、经济权、土著人权益以及环境权等。1999年宪法规定印第安人享有一些新的权利,如本民族语言、文化和领地权以及在全国代表大会中享有3个固定席位的权利。委内瑞拉的印第安人运动在查韦斯政府的长期支持下也有了较快发展。在印第安人口密度最大的亚马孙州,印第安人政党“亚马孙州多种族人民团结党”与查韦斯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结成了联盟。2005年,该党赢得亚马孙州7个市长职位中的2个,在议会中获得1个席位。该州另一个印第安人政党“印第安人统一运动党”也在议会中获得了1个席位。2006年,在印第安人运动的推动下,议会通过了保护印第安人权益的《土著人民和社区组织法》和《“印第安人市”政府法》以及保护印第安人权益不受外国跨国公司侵犯的法律。史蒂夫·埃尔内(SteveEllner)认为,查韦斯执政期间实施的一系列政治参与措施和社会动员增强了妇女、非裔委内瑞拉人和土著居民等弱势群体的自信、骄傲和效能感。政府的社会计划强调社区居民的参与,从而把社区与贫民窟都融入政治生活。

  查韦斯政府促进政治参与的措施导致委内瑞拉的民主制度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承认。根据权威独立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计(Latinobarómetro)民意调查报告显示,查韦斯执政期间,委内瑞拉民众对民主的满意度得到提高。在委内瑞拉,认为“民主比任何其他一种制度都稍胜一筹”的委内瑞拉人占本国人口总数的84%,比1998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比拉美国家平均数高出23个百分点;对本国民主制度感到满意的人数占49%,比拉美地区的平均数44%还高出5个百分点;表示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数占35%,而地区平均值只有26%。

  (二)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主要成就

  查韦斯执政期间,在经济领域采取了国有化、土地改革等措施,在价格、汇率和货币等领域加强了控制,在社会领域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救助计划。查韦斯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取得了重要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国家掌握了本国经济的命脉和战略部门。查韦斯上台后,停止了正在执行的私有化(如对医疗体系的私有化),而且对一系列行业实施了国有化,包括石油开采和提炼,电信、设施、钢铁和水泥,等等。2001年的《碳氢化合物法》规定,与外国公司的石油合作项目中,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须占股份51%以上,还增加了矿区使用费和所得税。除了《碳氢化合物法》规定的政策调整外,查韦斯政府单方面改变了政府与石油公司签署的协定。2003年2月,查韦斯宣布对石油部门实现“完全主权”。除了对石油部门实施国有化外,查韦斯政府还将国有化扩展到电话、电力、水泥、钢铁、大米加工场、咖啡企业、银行、超市和酒店等行业,使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

  其二,改变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时期的放任自由政策,提高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查韦斯政府在货币、价格和贸易政策方面实施控制措施。《外汇制度管理法》授予行政部门对外汇市场实施干预的权力。2002年年底的工人罢工导致国家石油公司(PDVSA)的生产陷入停顿,本国货币博利瓦尔(Bolivar)急剧贬值。2003年1月22日,中央银行停止了国内货币的交易。不久,查韦斯颁布法令,建立外汇管理局(CADIVI),负责外汇管理和用汇审批。2005年2月,为遏制通胀和投机,查韦斯颁布实施价格控制的法令,规定由生产部来管理食品、药品、原材料和基本服务等领域的400种主要消费品的价格。

  查韦斯还实施了土地改革。2001年11月,查韦斯颁布了《土地法》,宣布限制土地私人所有的规模;把闲置土地分配给农民和合作社。根据全国土地委员会的统计数据,到2003年年底,全国共有220万公顷土地分配给了13万个农民合作社。2005年1月,查韦斯颁布了加速土地改革进程的法令《萨莫拉法案》,规定由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农村发展委员会及委内瑞拉农业组织共同负责土地改革计划的实施。全国土地委员会负责调查私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状况。政府将把闲置的土地征收过来并给予适当补偿,然后分配给农民合作社。政府将与土地所有主进行谈判,如若土地所有主拒不配合,政府将强制征收。查韦斯政府的土地改革对农业部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为大量农村人口分配了土地,还为他们提供了贷款、技术培训,提高了他们融入市场的能力。

  其三,查韦斯政府积极推动委内瑞拉资本和技术来源及贸易关系的多样化。查韦斯政府主张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拒绝对美国的政策言听计从。查韦斯积极推进与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国家的经贸关系,促进了投资、技术和贸易关系的多样化。查韦斯政府还积极推行能源外交,利用石油做“催化剂”,推动地区能源一体化。2006年5月以后,委内瑞拉先后与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巴拉圭等拉美国家签订了有关能源合作的协议。2006年6月底,查韦斯同13个加勒比国家领导人签署协议,承诺向该地区供应低价石油。在拉美地区之外,查韦斯政府一方面加强与俄罗斯、卡塔尔、伊朗等国的能源合作,另一方面同白俄罗斯、越南、马里等国签订能源协议,在能源勘探、生产、提炼等方面向它们提供帮助。委内瑞拉还停止了查韦斯政府认为不合适的贸易协定,如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签署的三国集团,退出安第斯共同体。查韦斯政府设法加入南共市。查韦斯的能源外交,不仅提升了委内瑞拉在本地区和世界上的地位,还为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出口提供了条件。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委内瑞拉对美国石油出口量曾高达约日均200万桶,到2011年已降至94万桶。

  其四,在社会领域,查韦斯提高社会支出,实施了一系列称为“使命”的社会计划。在石油收入的支持下,2003年以来,查韦斯政府在医疗、教育、食品分配、住房等领域实施了30多个“社会使命”计划,为改善社会发展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旨在提高识字率的“罗宾逊计划”;为穷人提供基本医疗的“深入贫民区计划”;通过政府开办的便利店为穷人提供补贴食品的“梅卡尔计划”,等等。2011年以来,又推出了为居住条件恶劣的家庭提供设施完善、价格低廉的住房的“大委内瑞拉住房使命”;向孕妇、贫困儿童和残疾人提供援助的“我的人民之使命”以及旨在减少极端贫困、帮助少女应对早孕问题的“委内瑞拉之子使命”等社会计划。

  查韦斯政府实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改善了委内瑞拉的社会状况。1998~2009年,贫困家庭比重从49%降至24%,极端贫困率从21%降至6%。失业率从1999年年初的14.5%降至2010年年底的7%左右。基尼系数从1998年的0.49降至2010年的0.39,是拉美国家中最低的。查韦斯执政期间,委内瑞拉的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例如,在教育领域,大学入学率大幅增加,从1999年的每千人的28人上升到2007年的每千人的78人(1999年的大学在校生从65.6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10万人);小学入学率增加了50%,从1999年的40.6%升至2008年的60.6%;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占GDP的比重从1999年的4.87%增加到2008年的6.34%。在医疗卫生领域,婴儿死亡率从1999年的19‰降至2008年的13.9‰;委内瑞拉人的预期寿命从2000年的72.4岁升至2009年的73.9岁。在社会保障方面,政府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资金投入从1999年的占GDP的2.28%增加到2008年的4.75%;在社会保障覆盖率方面,覆盖率从2000年占60岁以上老人的20.3%升至2009年的43.3%。据拉美晴雨计的报告,在委内瑞拉,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的人占84%,在拉美位居第二,大大超过了71%的拉美平均水平。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0年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报告,委内瑞拉人类发展指数为0.696,在169个被评国家和地区中居第75位,为“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根据该指数报告,目前委内瑞拉营养不良人口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的11%下降至3.25%,远低于拉美地区平均比重6%,贫困人口由1999年的49.4%降至2008年的27.6%,极端贫困人口由21.7%降至9.9%,已提前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

  二主要失误

  查韦斯政府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查韦斯的执政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一)政治领域的失误

  其一,行政权尤其是查韦斯总统的权力过度集中。在政治上,查韦斯的执政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靠他个人的威信和能力。因而,在“玻利瓦尔革命”向“21世纪社会主义”逐步推进的过程中,查韦斯总统的个人权力也进一步加强。查韦斯认为,要建设新型的政治制度,需要一个能够团结人民、领导人民朝着一个更加民主、平等的社会秩序而奋斗的领袖。他还认为,权力的集中对于执行经济、社会政策改革是必须的,因此必须夺取传统政党对议会、司法、国家官僚机构及其他政府机构的控制权,以便阻止传统政党妨碍新政府改革议程的实施。

  查韦斯总统的政治权威和个人集权首先是通过制宪和修宪过程实现的。1999年新宪法扩大了总统权力。它规定,总统有提升高级军官、任命副总统、举行公决和解散全国代表大会等权力,总统的任期由5年改为6年。虽然新宪法授予公民许多新的权力,并且限制了总统的某些特权,但在权力平衡上,1999年宪法授予总统的权力明显多于委内瑞拉的任何一个政治机构。哈维尔·科拉莱斯认为,自民主转型以来到1999年,没有一个拉美国家的宪法像委内瑞拉1999年宪法那样授予总统如此多的权力。

  2007年,查韦斯向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修改1999年宪法的提案,主要内容包括总统任期由6年改为7年,取消总统的连任限制等。此次修宪在全民公投中被否决。2008年年底,查韦斯再次提出修宪提案,要求允许包括总统在内的各级民选官员和各级议员无限制连任。在2009年2月15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这一提案获得通过。

  查韦斯总统还通过委任立法权加强集权。从1999年上台执政至今,查韦斯先后三次获得委任立法权。第一次是在1999年4月,当时议会授予查韦斯为期6个月的委任立法权,授权范围为经济和金融领域。查韦斯利用这一特殊的权力颁布了46条法令。2000年11月,全国大表大会第二次授予查韦斯委任立法权,期间查韦斯颁布了50条法令,其中包括争议很大的《土地和农业发展法》。2007年1月31日,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授权法》,再次赋予查韦斯委任立法权,总统可在经济、财政、社会活动、土地、人民权利、安全与防务等10个领域享有为期18个月的特别权力,可颁布与法律同等效力的政令法规。2008年7月31日,即《授权法》到期的最后一天,查韦斯颁布了26部法律,内容涉及武装力量、公共管理、社会保障、银行、农业生产和旅游等领域。查韦斯通过委任立法权颁布法令的做法引起了反对派的大规模抗议。

  查韦斯执政期间,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将最高法院法官人数由20名增加到32名,并任命了自己的亲信,削弱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从而侵蚀了对行政权的横向问责机制。查韦斯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将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将2/3多数原则改为简单多数原则。有人认为,委内瑞拉的全国代表大会已成为总统议案的橡皮图章,而不是一个协商和审议机构。查韦斯执政后,委内瑞拉的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总统占主导,议会附庸”的关系。

  查韦斯个人集权致使委内瑞拉的政治变革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查韦斯的个人领导。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和最高立法机构受到行政权的控制而导致缺乏对查韦斯总统权力的必要监督与制衡。此外,查韦斯个人集权导致玻利瓦尔革命运动的可持续性必须依赖于查韦斯总统。这种依赖性,反过来使运动的支持者很难批评革命运动,因为所有的批评都指向革命所依附的个人即查韦斯本人。因而,查韦斯的个人集权实际上导致玻利瓦尔革命的脆弱性。

  查韦斯的集权还引起了反对派的日益不满,他们常常攻击查韦斯不尊重民主体制,是一个具有拉美民众主义传统的独裁的考迪罗。

  其二,国内政治分化加剧。查韦斯政府的激进改革得到了委内瑞拉中下层人民的支持,同时也引起了反对派的强烈抵制和反抗。查韦斯执政后,反对派多次发动大规模的罢工、游行示威等反抗活动,2002年4月甚至发生了反查政变。对此,查韦斯及其支持者争锋相对,在对待政治反对派方面表现得相当具有攻击性,尤其是2002年反对派的军事政变失败后。他们常常以大规模街头示威来表达对反对派领袖的强烈谴责,甚至对部分反对派领袖进行有争议的刑事指控,并把其中一些人驱逐出境。

  查韦斯政府还加强对媒体的管制,以弱化反对派力量。查韦斯采取了多种强有力的手段来控制媒体,如实施严厉的法规、关闭反对派媒体、减少私人媒体的规模和经营范围等。《全国电信法》规定,为了广播频道的民主化和保护委内瑞拉人民的精神健康,国家有权“废除媒体大地产”。《社会责任法》还禁止媒体发布影响国家安全或不尊重民选官员的信息。政府还以不适合孩子收看为由禁止某些新闻在黄金时间播出。政府还规定,私人电台每周必须免费播出70分钟的政府宣传节目。到2008年中期,总统的个人电视节目“您好!总统”共播出了311次,每一次播出的时间平均为4小时21分钟(2006年,平均播出时间是6小时22分钟)。查韦斯政府还常常攻击反对派媒体。2007年,政府拒绝再次颁发加拉加斯广播电视台(RCTV)的营业执照,引起反对派的抗议。查韦斯政府时期,还扩大了对新闻媒体的国家所有权。查韦斯政府执政之初,政府只控制一家电视台、一个调幅广播电台和一家调频广播电台。到2007年,政府控制了85%的电视信号(6个频道)、2家国家级广播电台、1家新闻社、3000家社区广播电台以及近100家互联网门户网站。

  在RCTV被关闭之后,委内瑞拉只剩下3家私人电视台。根据委内瑞拉官方文件,目前52%的委内瑞拉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处在政府控制之下或者支持查韦斯。

  查韦斯政府加强对反对派的攻击和控制,致使反对派生存空间缩小。查韦斯执政后,委内瑞拉的政治体制已从一个执政者的利益和反对派的成本都有所限制的制度转变成为一个执政者的利益和反对派的成本同时被扩大的制度。围绕着查韦斯及其倡导的革命运动而产生的政治分化在2007年的修宪公投之后表现得日益明显。在人口集中以及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反对派力量强大,而在一些现代化和工业化程度较为落后的州,支持查韦斯的力量超越了反对派的力量。例如,在2008年地方选举中,反对派赢得了苏利亚州、米兰达州、卡拉沃沃州和加拉加斯市等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4个州级行政单位的行政长官职位。

  其三,委内瑞拉政治文化中的庇护主义仍未根除。庇护主义(Clientelism)是委内瑞拉政治文化中的一大弊病。在两大传统政党交替执政时期,政府职位由两党垄断。政党领导人当选总统或州长后,必以政府职位或企业管理岗位回报支持者。查韦斯执政后,委内瑞拉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动员、授权和参与成为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庇护主义并未被根除。查韦斯政府竭力阻止反对派人士获得公职。这种做法主要体现在“塔斯孔名单”(TascónList)。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路易斯·塔斯孔(LuisTascón)将所有在罢免查韦斯总统的公民投票请愿书(2004)上签名的人都列入此名单。庇护主义还体现在查韦斯执政时期建立的各种社会基层组织。这些社会基层组织以失去独立性为代价,支持查韦斯总统,并获得政府的拨款。2001年成立的玻利瓦尔小组就是这样的组织。因在阻挠2002年4月的政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该组织随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反对派的眼里,玻利瓦尔小组俨然是被总统利用来弱化反对派的查韦斯主义的冲锋队。查韦斯成立的其他社会组织中也存在相似的倾向。显然,在庇护主义的政治文化中,对个人和宗派的忠诚比对政治理想或原则的忠诚更为重要。如果受庇护者对庇护主提出批评,就会失去庇护。因而,这种庇护主义政治文化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

  (二)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失误

  其一,对石油部门的过度依赖。查韦斯执政期间,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努力实现经济多样化,但是委内瑞拉经济对石油出口的严重依赖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委内瑞拉的经济社会成就与国际油价走势密切相关。据统计,1999年至2009年,委内瑞拉的GDP增长率与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动呈现出高度正相关的关系,反映了委内瑞拉对石油的严重依赖以及非石油经济的薄弱。1999~2009年,除2002年和2003年因国内政局不稳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之外,1999年和2009年国际油价下跌的两个年份,委内瑞拉经济分别出现了6%和3.3%的负增长;而2004~2008年国际油价走高的5年,委内瑞拉经济则出现了10%的年均增长率,也是查韦斯执政后委内瑞拉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对石油部门的严重依赖,增加了委内瑞拉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和风险。石油收入还是委内瑞拉公共支出和各项“使命计划”的主要资金来源。政府每年从国家石油公司抽取资金用于社会计划,从而提高了玻利瓦尔革命的可持续性方面的风险。

  其二,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委内瑞拉通过国有化、收购全部或大部分股权、没收、直接补贴、特殊贷款、增加支出、不友好的商业监管等方式,急剧增强了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导致委内瑞拉投资环境的急剧恶化。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2013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已成为拉美地区最不易经商的国家。该报告从10个影响企业经营的政策性指标对全球185个经济体的营商便利度进行了评估和排名,委内瑞拉排名第180位,退居拉美地区之末。

  其三,委内瑞拉还面临通胀率居高不下和严重的资本外逃问题。查韦斯执政时期,委内瑞拉面临严重的通胀压力。2002~2011年,委内瑞拉消费价格指数平均达到了24.65%,2008年曾高达31.9%。为遏制通胀,查韦斯政府采取了固定汇率和扩大进口等措施,但是收效甚微,2011年通胀率仍高达28.9%。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投资环境的恶化导致委内瑞拉资本外逃非常严重。自2003年实行外汇管制以来,委内瑞拉外逃资金累计已达1115亿美元,占本国2010年GDP的59%,相当于外汇储备的4倍。

  其四,查韦斯执政时期,存在腐败、治安状况恶化和持续的住房危机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查韦斯政府内部贪污成风,腐败严重。2011年,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国家清廉指数排名中,委内瑞拉在182个国家中列居172位,在美洲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2003~2011年,委内瑞拉的清廉指数已经由2.5连续降至1.9。反对派指责查韦斯政府内形成了一个“玻利资产阶级”(Bolibur-guesia),这些人利用石油收入从事投机倒把活动,侵吞国家资产。所谓“玻利资产阶级”,包括在黑市和灰色市场上的投机倒把分子、征收“额外收费”的政府官僚、做石油买卖的中间人、洗钱分子以及贩毒集团头子和成员等。

  查韦斯执政期间,委内瑞拉公共安全形势恶化。查韦斯执政上台之初委内瑞拉存在严重的腐败和有罪不罚的现象。但是,在“玻利瓦尔革命”进行了10多年之后,委内瑞拉的公共安全形势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2011年,在首都加拉加斯街头每天有超过10人被杀,谋杀、绑架、抢劫等案件日益增多,使得委内瑞拉成为拉美地区数一数二的危险国家。

  查韦斯执政时期未能解决的另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是持续的住房危机。1999~2010年委内瑞拉的住房短缺量从100万套增加到200万套。为解决住房危机,虽然查韦斯政府采取了包括对水泥厂实施国有化在内的许多措施,但是由于住房部门长期办事效率低下、腐败严重而致使问题一直不能缓解。

  三 结论

  在过去的14年的执政中,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取得了重要成就。1999年以来,查韦斯政府在建设一个“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参与制民主”的目标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进行了动员和授权,使穷人尤其是印第安人的政治参与度得到明显提高。但是,查韦斯执政期间形成的政治体系存在明显的缺陷,如缺乏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行政权尤其是查韦斯总统的权力过分集中;政治和社会分化严重;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等等。在经济方面,查韦斯政府通过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提高政府支出、加大社会投入等措施,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寡头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局面。但是,委内瑞拉仍未能改变经济结构单一的历史问题,还面临高通胀和严重的资本外逃问题。另外,查韦斯政府在教育、卫生等社会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贫困率和极端贫困率显著降低。尽管如此,委内瑞拉社会仍存在公共安全形势恶化、住房短缺严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查韦斯执政14年间,其政策的调整和变革对委内瑞拉的影响是多重的,既获得了重要成就,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见,我们对查韦斯政府时期的成就和失误不能进行简单化的评价,既不能像部分西方媒体和政论家那样对查韦斯和查韦斯运动进行妖魔化,也不能不加批评、一味乐观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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