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耿雁冰 北京报道
“现在有人认为,”摸石头“摸太久,忘记自己要过河”?
“摸石头是找规律,并非不过河。”3月4日,政协分组讨论间隙,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接受本报的独家专访时说。
施芝鸿先后参与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文件起草工作,以及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相关工作。
十八大报告发布后,他到各地做了超过30场十八大专题讲座。因他身为中国共产党最高智囊机构成员,又有参与重要文件起草的经历,在宣讲报告中,他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喻为中国改革已经摸到的“三块石头”,引发各界讨论。
在他看来,从摸石头中能够寻找到规律,下一块“石头”,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观和微观体制。
没有改革探索,顶层设计靠不住
《21世纪》:前段时间你到很多地方做了十八大的宣讲报告,反响非常强烈,尤其你提出的摸到三个石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还有科学发展观,从时间顺序、理论内涵上怎么理解“三块石头”?
施芝鸿:“三块石头”是按照改革开放的时间顺序,邓小平理论是第一块石头,摸到这块石头意味着我们在认识论上过了一块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石头;接下来“三个代表”,在认识论上知道我们怎样建设党;第三块摸到是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提供的是认识论上实现怎样发展这块大石头,这些都改变了我们的领导作风。
有些人说,是不是摸到石头就等于过河了呢?我说摸到石头只是过了三条认识上的大河,但是认识上的大河过了,不见得摸着石头过河的任务解决了,摸石头就是摸规律,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来说,没有过时的问题,所以改革的深水区里,还是继续把摸着石头过河同改革的顶层设计要结合起来,没有改革探索,顶层设计是靠不住的。
有了顶层设计,还得要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牵动全局搞好试点,去搞好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实践,有一些地方当改革的实验队、实验区,把摸着石头过河跟实践结合的越好,我们改革搞的就越好,才能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国家发展的需要,符合人民利益的需要,所以当前把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问题强调起来。
《21世纪》:现在有人认为,“摸石头”摸太久,忘记自己要过河,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施芝鸿:摸石头过河是一个比喻,毛主席的比喻,我们的任务是过河,过河就要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船和桥到了邓小平那里就比喻成了石头,这样具象的比喻,并非说我们只摸石头不过河,事实上,当我们摸到具有理论基础的大石头,朝着过河这个规律性的东西向前跨进了一步,摸石头是摸规律,改造客观世界需要找规律。
任何时候,一切经过试点和试验,有人说摸石头过河已经过时了,但是整个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不会过时的,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把具象理解的有点窄了。
我们一边搞顶层设计,一边摸着石头过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允许摸着石头过河,把摸石头过河结合起来,没有试验,一步搞成另外的体制,苏联吃的就是这个亏,请哈佛大学的教授帮着搞了一个顶层设计,把党搞垮了,教训在这里。
多个领域制度供应匮乏
《21世纪》:你讲到摸着石头要看规律性,从前面几块石头的规律性,你觉得未来在哪一块更容易或者更可能摸到石头?
施芝鸿:未来我们觉得怎样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有法律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生态问题等等,这都是些宏观的体制规律,但是中观和微观的我们恰恰还很薄弱。
现在有一个矛盾,我们一方面有多个领域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就是多个领域的制度供应匮乏,这是我们面临的极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摸石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后定型、完善的大石头。
《21世纪》:目前这个问题侧重理论还是实践方面的探讨?
施芝鸿:理论和实践都要,完善机制有理论认识的问题,还有实践的探索。
《21世纪》:跟我们讲的顶层设计之间有什么联系?
施芝鸿:也有联系。只有认识上去了,顶层设计搞好了,再把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才能搞好。
《21世纪》:比较几次党代会报告,从最初的“三位一体”拓展为“五位一体”。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施芝鸿:这个五位一体对于老百姓有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生态利益,每一次加进来都不是任何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人民群众需要党在五个方面满足他们的权益和利益。相信围绕这五大利益我们把这个制度框架建设的更好,围绕这些制度框架完善,会摸到更多的系统。
《21世纪》: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两个一百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怎么理解?
施芝鸿:这是十八大体现出来的自信心和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在中国梦的实现道路上竖起了高高的里程碑,以前大家感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不明确,到底什么程度才是现代化呢?两个里程碑竖起来了,建党一百年时建成小康社会,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小康现代化国家,再奋斗几十年,我们国家实现完全现代化。
探索民主需要制度保证
《21世纪》:你今年有提案吗?
施芝鸿:没有提案,我现在还处于适应过渡阶段。
《21世纪》:以前从事幕后智囊工作,现在到政协这样一个开放的前台,对这个转变有什么感受?
施芝鸿:过去是在党的高级领导机关,从事的是党内民主和决策民主的研究,现在是研究协商民主,这里有个转视角、转观念的问题。在新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舞台,进一步跟新、老政协委员把协商民主问题研究的更透彻,贯彻的更直接,建设的更完善。
《21世纪》: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政治协商单独成段,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强调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这中间能看出什么变化?
施芝鸿:这实际上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民主形式问题,过去我们对协商民主研究的不多,国际上从八十年代开始就研究了,政协这些年做了一些探索,比如界别协商、提案协商,调研等方面的实践,十八大把这些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协商民主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丰富和完善,沿着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两种形式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越走越宽广,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也越来越宽广,探索出民主新的形式。
《21世纪》:十二届政协有很多新委员进来,大家呼吁希望加强政协在监督这方面的功能,在程序上,甚至在法律层面上有所保障,以后出去调研做的提案更有监督力度,你怎么看?
施芝鸿: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几项功能恐怕都要把它统筹起来,大家上午发言里面也都谈到了,搞好多党合作本身就有监督的问题。过去毛主席和邓小平强调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现在习总书记强调共产党要能够容得下批评,所以新一届政府里面领导有这个传统,把民主监督问题搞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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