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之子的“红色提案”

　　2013 年2 月25 日，徐小岩在家中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

　　刘畅

　　2013年2月25日，踏着瑞雪，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岩。一进家门，会客厅里的一幅油画就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这是父亲正在补衣服，被抓拍了下来，后来一位画家画了这幅作品送给我们作为纪念，我们就一直挂着。”不知不觉已经站在记者身旁的徐小岩解释说。从军45年，徐小岩曾任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中将军衔，现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你们请坐，先喝杯茶。”他话语平易、谦和，没有官架子，言谈举止显露出军人特有的气质。指着徐向前亲笔题写的“人民的公仆”几个字，他与记者聊了起来。

　　父亲一生追求真理

　　在徐小岩看来，父亲的一生影响了自己的人生态度。

　　1901年，徐向前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是家中第二个男孩。1919年，他考入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随后决定投笔从戎，报考黄埔军校。1924年，徐向前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学员，并有幸成为孙中山卫队的一员。

　　当时在黄埔，蒋介石每月都会找学生谈话，发掘人才，但徐向前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一直没能入他的“法眼”。后来，徐向前参加了东征战役，经受了革命战争的洗礼，还加入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受到蒋先云等共产党员的影响，萌生了革命思想。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徐向前去了冯玉祥部国民第二军。军阀部队中贪污、吃空饷、军纪败坏等现象比比皆是，与黄埔精神格格不入，使他非常苦闷，决心离开这种部队。

　　1926年底，徐向前来到武汉，从汉口到武昌，一路标语满目、歌声震天，令他深受鼓舞。不久后，他被任命为武汉军校总队政治大队第一队少校队长。徐向前广泛阅读了列宁的著作和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书籍，明确了自己的信仰。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关头，徐向前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先念在纪念徐向前的文章中曾写道：“他对人生是严肃的，确定信仰决不随波逐流，而是执着地追求真理。”父亲坚定执着的人生态度，让徐小岩终身受益。

　　“父亲参加革命后，只回过家乡4次。”徐小岩感慨道。这4次当中，有两次意义特别重大。一次是在1937年，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做阎锡山的工作，而徐向前是山西人，是阎锡山的同乡，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他随同周恩来、彭德怀一同去见阎锡山。那一次，徐向前只在家乡停留了3天。解放战争时指挥山西战场作战，则是徐向前最后一次回家乡。他率领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与阎锡山作战，解放了山西全境。“父亲用解放山西这样的特殊方式，回报了养育他的土地。”徐小岩说。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等职，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粉碎“四人帮”后，徐向前出任国防部长。1985年，他主动提出辞职，为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做出了表率。

　　徐向前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1984 年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徐向前担任首任会长，这也是他晚年担任的唯一职务。他的爱国热忱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强意志，感动并凝聚了海内外的黄埔同学。许多台湾和海外的黄埔同学都成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积极支持者。

　　一生光明正大，从不为己诉曲

　　作为家中的独子，徐小岩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但每当有记者问起他记忆中父亲讲过什么有意义的话、做过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时，他总是无言以对。“可能这就是父亲，他在家中很平凡，我丝毫感受不到父亲是多大的官，我们的相处就像其他普通家庭的父子一样。”徐小岩说，“公私分明”是家中永恒不变的家规，“父母是这样要求孩子们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老革命，1928年就担任过松滋县的县委书记，组织了轰动荆州大地的松滋起义，还曾是黄埔军校的学员，当年考入黄埔六期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父亲虽是军人，平时话不多，但对母亲却非常体贴。”徐小岩回忆道，每次同妻子散步，平日走路大步流星的父亲，总会特意放慢脚步。“母亲晚年用的拐杖，也是父亲特别制作送给母亲的。他怕竹拐杖太滑，专门找来胶条，一圈圈地缠在上面，还专门在拐杖底下安上防滑的橡胶头……”在徐小岩记忆中，疼爱归疼爱，即便母亲，每天也都和普通人一样坐公交车来回上下班，从不能使用父亲的专车。

　　人们提起徐向前，总忘不了他“布衣元帅”的称呼。他一生简朴，从新中国成立到他80岁高龄，对家中用的每一滴水、一滴油、一度电都非常注意。“五谷杂粮、粗茶淡饭，父亲吃了一辈子。”每年春天，榆树结了榆钱，柳树发了嫩芽，徐向前都会叫炊事员采来“加菜”。“我爱人第一次到我家吃了‘野菜席’，回去以后还闹了笑话。她母亲问她在徐老总家吃了什么？她老实地说，‘说不清是啥，就记得吃了‘一堆草’。”说起这些往事，徐小岩感慨不已：“老一辈的这些品质，真的值得我们反思。”

　　有一年夏天，徐向前在北戴河疗养，胡耀邦等几个老部下前去探望，徐向前留他们吃晚饭。“一大锅稀饭，再放一点面条、大块土豆、豆角和一些肉一起炖，大家就穿着背心，呼噜呼噜地吃开了。这就是当年的高级领导人聚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徐小岩记忆犹新。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别山老区的几位同志来北京看望徐向前，当时徐向前已经生病，在躺椅上接待了他们。老区来的同志担心他的身体，一开始只报喜，不报忧。徐向前越听越不高兴，问道：“群众生活到底怎么样？有没有吃不饱饭的？”这一问，顿时冷了场。最后，一个小伙子告诉徐向前：“您还记得七里坪吧？我们下去做调查，那里群众生活依然很苦，有个姓王的，全家7口人，只有6个碗……”徐向前听了，不自觉地从躺椅上慢慢坐了起来，嘴里喃喃重复着“7口人，只有6个碗……”徐小岩告诉记者，打那之后，父亲一直闷闷不乐，一谈起老区人民，满是愧疚之情。后来，他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国务院老少边穷地区办公室应运而生，统一部署帮助老区人民脱贫。

　　那之后几天，是徐向前82岁寿辰。“父亲那天发了很大的火，因为我们要给他做寿，他一再念叨，还有‘7口人，只有6个碗’的老百姓！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过过生日，只是85岁大寿时，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照了张合影。”

　　徐向前的平易、简朴，对几个子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47年2月，徐小岩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于山西长治呱呱坠地。那年，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的徐向前已经46岁了，在家乡的土地上喜得贵子，他兴奋地将儿子的小脚丫含在嘴里。徐小岩上小学时，全家已经来到北京，住在史家胡同。

　　“我那时在八一小学读书，同学中也可以说都是干部子女，也有互相攀比谁的家长官大的，但我对此毫无概念，不知道‘首长’具体是多大的官，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权。”徐小岩只知道，他从家里到学校的路程很远，步行要一个多小时，坐公交车要倒一次车，车费两毛五分钱。“每次家里会给我3毛钱，但因为嘴馋，有时候在放学路上，我经常把车费拿去买了吃的，于是只能步行回家。”有一天，徐小岩一直走到了晚上7点，天都黑了。徐向前见到儿子，着急地询问，“我说因为肚子饿，用车费买吃的了。父亲没有责备我，但也没有改变规定，依旧是只给 3 毛钱车费。”

　　徐向前一生性格耿直，很反感言行不一的人，曾写下“言之贵在于行，行之贵在于果，大小事皆然”的警语，表明做人、做事的立场。他最厌恶靠阿谀奉承和搞小圈子向上爬的人，这点对徐小岩影响很大。“我在总参通信部做了6年的部长，在我任内成长起来的副师以上的干部就有近百人，但是谁也不会说我有什么圈子，提拔过哪个大家都觉得不应该上的人。我觉得这点还是继承了老爷子的作风，做事对得起良心。”

　　徐小岩的大姐徐志明后来做了医生，直到退休，她还是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二姐徐鲁溪，是徐家几个孩子中最聪明的。她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后来考入中国科学院读理论物理硕士，是我国的第一代研究生，主持的项目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鲁溪一家三口都挤在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后来单位调整住房，才改善了条件。为此，徐向前对她好一顿“审问”，让她十分委屈，最后了解到确实是单位正常调房，不是特殊照顾，徐向前才安下心来。徐小岩的妹妹小涛也是一位平凡的医务工作者。

　　徐小岩永远忘不了1990年6月，父亲因为肺结核住院治疗的那一天。“出门前，父亲无比留恋地望着小院，轻声说‘这次去，就不回来啦……’此情此景，我一想起来就鼻子发酸。”住院后不久，徐向前发起了低烧，病情日渐加重。也许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去世前一个月，他在医院里郑重地留给儿女三条遗言：“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在徐小岩家会客厅右侧墙壁上挂着一幅醒目的墨宝，上面写着：“一生光明正大，从不为己诉曲”，落款是“习仲勋 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时四十分。”徐小岩告诉记者，这幅墨宝有着特殊的意义，“那是在父亲去世那天凌晨，习伯伯赶到医院送别父亲，回家后悲痛万分，立即写下了这两句话，也是对父亲一生最贴切的写照。”

　　特权问题不能容忍

　　在父亲等老一辈人简朴生活的熏陶下，徐小岩一直关注着军队作风建设。就在记者采访前一天，2月24日，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解放军四总部联合印发了《厉行节约严格经费管理的规定》，明确了军队按照战斗力标准花钱办事、严格经费分配与审批等17条具体规定要求。此前，中央军委还出台《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严管军队作风。对此，徐小岩感叹，中央在这时候大力抓这些问题“非常及时”。“像我父亲那一代人，怎么可能出现爬山时就封山、不让其他人走这样的事情？那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能容忍的。他们那一代革命者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是人民群众养育了红军，支持了革命。”

　　徐小岩回忆，父亲在外地疗养时，发现外出有警车开道，非常不高兴，说“我是来休养的，也没有什么急事，为什么要打扰群众？”从此再也不许警车开道了。由于交通拥挤，车子有时走的很慢，他之后索性减少了外出。

　　徐向前平时很喜欢看电影。但他发现，每次去大院看电影，他一进来，全体指战员都会起立欢迎，他晚到，就推迟播放。于是，他索性偷偷跑到家附近的电影院，等电影开始了，才默默进去。“他们那一代人，和人民是血浓于水的关系。我想，这也是习近平主席的切身体会，毕竟我们的父辈都是这样过来的，这也是他血液里的东西。”

　　与记者谈起当前社会上不断出现的各类负面新闻，比如“房姐”、“房叔”、贪污腐败等，徐小岩深有感触。他坦言：“现在咱们的贫富差距悬殊很大，基尼系数很高。这几年让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些人从中钻了空子。这些问题，确实应该解决了。”在部队工作期间，徐小岩也曾遇到过个别人“跑官”、“要官”，他不理解如此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天天说。“对付这种情况，你不理他就是了。他跑来两次，发现你根本没这个意思，也就不来了。送礼的人来，你也不一定非要做什么姿态，表什么演，你冷言两句，他也就走了。”

　　对于这一次中央和军委的严抓严管，徐小岩已经感受到了身边的变化。今年春节前后，他看到部队的廉洁作风转变很明显。“听说很多地方会议从简，年底的聚餐也取消了，很多高档餐厅也都歇业了。这在社会上反应也很好。”

　　唤回“红军精神”，尽到委员职责

　　徐小岩当过两届人大代表，今年又将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两会。他表示，在这次两会上，他打算提出深入研究“红军精神”，弘扬红色文化的建议。

　　在徐小岩看来，“红军精神”不是虚无缥缈的口号，而是出自自己的切身体会。今年年初，他去四川阿坝藏区金川县考察。红军长征时，曾在那里建立过一年多的苏维埃政权。令徐小岩深感震撼的是，数十年过去了，在当地民众心中，红军依然有着崇高的地位。由于路途遥远，徐小岩到当地时，天色已晚，但当地老乡都穿着过节的藏族民族服装，一直殷切地等着见徐总指挥的后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支持红军创建苏维埃政权的那批藏民肯定早就不在了，但红军的事迹在民众之间口口相传，一代代传播着这种精神。”徐小岩深受感动，他还记得当时在途中遇到塌方，一个当地孩子给家里打电话，说他和红军的后代在一起，让家人放心。“那种信任和感情，值得我们反思。一个政党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是怎么赢得民心的？红军从川陕出去后，条件那么困难，到了当地，藏民觉得他们来了就是真心为民，就这么一条。这些历史我想记录下来，这是我还能做的。”

　　在徐小岩看来，要推进体制改革、民主化进程等问题，就要认真地研究历史。“习主席在今年初的讲话中，深刻、全面地阐述了国际共运史，指出我们不能搞历史的虚无主义。”在徐小岩看来，历史有多面性，需要研究，也需要百家争鸣，不能“压着不让讲”。“你不深入研究，不讲清历史的真实情况，就不能掌握话语权，就可能使敌对势力有机可乘。相反，我们好好研究我党我军革命的艰辛历程，才能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走上今天这条道路。研究我们犯了哪些错误，原因在哪里，才能取信于民。” （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