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议医患关系：七成纠纷“症结”在沟通

　　“一个星期通宵达旦地排队挂号,专家5分钟就打发了。”患者的不满溢于言表。

　　“一上午要坐5个小时,看50名患者,连水都不敢喝。”医生的窘状也让人同情。

　　深化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代表委员们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此决心和行动指向,让人们看到医患矛盾化解的希望。

　　一半医学生不愿从事临床，医患矛盾加剧“没有赢家”

　　“到医院就像进了一个黑洞,只能由医生牵着走。”过度的检查、治疗和推诿病人使一些患者不禁疑虑:“我还能相信医生吗?”

　　“我们被患者家属逼到墙角,任凭他们辱骂,有的还要动手,直到警察来才解围。”回想起亲身经历的一场医患纠纷,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儿童医院护士长胡梅英至今心有余悸。

　　医院聘请大量保安,医生戴钢盔上班,患者带录音笔就诊……本应站在同一战壕的医患双方,近年日益走向对立,有时甚至演化为暴力。

　　卫生部统计显示,从2006年到2010年,全国医疗暴力事件陡增70%,仅去年就有数名医护人员被砍伤。一些医生因此自认是“弱势群体”。

　　医患不信任导致了撒网般的检查,医患矛盾则让医生不敢承担风险,延误或推诿患者。“按说只要有1%的希望,医生就要尽100%的努力,但因怕纠纷,一些医生一遇难题就放弃。”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卫生厅厅长李利说,医学是实践科学,不敢探索,疑难杂症可能永远治不了,医学不可能进步。

　　更令人担忧的是,因为执业环境差,一些医生、医学生开始放弃医学事业。调查显示,近八成医生“不让子女从医”;北京市医学院校本科生中,愿意从事临床医学的只有一半。

　　“医患矛盾中没有赢家。”一些代表委员表示,医患矛盾突出,不仅损害双方的信任,而且影响医学的发展,最终受害的是全社会和所有人。

　　七成纠纷“症结”在沟通，“视病犹亲”赢得理解尊重

　　“自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中央投入600多亿元支持了1万多所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这几年社区医院能力有所加强,但人才队伍还是欠缺,难以留住患者。”全国人大代表、卫生部部长陈竺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医院不堪重负。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的日门诊量屡破1万;山东省立医院日门诊量平均为7000多人次,比十年前翻了一番多。

　　优质医疗资源缺乏且过于集中,任务随之加重,这让许多医生身心疲惫,对患者的提问和疑虑难免敷衍。而医患矛盾最直接的原因恰是沟通不够。统计表明,70%以上的医疗纠纷由此引起。

　　全国人大代表宋心仿认为,医生应该多体恤患者,消除患者的疑虑。“只有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才能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只有说不明白的医生,没有听不明白的病人和家属。”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说,医护人员态度差、沟通欠缺,归根结底是医学人文关怀的缺失。“医生一句安慰,患者可能病已好三分。”

　　“医患双方如果多换位思考,就能多一些理解,少更多矛盾。”于金明代表说,“医疗是高风险行业,有很多局限性和不可预见性,面对疑难杂症,医生不可能永远不犯错,但患者对此很难理解。”

　　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则是体制问题。“一定要改掉以药补医的弊端。”陈竺代表说,“如果一个医院、医生依靠从最弱势的群体身上赚钱,医患关系能好吗?”

　　争取利益最大化，医院就会“走上邪路”

　　报销比例提高,大病医保扩容,随着医保制度的完善,人们看病需求得到释放;“零差率”售药、取消药品加成,规定基层医疗一般诊疗费原则上10元左右,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减轻群众看病负担。

　　数据显示,新医改启动后的3年来,全国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由35.3亿增加到62.7亿,个人医疗支出比重下降了20%。

　　医院和医生的工作量则随之增加。我们的工资从何而来?常年超时超负荷工作能保持好态度吗?谁来保护我们的权益?……一篇《医生含泪十问部长》的帖子,引发许多医疗工作者的共鸣。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认为,“医疗卫生行业不能去争取‘利益最大化’,‘以病人为中心’是医卫行业的工作准则,如果争取利益最大化,这个行业就会走上‘邪路’。”

　　为了把医院和医生从医患矛盾中解脱出来,近年各地都在探索医患纠纷处置机制,取得明显成效。山东已有13个市及30个县成立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调解成功率达八九成;江西省也已设立南昌地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但胡梅英代表指出,调解终究是治标,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恢复医患互信才是化解医患矛盾的根本。

　　“最重要的是让基层医院真正强起来,和大医院形成上下联动、沟通,形成‘医疗联合体’。”陈竺代表提出,大医院要建立“全科医学科”,动员大医院的一些医生通过这个平台沉下去,也带动患者就诊下沉。

　　还有代表委员提出,鼓励、规范民营医院发展,满足人们多元化就医需求,是分流患者、缓解就医压力的重要举措。

　　许树强委员则建议,政府及医学教育部门要重视医学人文关怀并进一步开展相关教育;加强医学人文关怀理论、实践及沟通技能的培训,让医学人文关怀根植于医疗实践中,有利于重建“医患信任”。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