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城镇化勿让老农民工回不去 新生代进不来

　　本报特派记者 王丽 文/图

　　农民工的权益问题一直是全国两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体力的不济，老年农民工正在逐步退回农村；而新生代农民工却渴望融入城市。如何创造条件，让他们都能享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对中国的城市化而言，是一个严峻考验。

　　在今年两会上，来自农村基层的全国政协委员刘卫昌，全国政协委员、保定市政协副主席许皞，全国政协委员、沧州市政协副主席何香久，分别从农民工养老、就业、融入城市等多个侧面建言献策，期望新、老农民工都能过上幸福生活。

　　让老年农民工能退回农村

　　全国政协委员、邯郸市肥乡县卜寨村村委会主任刘卫昌告诉记者，卜寨村近九成农民都在外打工，“每到过年就回来了，还没出正月就又出去了”。他说，不仅仅是男人，三四十岁的妇女也愿意到城市里打工赚钱，留在村里的是50岁以上的人了。

　　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80后和更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群体的七成；而老一代农民工中超过50岁的，全国有3600万人，他们大多已退出市场回到了农村。

　　刘卫昌说，相对于城市，他们更熟悉和适应农村的生活。“在我们村和周边村，有着很多园艺花木基地，在花木基地里工作的大都是这批从城市里退回来的老年农民工”。他们每天在苗圃工作8个小时，中午回家吃饭，就像上班一样。“比起城市建筑工地上的单调和离家的辛苦，和老乡们一起干活儿要轻松许多。”

　　刘卫昌2003年建起了300亩的园艺花木基地，如今，已发展苗木种植9600多亩，有1500多名乡亲们在他的苗圃基地内实现了就业，他们多为五六十岁的农民，每天50块钱工资。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刘卫昌还会给最勤劳的一部分人发放奖金。

　　在刘卫昌委员看来，给这些老年农民工在家门口提供一个力所能及的就业机会，不仅可以缓解他们的经济困难，也能缓解他们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和寂寞。他建议要通过土地流转政策支持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不仅仅只有城镇化一条路可走，也可以发展适合自己的农林产业，让这些不习惯城市生活的老年农民工还退回到农村来，变身为农业产业化工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和更好发展。

　　关注老年农民工的养老困境

　　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全国政协委员、沧州市政协副主席何香久更关注他们的养老问题。

　　受多种因素影响，农民工一直是最弱势的群体，没有合同、没有社保、工资也被拖欠。和新生代农民工不同，老年农民工生活相对闭塞，获取信息渠道单一，维权意识和能力也很差，建议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强农民工的维权培训，一方面要加强主动监管，维护农民工工资、社保权益。“经过这些年为农民工讨薪的努力，农民工的工资权益基本得到了维护。但是养老问题又凸显出来，应该引起政府的特别关注。”何香久表示。

　　何香久委员还是沧州市文联副主席，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他长期关注基层，一年当中到农村跑几十趟，对农村情况十分熟悉。他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城市对产业工人的需求量大增，农村人口开始大量外流，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农民工。受历史条件所限，他们工资收入很低，基本上没有任何福利保障。现在这一批农民工年龄已经在50岁以上，虽然都被纳入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但每月55元的养老金，即使在农村也不足以维持生活，更多的人依然需要继续工作或由子女赡养。“希望政府能看到这一群体的养老困境，为了不让更多的农民工陷入这样的境地，更要从现在开始，特别关注农民工的养老状况。”他说，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要和每一位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费，农民工也不例外。虽然有了法律的保障，农民工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的参保状况并不乐观。“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更愿意聘用年轻人，年龄偏大的农民工技能单一、就业竞争能力差，找工作时只能退而求其次，不敢奢求太多的福利保障。另一方面也和政府的监管和执法力度有关系，”何香久委员说。

　　何香久建议政府要出台有力措施，加强监管，维护老一代农民工的养老权益。“如果这件事现在做不好，将来就会有更多农民工陷入养老困境，会成为政府面临的又一难题。”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要做的还很多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何香久委员也同样十分关注。他说，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也面临着与老一代农民工一样的共性问题，却又有着更高的利益诉求。他们的文化素质要更高、技能水平要更高，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熟悉和喜欢农村，而是渴望融入城市社会。

　　如何融入城市？何香久委员建议要有相应的体制保障。其一，流动人口管理尽快实现地区信息联网，打破区域间“画地为牢”的局限，逐步放宽城市户口限制，让农民工更方便地享受城市计生、医疗、保障性住房、子女就学等服务。

　　其二，从职业指导向前途指导转变，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和素质。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已经逐渐丧失从事农业生产的生产要素和能力，但是在城市就业竞争力依然很差，只能从事一些比较低端的产业。为促进个人的发展，建议政府对农民工开展不同形式的前途指导，提升综合素质和发展空间。同时，对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帮助他们掌握创业知识和技能，成功创办自己的企业。

　　其三，加强人文关怀，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据估算，至2020年，处于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4000万，这意味着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5个男性中就有一个难以成婚，农村青年男性择偶难度将大于城市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还由于社会上的婚介机构良莠不齐，被婚托欺骗的事情时有发生，由于受害方多是男性，损失钱财数额较大、经过多次讨要不予归还，致使受害人铤而走险发生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的比例节节攀升，同时也成为社会治安隐患。

　　建议要深入细致地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积极通过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单位专有的婚介机构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真实可靠的服务，同时更要依靠各社会团体、组织共同开展持续的交友、联谊活动，以满足他们的婚恋和精神情感需求。

　　让“小城镇”成为农民工进城的过渡带

　　全国政协委员、保定市政协副主席许皞则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他说，相对于农村来说，城市的生活成本要远远高于农村。和城市青年普遍拥有大专或本科学历，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宽松的发展环境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都相差甚远，在城市中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生活水平很低。“这样的城市生活并不能让他们感到身心愉快”，许皞说，他们甚至没有钱和精力去逛商场、去带孩子看一场电影，城市所提供给市民的很多生活服务和文化服务基本上与他们绝缘了。

　　另一方面，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人口密度已经很高，再次接纳大量的农民工，城市的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够承受吗？从生态环境上来讲，一个地域人口过度密集，其生态环境的自净化能力也会减弱，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也会带来生态的恶化。

　　因此，许皞委员建议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边发展“小城镇体系”，用小城镇体系建设这个阶梯将大城市和农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以小城镇为载体，上接大中城市的现代化辐射，下接农村的人流和物流。大量农民工在小城镇生活，相对于农村来说提高了城市化程度，相对于城市来说生活成本低了很多，没有了过重的生活压力，他们的生活会更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