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在京中科院院士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

　　昨天下午，新一届政协中共二组的小组讨论会场上，少了记者们穿梭的身影，少了频繁亮起的闪光灯，会场显得格外安静，小组秘书做会议记录时敲击键盘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

　　在座的委员，以省、直辖市的政协主席居多，从15时讨论开始，就一个紧接一个地发言，节奏十分紧凑。讨论的主题，是政协如何更好地参政议政、实现真正的民主监督，以及经济发展、机构改革等内容。

　　在冯国勤委员围绕实现科学发展观和机构改革等问题，第六个进行发言之后，紧凑的发言节奏突然断了拍，没有人去触碰桌上的话筒，委员们或是端起杯子喝水，或是抬起头来环顾左右。

　　近一分钟的沉默后，音箱再次响起，“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玉台。”这大概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在中共二组分组讨论中的首次发言，“听了前几天各位委员的发言，很受教育，也很受启发，虽然我算是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但是增补的时间很短，还是政协的一个新兵，很重要的任务是学习。我看没人发言了，我就讲一讲。”

　　现场依然安静。秘书们埋头做记录，大多数委员都靠在椅背上，低头听着。张玉台对本次两会上的几个工作报告和协商民主的相关问题发表了看法之后，顿了两秒。大家以为他的发言结束了，身子都向前倾了倾。坐在他前面的薛延忠委员正了正准备好的话筒，想要发言。但是，张玉台的声音又响了起来，随后，现场的气氛发生了改变委员们纷纷转过头看向张玉台，小组秘书们忙碌的手指短暂地停止，会场内为数不多的记者把录音笔送到张玉台的桌前。

　　他的这段发言，是关于“院士副部级待遇”传闻产生的来龙去脉。

　　“辟谣”：副部级待遇纯属误解、误会和误传

　　“你查遍国务院的所有文件，没有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副部长级待遇这样一条”

　　“前段日子，我看到有的报刊上提到，中科院、工程院院士是副部级干部，或者副部级待遇。这件事情，纯属是误解、误会和误传。”张玉台提到的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传闻，一直是个疑问。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农工党中央委员会以党派提案形式，向大会提交《关于我国院士制度改革的建议》，其中提到“院士被赋予了过多的行政化、权威化色彩，其拥有的权利和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科学界”，因此建议我国启动院士选举和管理制度的改革，让院士“去官员化”。一时间，各方观点相互碰撞、对弈。3月7日，在本报刊发的报道中，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对传言进行回应。

　　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主任的张玉台，当着中共二组全体委员和记者们的面，援引往事，力证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是误传。

　　“我看见一张报纸上，登了一个党派中央的提案提到，要改革院士制度，使院士‘去官员化’。你查遍国务院的所有文件，没有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副部长级待遇这样一条。”张玉台环视在座各位，语气坚定，此时，闪光灯开始聚焦在他的身上。

　　回忆：因为院士看病难 所以给了医疗待遇

　　“如果（外地的）哪位院士生了病，省委书记都会非常重视，所以外地不存在这个问题，仅限于在京的”

　　“当然这也并非是空穴来风。”张玉台解释了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传闻的始末。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有一位院士叫侯学煜，他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他一生做了许多贡献，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大粮食’的观点，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在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上，应该说加快了速度。”张玉台语调低沉，“但是，他70多岁那时候，生病去医院，基本上是住在楼道里，住不进病房去。”

　　在当时，侯学煜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张玉台介绍，在侯学煜病重的时刻，他陪着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一同去看望，看到侯学煜住在两个人一间的病房里。“出来以后钱正英就跟我讲，‘我明白了，为什么侯先生住不进医院，也住不到一个人的病房，他的床头上，挂着副司局级。"张玉台向在座委员解释，因为侯学煜当过中科院植物所的副所长，科学院的研究所是正司局级单位，他是副所长，所以就是副司局级。“当时看病难，不仅仅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讲，而且对这些科学院的院士们来讲，也是一大问题。所以，后来钱正英就跟当时的总理李鹏汇报，然后国务院召开了一个会议，我做的汇报。”

　　那次会议之后，确定了在京的中科院院士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

　　，“外地的不算。”张玉台补充说，“在当时，像河北、河南、广西这些地方，连一位中科院院士都没有，如果（外地的）哪位院士生了病，省委书记都会非常重视，所以外地不存在这个问题，仅限于在京的。”在场的几位曾担任过省委书记的委员都点着头。

　　“参加会议的卫生部负责同志讲，所谓副部长级医疗待遇，主要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当他生病需要住院的时候，保证能住上医院；第二是他住的病房，不能保证是一人间，可能住两人间，也可能住四人间，甚至是八人间。”张玉台的表情很严肃，“这就是当时北京所谓的副部长医疗待遇。”

　　回应：以前院士选举 当选后自己才知道

　　“那个时候，哪个地方请院士做个报告，临走送他上车的时候，塞给他个信封，他一看是钱，马上跟你翻脸”

　　张玉台接着又举了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位国家科委的副主任，生病以后住不进医院去，恰好他曾经的秘书是北京一家知名医院的护士长，这样才能住院。

　　讲完这两件事，张玉台看了看大家，顿了两秒，继续认真地往下说，“不管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先竖一个靶子，然后再去打这个靶。院士当中，仔细数一数，不管是工程院还是科学院，真正担任领导干部的并不多。当上的那些，也都是按照党政干部任免条例严格选拔出来的，绝对没有副部长待遇这件事情。我们在调查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把真相弄清楚。”

　　接着，他又就院士选举问题进行回应。“大家对院士的选举等有一些意见，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也影响到了院士这样一个群体。1991年、1993年这两次院士选举，院士当选时自己根本不知道，只有当选以后国务院批准、报上公布之后，自己才知道。那个时候，哪个地方请院士做个报告，临走送他上车的时候，塞给他个信封，他一看是钱，马上跟你翻脸，他不认为你是对他的尊重，这是对他的侮辱。下次再请他，没门儿了。”

　　“我借这个机会说说这件事情。”他再一次强调，“我们有的时候进行调查研究，还是要掌握真实的情况，才能够有正确的判断、分析与结论。”

　　至此，关于院士问题的回应结束，张玉台又重新谈起了关于如何更好地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话题。

　　揭秘

　　社科院为什么没有院士

　　“自然科学方面有客观标准，可以衡量，比如我们俩都是物理学家，你比我做得强，就是比我强，我认账。但是社会科学方面，客观衡量的标准并不是很明确”

　　“我说完了。”张玉台宣布发言结束。与此同时，现场响起了议论声。薛延忠拿过话筒，刚开口，对面的杨多良委员也拿过旁边的话筒说起来，二人的声音同时响起。杨多良的声音比较大，薛延忠摆摆手，表示谦让。

　　“有中科院院士，有工程院院士，社会科学院为什么不设院士呢？我不知道，所以我得问问。”杨多良此话一出，现场又热闹起来。

　　“社会科学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啊，为什么不设呢？”杨多良大声表示他的不解。

　　“关于这件事，我好像还有一点发言权。”张玉台的声音再次响起，委员们全部停止议论，望向他。

　　张玉台介绍，社科院原来是中科院的一部分，中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由当时的院长郭沫若任主任，一直到1978年才从中科院分出去，单独成立社科院。中科院以前进行学部委员（就是现在所说的院士）增选的次数不多。一次是1955年，钱学森等四位先生从国外回来以后，被增选为学部委员；下一次增选就已经是1980年了，“1980年一共增选了283位中科院学部委员，原来的学部委员已经只剩下100多位，而且年龄也已经很大了。”

　　但是，从1980年开始，又停止了增选，“因为每次学部委员的增选都要上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到1991年的时候，恢复学部委员增选，并且制度化、规范化，规定两年选一次，每次选60人。”

　　张玉台说，科学院曾与社会科学院进行过联系，探讨要不要进行增选的问题，当时是上世纪90年代初，哲学社会科学部还剩下9位1955年以后的学部委员，“当时我过去商量，社科院的领导同志说，暂时不考虑增选问题。因为自然科学方面有客观标准，可以衡量，比如我们俩都是物理学家，你比我做得强，就是比我强，我认账。但是社会科学方面，客观衡量的标准并不是很明确。”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而社会科学离政治环境太近。”张玉台表示，在那个时候，如果进行社科院院士的增选，很可能会牵出与环境相关的问题，容易引起不好的影响，“所以到现在，没有选院士。”

　　一番话说完，委员们还在认真看着张玉台，于是他补上一句：“解释完了。”

　　会场的议论声再次响起。主持人宋育英凑到话筒前，声音清晰地响起，“请延忠同志接着发言。”

　　“就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问题，谈一点看法。”等待已久的薛延忠，开始了他的发言。讨论重新回到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