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谈政府分工：有时“婆婆”多有时谁都不管

　　本报特派记者 谈燕

　　嘉宾：

　　郑惠强 全国政协委员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姚海同 全国人大代表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邵志清 全国人大代表 市经信委副主任

　　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记者：《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否意味着政府的职能重心也将发生变化？

　　郑惠强：应当看到，此次机构改革是同职能转变紧密结合、同步推进的。对于职能转变，我们不能狭隘理解，以为职能转变就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政府机构越少越好。职能转变的内涵应是，政府要管自己该管的，如果政府管了不该管的，就应把这个职能转移出去，而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也就是说，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记者：具体来说，政府该管什么，怎么管？

　　邵志清：“管大不管小”。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关注点放在了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上。现在并不是说这些方面就不重要了，而是更懂得取舍。对于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关乎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国计民生和重大公共安全问题、行业发展政策制度设计等，政府自然是当仁不让，切实负起责任。

　　姚海同：也就是说，政府的“管”，从宏观看，要着眼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着眼于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从操作层面看，今后的重心要更多放在市场秩序的监管上，确保市场高效运转；通过制度保障，营造良好公正的社会环境。

　　郑惠强：在这过程中，要厘清几对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我们叫了很多年，但如何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把本该由市场自发调节的领域还给市场，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政府部门职责分工不尽合理，存在不少职责交叉、资源分散问题，有时候“婆婆”多、盖章多、检查多，有时候又谁都不管、没妈的孩子是根草，严重影响行政效率和政府权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方面，虽然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但也存在有的部门管得过多过细问题，不利于因地制宜主动开展工作。通过合理的顶层设计，让政府、市场各司其职，政府内部条条块块都井然有序，将能事半功倍。

　　监管决不能缺位

　　记者：从近年来发生在食品、工程建设、药品生产流通领域的一系列事件看，是否说明政府的监管力度还不够。

　　邵志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监管是不行的，市场愈发展，市场化程度愈高，监管就越重要，对监管的要求就越高。要保证市场的健康发展，就必须有必要的监管机构和足够的监管力量。在这一方面，政府决不能缺位，该管的就要抓到位，避免发生“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问题。

　　郑惠强：这次方案中，明确屠宰、食品添加剂归农业部管；加工、销售、餐饮等归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管理。不仅有利于改变我国食品安全多头管理、“九龙治水”的现状，从监管的角度看，同一件事由同一个部门负责，实施统一执法、统一监管，也有利于保证政策法规的执行与落实，保证政府政策目标的实现，保证健康的市场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次方案对政府监管职责提出更高要求，从这个层面看，政府的监管要不断强化、细化。同时，要按照管理科学化的准则，进一步健全监管机构、充实监管力量。 

　　记者：加强对市场秩序的监管，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在法律的框架内。

　　郑惠强：是的。完善法制，让经济、社会等每个领域的活动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井然有序，是简政放权后强化监管和服务的保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治是加强监管和服务的重要保障。行政审批本质上是事前监管为主的管理手段，而有效的监管必须体现为全过程的监管。由于社会、经济及其它事务的繁杂性和行政机构的有限性这对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政府的行政手段必须和全社会的法制管理相结合。

　　服务要从被动到主动

　　记者：建设服务型政府，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这方面，又该如何着力？

　　邵志清：政府简政放权，并不是意味政府不作为了，而是要把原来的精力腾出来，放在提供良好的服务上，不断创新服务的形态和质量，来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应当看到，我们以往的服务大多属于被动应对。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加快，我们要花更大精力去研究新形势下的各类新需求，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和管理模式，创新体制机制，转变服务的方式方法。从上海看，处在市场经济先发地区，新业态、新交易方式不断涌现。许多没有先例的新事物出现，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传统体制机制的障碍与瓶颈，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在创新服务模式上下功夫，提供高效率、低成本、全方位的服务，为企业排忧解难。上海进行的“营改增”试点，新型业态“取名”探索等都是例证。

　　社会及民生领域同样如此。经济发展让我们有更多的财力投向民生。然而，在不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的同时，也要看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对此要加强调研、评估，更多听取民意，从中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增强服务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向社会组织借力

　　记者：政府简政放权，显然有助于释放社会的力量。培育社会力量，政府应有作为。

　　姚海同：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包括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在内的社会力量，在提供公共服务、修复社会功能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群众利益的多元，政府显然不可能再大包大揽。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主动把职责委托出去，不仅是政府转变职能的自身需求，也是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

　　郑惠强：政府要善于借力。充分发挥中介组织、企业和其他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推进公共服务购买制度化，使政府购买涵盖范围更广泛、更重要的公共服务领域，并尽早将相关社会组织的参与纳入其中，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为了更大程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从现实路径看，要加快制定有关非政府组织（NGO）发展的法律法规，降低非政府组织登记注册的门槛，依法确立各类行业组织、中介组织、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理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大力发展行业协会、民间商会、同业公会等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充分发挥其规范市场竞争、提供专业服务等功能，共同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 （本报北京3月13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