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国摄
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一组数据:抽样调查表明,我国留守的务农农民平均年龄为55岁,其中女性超过63%,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近83%。
因此,对于“城镇化”这一话题,张桃林的视角与常人不同。3月10日,张桃林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搜狐网联合主办的两会访谈时表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是必然趋势。2012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63亿人,并且以每年900万人~1000万人的速度增长,未来“谁来种地、如何种地”已经成为回避不了的问题。
今年,张桃林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了一份建议,呼吁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力度。他表示,公众十分重视农产品质量问题,要求加强对农产品质量的监管,但如果追根溯源,要提高农产品质量,就要对农民素质的提高予以足够重视。
他说,我国现在要花大力气加快新型农业生产体系的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是其中最重要的“细胞”。如果仍是千家万户的小而分散的农业经营模式,农民的素质、生产资料的应用、现代科技的使用都有局限,对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产品质量都会产生影响。
张桃林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城镇化,要有土地的保障,要有产业、就业的支撑,要有人口的聚集,还要有公共服务,这样才是城镇的概念。但是,现在有些地方,土地的城镇化快过人的城镇化,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城镇化。
他认为,从我国国情来看,适合推进“就近城镇化”。城镇化一定要跟农业现代化一起推进,发展现代农业,延伸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产业化水平,从而解决就地就业,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进而解决目前出现的“人口大流动、交通大运输、家庭大分离”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张桃林指出,我国的土地产出率并不低,但是农业劳动力的分母很大,劳动生产率很低。我国农业劳动力上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人数的问题,而是质量、结构方面的问题。现在农村劳动力中老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者比较多。
张桃林介绍,在培养农业后继劳动者方面,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立法保障、强制教育培训、严格职业准入和出台优惠政策等措施。例如,法国政府资助公立农业学校对务农青年公民提供免费职业教育,并强制要求其获得职业教育证书后方可务农。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新一轮改革议案中提出,将农业补贴政策中“直接支付”的2%,专门用于扶持4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他在美国考察时见到,农民要想使用某些生产资料尤其是农药,需要有资质证书,证明自己对这方面的知识、技能有所掌握。
反观我国,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投入相当不足。张桃林透露,中央财政支持的农民培训“阳光工程”项目,每年只能培训农民300万人左右,覆盖面不到5%,且大多属于一般性技能培训。从地方来看,产粮大县往往是财政小县,加之农业对拉动地方GDP贡献有限,因此,地方难以有足够的动力和财力投入到量大面广的培训中去。
“国家现在搞学历教育,我们希望实行免学费,就像中等职业教育一样,当然,要跟农民的生产生活相适应,搞弹性学制。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农民中专生培训计划。一般的职业教育,涉农专业可以免学费,那么我们对农民、新型农民也可以。现在还有一些农民不一定接受学历教育但要接受培训。总之,一个是学历教育,一个是职业培训。”
张桃林认为,现有职业院校的涉农专业,一定程度上存在“去农化”倾向,主要是因为“适销不对路”,教育跟产业需求脱节,培养出的毕业生不能够在农村有所作为,自身也不具备这方面的动力。张桃林建议,国家应研究设立新型职业农民中等教育专项,对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等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实行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实行免学费和国家助学政策,培养具有农科中等职业教育水平的职业农民。
他还建议,为了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可以出台新型职业农民的扶持政策。比如,农民通过学习取得相应资质后,可以优先获得流转土地,金融信贷、农业补贴、农业保险、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向这些农民倾斜,让国家的优惠政策优先落实到新型职业农民身上。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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