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修改 专家建议赔偿上不封顶

　　消法修改应该对惩罚性赔偿加大力度，让投诉成功的消费者，在交通费用、误工费用等方面有双倍的补偿，如果实在没办法计算，也应该有一个起步的赔偿。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师协会名誉会长陈舒

　　在消法的修改中，对惩罚性赔偿上不封顶，但下有保底，即哪怕再小的惩罚性赔偿，消费者如果能够胜诉，至少可以拿到一笔钱，比如1000元钱。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

　　政府工作报告称要改革和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以使食品和药品更加安全。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师协会名誉会长陈舒对南都记者表示，现在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应该提高惩罚性赔偿，让消费者不至于在生气维权的时候还赔着钱。

　　前天，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召开的研讨会上，不少专家表示，消费者购买的多是小额的食品等商品，即使按食品安全法的10倍惩罚性赔偿，消费者实际上通过维权也收不回成本。

　　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官员表示，消法的修改将着重解决消费者投诉的便捷与高效，着重加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对专家们的建议，人大法工委会很重视，并加强调研。该官员表示，消法修改已列入立法规划，将尽快将修订草案交付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消法起草人透露“双倍赔偿”曾引发争论

　　昨天，陈舒对南都记者说，她曾到一家知名超市买一盒鸡蛋，到家发现一半是臭的，立即端着碗，拿着剩下的鸡蛋，一路走到超市。

　　“盒子上还有超市的价签，超市二话没说就退货了。但是我付出不少时间，心情也不舒服，这方面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陈舒说。

　　陈舒建议，在接下来的消法修改中，应该对惩罚性赔偿加大力度，让投诉成功的消费者，在交通费用、误工费用等方面有双倍的补偿，如果实在没办法计算，也应该有一个起步的赔偿，哪怕是100元钱。

　　陈舒说的惩罚性赔偿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据消法主要起草人、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相关负责人何山介绍，保护消费者权益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因为中国民法界长期存“填平式”补偿观念，而这样的补偿显然不足以让小额消费的消费者站起来维权，因为维权成本完全是消费者自己掏的。

　　何山举了一个当时的案例，北京一家公司发现自己生产的食品商标被假冒，报案后费尽周折，最后在汕头发现假冒者。但最后假冒者只被罚款200元。何山认为这是法律在鼓励造假。何山当时希望在消法中加入惩罚性的条款，即在消费者得到正常的赔偿后，再额外得到一笔赔偿。

　　但是惩罚性赔偿与当时主流的“填平式”赔偿理论不同。何山说，他的惩罚性赔偿想法虽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特别是民间支持，但是传统民法学者却明确反对，最后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还引起了争论。何山回忆，在大家谁也无法说服谁的情况下，现场进行了非正式表决，大多数人赞成惩罚性赔偿。

　　这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看来，这个问题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所谓必须用“填平式”赔偿思想是中国法学界自己想像的结果。刘俊海说，传统上，一个国家的法系分为两种，一种是英美法系，一种是大陆法系，而惩罚性条款起源于英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不是英美法系，就自然地认定为大陆法系，也就自然地排斥惩罚性赔偿。

　　“实际上，中国宪法并没有规定中国是大陆法系，一些主要的大陆法系国家也规定了惩罚性的赔偿。”刘俊海对南都记者说。

　　规定了“双倍赔偿”的消费者保护法，在1993年10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时，获得了全票通过的高票。这在当时是唯一全票通过的法律。

　　中国四部法律有惩罚性赔偿，但不实用

　　惩罚性赔偿对维护消费者权益、对中国的诚信建设都有重要的作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个惩罚性赔偿的条款，中国社会现在的假造会有多严重。”刘俊海对南都记者说。

　　惩罚性赔偿的好处越来越被普罗大众认识到，也逐渐扩大到其他的法律。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静对南都记者说，中国目前共有四部法律有惩罚性的赔偿条例，除消法外，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也有惩罚性规定，但侵权责任法只有一句原则性的话。此外，还有《劳动合同法》有逾期签订劳动合同“支付双倍工资”的惩罚性条款。

　　食品安全法规定了10倍的赔偿。记者了解到，食品安全法通过后，确实有一些假一赔十的案例。比如一名消费者购买了5 .6元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经过协调，得到了56元的赔偿。

　　“56元的赔偿很可能不够消费者的维权成本。而消费者平时的消费大多是数额不大的消费，即使有10倍，消费者也难以拿回维权的成本。”刘俊海说。

　　昨天，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发布了网络虚假广告的调查，调查显示网络维权还要对网页进行公证，而公证一次至少1000元。

　　彭静对南都记者说，拿到惩罚性赔偿可能还要打官司，消费者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如果聘请专业律师更要增加成本。所以，消费者需要考虑维权“划算不划算”。

　　“假冒伪劣产品整体数量很大，但放到单个消费者身上，维权成本相当高，消费者并不愿意维权。现在的惩罚性赔偿条款还远远不足以威慑制假者。”何山对南都记者介绍。

　　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也不大，比如消法限制于生活类用品，而食品安全法则仅限于食品安全中的一些情况。

　　中国地方的立法走在了国家立法的前面。2010年，重庆市政府出台的食品安全管理办法规定，进口食品未经相关安全性评估、添加药品(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除外)等情形，消费者可以要求支付价款5倍的赔偿金。

　　彭静对南都记者说，重庆市政府的规定因为是原创，没有明确的上位法的依据，法官对于地方政府的行政规章的效力在司法认可并不一致。刘俊海认为，这是中国地方立法超越全国立法的例子，他建议全国性立法吸收地方立法的经验。

　　精神性损害赔偿、误工费都应引入消法

　　在消法的修改中，刘俊海建议对惩罚性赔偿上不封顶，但下有保底，即哪怕再小的惩罚性赔偿，消费者如果能够胜诉，至少可以拿到一笔钱，比如1000元钱。“以毒攻毒也不是坏事，要让消费者有通过打官司挣钱的空间。”刘俊海说。

　　刘俊海说，这个赔偿额并不高，在国外，如果一个消费者发现有假冒伪劣而打官司，很可能得到数十万美元的赔偿。正是这样严厉的惩罚，使得国外假冒的产品非常少。刘俊海还建议将精神性损害赔偿引入消费者日常的维权，因为每一个消费者在维权时都是一肚子气。

　　彭静对南都记者说，如果消费者胜诉，除了惩罚性赔偿外，败诉方还应当承担必要的调查费用、律师费用等合理费用。同时还要完善消费领域的公益诉讼制度，建议律师事务所、消费者协会等专业机构能够提起公益诉讼。

　　全国人大法工委官员介绍，刘俊海等专家们提到的问题，也是全国人大法工委在调研消法的时候人们集中反映的问题。

　　“我们调研了一年多，接下来还会做一些国内国外法律上的研究。这次消法修改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消费领域的突出问题，使消费者维权更加高效便捷。”该官员介绍。

　　刘俊海认为，十八大报告和今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都提到要民主立法，要让公民有序参与立法，所以建议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消法能够多召开论证会，多听老百姓的意见。

　　“彭真说过一句话，实践决定法律，实践是母亲，法律是儿子，这句话很对。大幅提高惩罚性赔偿标准，把执法权由公权力的政府部门更多地转移到消费者那里，等于创新了社会管理。”刘俊海对南都记者说。

　　南都特派记者王殿学 实习生窦菲涛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