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一个年轻人出现在合肥街头，掀起一轮“打假旋风”，让不法商家不寒而栗。这个年轻人叫王海，18年前，22岁的他在北京一商厦买了12个“问题”索尼耳机，然后径直到工商局投诉，要求商场加倍赔偿，这次“知假打假”的尝试，让王海声名鹊起，成为“中国打假第一人”。
作为国内第一代的“职业打假人”，这些年王海有着怎样的打假经历？未来打假的路将如何走？在今年3·15前夕，本报记者专访了他。
谈转变：现在主要帮企业打假
新安晚报：2000年后的十余年间，你为何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王海：这些年，我只是很少出现在媒体上，但我的打假并没有停止。只是，我后来从主要为个人索赔，转向为企业索赔。
新安晚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王海：之所以转变主要是因为个体和企业的博弈可行性不高，企业本身是一个组织，而且还有行业协会、商会等利益代言人组织，个体对抗组织容易陷入被动；而帮企业打假，不仅维护了被侵权厂家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了更多消费者上当受骗，能服务更多的消费者。
新安晚报：这些年，为打假，你做了哪些？
王海：我主要做两方面，非营利和商业尝试。非营利项目方面，一个是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主要通过促进立法、调研、培训业主、辅导业主自治等工作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另一个是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课题组，主要从事反欺诈项目，工作包括提交立法建议，发起或资助公益诉讼，打击虚假广告等。
谈维权：如今打假越来越难
新安晚报：与以前相比，现在打假是难了，还是容易了？
王海：难了。以前我们看到的假货，常常是显而易见的，而现在随着市场监管力度的加大，很多假货很难识别，而且一些大厂也造假。有些地方存在地方保护，也为打假带来一定困难。
新安晚报：作为一个维权先锋，你最希望普通消费者在维权中扮演什么角色？
王海：每个人都应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对国家、对法律要有信心，要勇于参与社会事务。不是我们的权益无法维护，更多的时候是当事人放弃了自己的权益，表面上看这是个人的事情，其实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新安晚报：在维权上，你觉得自己做得好吗？
王海：也有质疑的声音，有人说我为企业打假是想赚钱，其实我打假是以打击侵权行为增加消费者福利为宗旨的，如果为赚钱我完全可以投资回报率更高的产业。维权任何人都能做，我只是做得比较早，较有优势而已，我希望有更多的“王海”出现，那样我就不孤单了。
谈未来：希望成立民间“消协”
新安晚报：打假应该是很难的一个职业，你还要坚持？
王海：作为一个公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国家的进步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哪怕只有一点点。当然这也是很有挑战的工作，但是我喜欢挑战。
新安晚报：打假18年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王海：消费者太好骗了，如果我们自己不坚持维权，这样下去利益受损的还是我们自己。只要肯行使权利，你的权利就会实现，只是有些时候行使权利的成本有点儿大。
新安晚报：未来几年有什么打算？
王海：我的规划是这样的，用三年时间，把“王海热线”打造成一个消费者组织，做成一个民间的真正的消费者协会。希望将来能成立一个真正的消费者组织，成立自己的实验室，对商品的实际情况进行检验和研究，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更多的实现。
新安晚报：每个人都在用一生的努力换取两个字“幸福”，你感觉什么是你的幸福？
王海：我的幸福感主要来自于社会支持，包括家人、友人、熟人的支持。我获得社会支持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自我超越，另外一个就是服务别人。无论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通过这些服务，可以获得社会支持。我选择一生维权，维权一生，王海和维权永远也不会分开。
谈“安徽缘”：欢迎读者提供打假线索
新安晚报：你1998年的时候来合肥打过假？
王海：是的，当时你们报社还专访过我。
新安晚报：那是十几年前了，你记忆还这么深刻。
王海：是的，当年我刚在上海参加过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座谈，于6月30日来到合肥，然后接受了你们报社的采访。
新安晚报：当年来合肥主要目的是什么？
王海：看看合肥志同道合的“打假”
朋友。另外还准备看看市场，如果发现假货，进行打假。
新安晚报：当时在合肥停留了几天？打假了么？
王海：五天左右。我记得当年我买了7万多元的假货，第一笔赔偿金是9000元，随后还委托你们报纸公布了假药的名称。
新安晚报：后来，你来过合肥吗？
王海：后来就没有来过了。
新安晚报：目前你手里掌握有安徽的打假线索吗？
王海：目前没有，但我欢迎安徽消费者向我们进行举报，如有机会我们会重返合肥继续打假。(袁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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