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班延误赔偿立法研究提上日程 成果或10月上报

　　航班发生延误时，机场工作人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飞机晚点怎么赔？法律仍空白 专家称目前已展开调研 研究成果或推动立法

　　著名经济学家汤敏上周因一起航班延误，在微博上“吐槽”，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空堵”问题的讨论。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据统计，我国至少28%的航班延误，每天超过38万乘客因航班延误滞留机场。

　　航班延误怎么办？自认倒霉然后忍着？还是较真要求航空公司赔偿？据了解，目前唯一的赔偿依据是10年前由当时的民航总局出台的《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但其规定含混不清，缺乏法律效力，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纸空文。

　　昨日，记者从北京航空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起准那里了解到，“航班延误赔偿研究”今年已被北京航空法学研究会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这在全国尚属首次。研究结果将于今年10月提交主管部门，作为立法依据。

　　文、图/本报记者 杜安娜

　　“又在深圳被空堵。上飞机坐好关上机门，马上宣布因北京流量控制，要在飞机上坐一个多小时。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在候机厅等呢？据说是民航局的规定，民航局怎么就不能改一改呢？”3月7日，汤敏在个人微博上吐槽。网友纷纷留言，表达“感同身受”的同情，广州市民陈净（化名）就是其中之一，她因工作原因经常乘坐飞机，“空堵”对她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

　　司空见惯的“空堵”

　　半个月前的3月1日，陈净从西宁乘飞机返回广州，该航班的正常起飞时间是17时10分，在武汉中转。当天14时，陈净早早地去到西宁机场候机。

　　16时，她过了安检，听到广播传来航班晚点的播报，起飞时间待定。到了登机口，她听同机的乘客说，中转站武汉起了大风，飞机没法降落。过了好一会，广播通知姗姗来迟：因天气原因，飞机晚点到19时30分。

　　好不容易熬到了19时30分，飞机总算顺利起飞了，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飞行，到达武汉机场。22时，所有乘客都取好行李物品下了飞机。

　　谁知，迎接乘客们的又是一段漫长的等待，焦急的乘客们不时到登机口询问情况，直到23时，一名机场工作人员才告诉一名“打头阵”的乘客：飞机当晚无法起飞了。

　　伴随着一阵吵闹声，消息通过口口相传传到了乘客们的耳朵里，人群变得焦躁不安，纷纷要求航空公司出面解释，但自始至终，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都未出现，只由几名机场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安排调度。

　　此时，广播里传来一则令团人群难以理解的消息：23时30分，另一班从武汉飞往广州的航班将要起飞。

　　“飞行乘组工作超时”，这是机场工作人员转告的陈净所在的航班停飞的理由。乘客中传来各种声音，有的提出退票，有的愿意在武汉宿一晚，也有人坚持要求安排当晚回广州。

　　大闹大赔，不闹不赔？

　　一位做生意的乘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说他跟客户约好了第二天早上9时签订一笔大单，如果滞留武汉一晚，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了，这单生意也就黄了。

　　更多的乘客表现得很激愤，坚持要求退票，称对航空公司的服务“丧失了信心”。场面混乱，在乘客的一再要求下，机场工作人员向航空公司询问处理意见，过了一会儿，航空公司作出回复：每人赔偿300元，当晚安排住宿，第二天早上10时起飞。

　　此时，约有一半乘客被说服，前往住处休息；另一半则仍然要求起飞。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部分乘客都被劝到了住处，最后剩下十人左右，不愿“就范”。岂料，他们的“抗争”得到了“回报”：他们最终被航空公司调到了23时30分起飞的那班航班，而且每人300元的航空延误赔偿一分不少。

　　这种案例，这几年一抓一大把。北京航空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起准说，这是目前航空赔偿的“潜规则”："小闹小赔，大闹大赔，不闹不赔’。飞机发生延误，航空公司不主动告知旅客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必须要等到旅客抱怨、哄闹甚至和工作人发生冲突后，才给予赔偿，企图‘息事宁人’。‘乘客拦飞机’这类极端行为不仅未受到处罚，反而获得了国内民航史上最高的1000元的赔偿金。”

　　航空赔偿无法可依

　　“有话不说，即使说话也不说真话，即使说真话也不及时说这更是某些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黄金法则’。”张起准进一步谈到。

　　张起准透露说，造成航空延误的原因其实有几十种，但普通乘客一般只能听到其中的3~5种，无非是“天气原因”、“机械故障”、“流量控制”等，“这些都是搪塞之说，对真正的原因总是只字不提。”

　　他分析认为，航空公司隐瞒航班延误的真实原因，是为了给可能的赔付留有余地。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航空延误赔偿问题的法律法规，但航空公司隐瞒航班延误原因，显然没有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告知义务。

　　目前，处理该问题唯一可作依据的，是2004年7月1日由当时的民航总局出台的《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张起准说：“但这只是指导性意见，对很多问题的描述都含混不清，文件本身也不具备法律效力，某些条款涉嫌跟法律冲突，所以没有人去执行。”

　　纠纷多，官司少

　　据统计，我国平均每天约有3835架次的航班会延误，延误率约为28%，每天有超过38万的乘客因航班延误而滞留机场。

　　“航空延误率这么高，但真正引发官司的却非常少。”张起准分析说，“一是，打官司无法可依；二是，打官司成本高，维权难。比如，你从北京到上海打官司，即便打赢官司获得赔偿了，也肯定不值你花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国有多达76.5%的消费者曾遭遇航班延误，但仅有6.5%的乘客获得过延误损失赔偿。实践中，真正能把纠纷引入到法律程序的，都是在法律领域有一定背景和资源的人。

　　去年，安徽律师吴师斌因航班延误将航空公司告上法庭，最后获赔81元，并得到了航空公司的赔礼道歉。他告诉记者，虽然这是一场打赢了的官司，但他对结果“非常不满意”。他已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正在等待二审结果。“其实，我并不在意赔偿金额，但航空公司欠的是一个实质性的改变。”吴师斌说。

　　新疆律师张元欣去年因飞机延误三小时，将航空公司告上法庭，最终获得的赔偿金额仅为9元1角。

　　启动专项研究推动立法

　　张起准告诉记者：“严格地说，我国的航空延误率到底有多高，由于判定的依据和标准不同，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近年来，随着民航的迅速发展，延误率的确在急速上升。”

　　要做到100%准时起飞，的确很难做到，目前国外航空公司的正点率也只在80%左右。他认为，很难确定我国的延误率是否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航班延误的种类和原因不同，（发达国家的）延误率在数据统计上或许还高于中国。但我们要看到，在法律健全的国家，对发生延误后乘客如何获得赔偿，有严格的法律依据。”

　　据张起准透露，去年，民航协会曾就大面积航空延误出现时该如何赔偿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最终没有形成文字，不了了之。“我国目前对航空延误赔偿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他进一步透露，今年北京航空法学研究会已将该问题作为重点科研课题进行研究，目前处在立项和调研阶段。“科研结果将在今年10月提交给主管部门，作为立法依据。希望能为航空立法做一些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