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多有法律背景 中国进入“法学家治国”时代

　　“忠诚于宪法”、“以对法律的敬畏”……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包括开场白在内，总理李克强11次明确提到“法”字和法律术语。联想到他作为法学学士的专业背景，其打造法治政府的表态让人印象鲜明而深刻。

　　而综观两会后产生的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高层，可以发现一大批都拥有法学专业背景，中国已经进入“法学家治国”时代。

　　答记者

　　总理多次提“法”

　　昨天记者会的开头，李克强就开宗明义地说，“我们将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以对法律的敬畏、对人民的敬重、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政府，去造福全体人民，建设强盛国家”。

　　在回答第2个问题，谈及施政目标时，李克强说，要实现三大任务（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必须有三大保障，其中第三条就是“建设法治政府”。他表示，这尤为根本，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我们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回答反腐败问题时，他提到“让腐败行为、腐败分子依法受到严惩，绝不手软”。

　　谈到改革问题时，他则明确表态，“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谈到食品安全问题，他说，“让不法分子付出昂贵的代价。”

　　谈到要科学发展，改变粗放式发展模式时，提到要淘汰落后产能，“政府应当铁腕执法、铁面问责”。

　　在回应美国记者“中国黑客攻击”的问题时，他在明确表态中方反对黑客攻击后说，“我怎么有有罪推定的感觉啊？”用了“有罪推定”这一法律术语。

　　看高层

　　国家主席副主席都是法学博士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昨日闭幕。据统计，新当选的中国领导人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副主席李源潮是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则有法学学士和经济学博士背景。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都拥有法学硕士学位以及司法系统的长期执业经验。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层中，新增了两位具有法律执业背景的副委员长，分别是前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和曾担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民革中央主席、法学博士万鄂湘。

　　33名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副总理刘延东、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文化部部长蔡武都是法学博士，政经专业背景达10人，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专业背景的有15人。

　　类似的变化去年秋天已经显现：十八大之后，在新一届205名中共中央委员中，除了21人（占比10.2%）是理工科背景外，其余具备大学以上学历的委员均具有人文社会科学背景，其中最集中的专业学习背景是经济管理、法律、政治学等领域。这预示着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将全面进入一个经济学家、法学家治国的时代。

　　谈历史

　　学历变迁适应治国方略转变

　　1949年以来，中国高层领导学历背景变化有规律可循。

　　建国初期，由于在“马背上打下天下”，因此，这一时期的高层领导人多是革命家背景，并不注重其学历背景；以后，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推进，国家高层领导人中间更多地出现了理工背景的领导人；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高层领导人中间又逐渐增多有经济学背景的领导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方略提出以后，法学背景的领导人在国家高层领导人中又出现增多的趋势。

　　这种学历背景的变迁，并非偶然与随机，事实上是适应了时代的发展与治国方略的转变。理工学历的高层领导人增多，主要适用了当时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经济学历的高层领导人增多，主要适应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与国外打交道的需要；而法学学历的高层领导人增多，则是适应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需要。

　　在今天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需要一大批具有法学背景和法律人思维的官员进入领导层，因为今天的治国，不仅仅是要发展经济，而且要有公正的执法、司法环境，要让每一个人能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和谐发展，而且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就要有公正与秩序。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有经济学历的高层领导人，更要有法学学历的高层领导人，从国家法治建设和长治久安的高度来制定决策、约束权力和保障公民的权利，推进法治与宪政的发展。

　　有期待

　　政策出台将更有法治含量

　　一批又一批的法学背景的官员出现在部委、省级政府、党委领导人位置上，表明国家重视有法学学历的高层领导人的培养，重视以法学人才来推进法治建设，它也昭示着今后国家更多的政策与决策的出台，将更有法治的含量，将使各项政策、决策实施更能经受历史的检验。

　　法学教育背景的人担当领导人特别是高层领导人，最大的好处在于，这些人懂得制度的重要性，而在中国当前向“依法治国”迈进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和完善制度，恰恰是最重要的事情。

　　大批政治家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具有法律教育和职业背景，是走向法治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对“人治”历史悠久的中国来说，领导者具有法学背景，无疑更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经过法学教育训练的人(包括工作后参加的法律学习和培训)，更容易形成一种法律思维，这种思维如果运用到决策上，会使得相关决策的出台，更具法治的含金量，而这，正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中国”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