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知青题材有叙事空间 以本书暂别一段岁月

　　《马桥词典》出版后沉寂10多年，韩少功携长篇新作《日夜书》重返文坛，日前接受本报独家采访

　　文学，敏感于那些多义性疑难

　　作家韩少功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后，即被卷入相关"抄袭官司"，虽胜诉，但在之后的10多年里几乎保持沉寂状态。日前，他携20多万字的长篇新作重返文坛，有意思的是，与当年那场风波紧密相关的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小说《哈扎尔辞典》中文版恰在此时上架，并登上各大网站的新书榜。

　　评论家程永新认为，韩少功这部叫《日夜书》的长篇"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里面有太多丰富的复杂的东西"。小说从浪荡不羁、后来成为前卫艺术家的知青同伴姚大甲始，至长于理论的知青精神领袖马涛的女儿笑月意外去世终，描写一个朋友群体从知青时代开始的各种命运轨迹，展示这一代人的精神史。有评论说，韩少功从未离开过"知青现场"，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生活层面。他定居在当年下乡的湖南汨罗八景乡，在这个原始的出发点上观察着、思索着：这一代人是怎样成长，又是怎样影响社会的？他们有何伤痛和坎坷？有何追求与迷失？有哪些连自己也难以察觉的人文血质和生存能量？……这一切似乎都在作者笔下一再纠结，形成了难分难解的"日"与"夜"。

　　日前，韩少功就他的新作，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知青题材仍有叙事空间

　　记者：你曾说过，"想得清楚的写成随笔，想不清楚的写成小说。"在这次的小说创作中，你寄予的是怎样一种"想不清楚"的心绪或者情结？

　　韩少功：我最熟悉的是一些同辈人。自己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释放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感受。想必你已看出来了，我对我的同辈人既有同情和赞美，也有反思和批评，很多感受交错复杂，没法用YES或NO这样的表态来简单给出结论。既然是写小说，既然要借重细节和故事，当然是这些枝枝蔓蔓和拖泥带水的东西没法简化成说法、简化成几个标签。换句话说，如果我能用"微博"的方式在这里同你说清楚，那这个东西一定不配写成小说。

　　记者：现在，知青题材已然不是时髦题材，可是你在这部作品中还是从知青岁月写起，为什么？

　　韩少功：题材通常只是一个借口，要看你怎么写。以知青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已有不少，我从中受益良多。但也有一部分作品过于自恋，或过于自怜，虽说都是人之常情，但哭哭啼啼或慷慨激昂一旦成为模式，就会遮蔽大量的生活真相，误导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说到过去，指责他人和社会是最省事的办法，是自恋者和自怜者那里最常见的心理安保措施。但事实上，我们也是"他人"，是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更多一些自省的意味。宫廷题材、战争题材、青春题材等可以不断地写下去，那么知青题材当然同样也有巨大的叙事空间，有陌生化的可能性，有作家们自我挑战、自我颠覆、自我再造的机会。这本《日夜书》也算不上知青文学，因为作品里有些人物并非知青。

　　记者：60岁时回头看这段岁月，和你40岁时、50岁时回头看，多了什么不同的感受？这一代人的命运流转中，你最关注的是什么变化？能否下一个定义，这代人是怎样的一代人？

　　韩少功：说一代人有点冒险。我在这里充其量是写了一代人中的局部，他们或可传达出一代人的某些信息，如此而已。一代人并不是什么穿上了统一制服的集体团队，不同代际之间虽然处境有别，但总体上总是互为镜像，都有性格、情感、思想上多样化的生态结构。事实上，我在这一代人身上既看到了很多前人的影子，也看到了很多后人的影子，并且不时为这种历史的重演暗自唏嘘。作家与理论家不同的是，作家也许没有义务提供一切问题的答案，但作家有责任敏锐地感觉到生活中的各种疑难，特别是那些具有多义性的疑难。这也许就是人们在理论之外还需要文学的理由之一。

　　住在乡村可拓展新心情

　　记者：你在文坛以形式的探索创新而著称。《日夜书》为什么选择了看上去随意而质朴的结构方式？

　　韩少功：我写过一些形式感、技巧性很强的作品，比如《爸爸爸》什么的，有点高难度杂技秀的争强斗狠。但长篇小说是一种长跑，太多高难度动作可能不太合适。卡夫卡的《城堡》和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就有点像芭蕾步或太空步的长跑，形式很抢眼，功夫也精深，但一般读者读起来毕竟有些累。因此我希望我的这本书有慢跑甚至散步的风格，对读者多一点亲和性与日常感。当然，我较多使用"闪回"和"跳接"的方式，经常在远景中叠入近景，在广角中植入特写，是力图提供一些观察的特殊角度，伏有一种诱导的心机。但我不会做得更多，得提醒自己尊重读者的理解力。换句话说，我要让自己说的故事容易理解，这是我的义务和责任；至于这些故事该如何理解，是读者的事。

　　记者：小说中的"白马湖茶场"是否以你曾下乡的汨罗为框架？你年轻的时候是时代因素被动下乡，过了若干年选择主动下乡，乡间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韩少功：这部小说的某些部分其实有一些回忆录的元素，与我当年插队的湖南省汨罗县当然很有关系。我年轻时在汨罗的一个茶场呆了3年，眼下每年确有几个月还住在那个汨罗，无非是保持自己一点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底层的关系，享受一点自由、闲散以及体力劳动。城市里当然有很多吸引我的东西，但在一个同质化的社交圈里频繁应酬有点让人受不了，乡村可以帮助我建立一点屏蔽、建立一点区隔、拓展一种新的生活和心情，至少可避开一些泡沫化的社交和垃圾化的信息。

　　记者：这种半隐居式的生活，很多人羡慕但不敢去实现，或者坚持不下去。为什么你有一过10多年的定力？

　　韩少功：乡下同样有宽带互联网，在那里同样可以联系朋友和参与社会，没什么隐居可言。在另一方面，我不是一个好热闹的人，因此在乡下是适得其所，如鱼得水，不需要什么定力。事实上，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居住城市却经常写作乡土题材，而这本新书是我居住乡村却把主要目光投向城市甚至国外的作品。一种空间距离也许恰好构成了回忆和想象的必要条件，提供了沉淀的机缘。

　　以这本书暂别一段岁月

　　记者：你希望人们从什么角度去读这部《日夜书》？评论家的解读和分析对你来说重要吗？

　　韩少功：每个作家都只是完成了作品的前一半，另一半需要读者去完成。所谓"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包括评论家在内的读者肯定对这本书有各种不同的读解，有五花八门的心理成像，差不多是某种"再创作"。那没有关系。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飘到哪里算哪里，作者其实不必太关心，也实在管不了。

　　记者：按你文末的附语，小说里的一些人物实有其人，这部书的完成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韩少功：小说家的秘密，就是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大量转化、置换、拼接、推导、蜕变，而且没有一定之规，直到把自己搞晕。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大体上都有原型，或者是源自多个原型的杂糅。因此我现在没法说他们都是真的，或者说他们都不是真的。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的确算是我对一段岁月的暂时告别。

　　本报首席记者 吴越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