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前反贪官员建议向人大作反贪报告制度化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8日作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反贪污贿赂报告。这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听取反贪污贿赂报告。

　　24年前，也就是1989年10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听取当时的最高检检察长刘复之的《关于检察机关开展反贪污、贿赂斗争情况的报告》。以此为标志，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中国从上至下进行了改革开放后规模和力度均为空前的反贪污、贿赂斗争。

　　南都记者找到当年在检察系统不同领域从事反贪污、贿赂工作的官员，回忆当年反贪报告的历史背景、反贪工作情况以及产生的影响，并对我国今后反贪的形势作出建议。他们认为，今后反腐力度肯定会加大，今后的反腐工作应该着眼于制度反腐，把权力真正装进笼子里，而不应效仿24年前那样“限期坦白”等运动式的反腐。

　　价格“双轨制”等因素造成腐败蔓延

　　南都：24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反贪污贿赂报告，背景是怎样的？

　　罗辑：我国腐败的蔓延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我国开始尝试市场经济时，存在权钱交易，有可钻的空子。比如，一个汽车的指标可以卖两万多元。同样的钢材，政府批的指标或者计划内的价格，与计划外的价格差别很大，存在价格“双轨”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府审批权不断扩大，如矿山、房地产等审批权，许多商人巴结官员，搞不正当竞争。

　　叶惠伦：有一些还是高级干部的子女办公司，赚了大钱，群众对此也反映很强烈。

　　陈振东：我在铁道部工作时比较突出的犯罪就是“一车一票”，火车票就是紧俏商品，北京到上海的火车票根本买不到。车皮当时也很紧俏，因为当时计划经济车皮就这么多，但运营量大。因此，铁路部门负责管车皮的很多都成了“万元户”。

　　刘复之批评“光抓小耗子”

　　南都：面对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新问题腐败持续蔓延，在中央层面，以及最高检前后都做了哪些工作？

　　叶惠伦：刘复之1988年担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后，就很重视发挥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这跟他当过公安部长，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有关。上任之初，他就提出，要把查处贪污贿赂犯罪作为检察工作的重点，作为打击经济犯罪的第一位工作。

　　陈振东：我记得，1989年7月中旬，最高检召开各省、市、自治区检察长座谈会，内蒙古一名副检察长发言说，“把反分裂放在第一位”，刘复之当场纠正，“是把反贪污贿赂作为工作的重点。”我在最高检铁路运输检察厅时分管铁路，当时刘复之曾批评我们“光抓小耗子”，“要抓小老虎”，后来，随着反腐败的大气候到来，铁路系统也有副部长等高官被查处。

　　叶惠伦：1989年8月，最高检建立侦察贪污贿赂犯罪的专门机构将经济检察厅改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厅，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都作了相应的改变。此外，广东省检察院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反贪局。

　　当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是中央向人民群众宣誓了反贪污腐败的决心。8月15日，“两高”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期限内自首坦白的通告》，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贿赂斗争席卷全国。

　　“两高”通告发出后，坦白自首排不上号

　　南都：“两高”的通告发出后，全国是一个什么情况？

　　罗辑：“两高”发出通告时，我还在郑州市检察院任检察长。按照通告规定，在规定的两个半月内，凡投案自首、积极退赃的，或者有检举立功表现的，一律从宽处理。数据统计，这段时间，全国检察机关收到举报贪污贿赂线索13万多件，受理投案自首的3万多人。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太大的经济犯罪不算多。我在1990年到最高检工作后，查出的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创全国纪录，法院最后认定，他收受他人贿赂现金及实物折款共计港币173 .3万元，人民币63 .03万元，美金5000元；青海的副省长韩福才仅几万元，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收受的钱物折合起来也只有几千元。

　　陈振东：当时某省检察院一名检察长说，他们的工作方法就是查几个主要的犯罪分子。一些坦白自首的人到检察院都排不上号，来了检察院给他们作个登记，让他们回去“戴罪立功”。当时，上缴到检察院的B B机、“大哥大”都堆了几箩筐。

　　当年反贪报告是对社会关注的回应

　　南都：在“两高”通告规定的限期还有6天时，刘复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反贪报告，为何做这种安排？

　　罗辑：因为检察机关承担反贪污贿赂的重要职能，凡是涉及腐败问题的犯罪，都归检察机关查处。兼之，群众对反腐的呼声高，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最高检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反贪工作，首先是对社会关注的回应，人大对检察机关有监督的职能。另外，当时反贪工作是党中央比较重视，检察机关理应向中央和人大作报告，引起中央、人大、社会对这一块的重视，并不断推进这项工作。随后反贪工作越搞声势越大又查处了一批案子，比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欧阳德、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维泽芳等。当年反腐需要这个形势以及反腐所取得的成绩，促使最高检反贪总局于1995年11月10日成立，这标志着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工作进入专业化、正规化轨道。

　　今后不会再搞“运动式反腐”

　　南都：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再次听取反贪污贿赂报告，是不是意味着今后反腐力度会加大？

　　陈振东：今后反腐力度会加大。但我不同意用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式的打黑，或者再发出类似1989年那样的“通告”，这个办法在现在没多大的效果，当年主动自首的官员级别并不高。

　　建议要形成几个合力：第一，党中央的决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形成合力。第二，反贪和预防腐败的合力。现在反腐败机构太分散，建议将反腐败的党、政、纪，与预防和反腐形成合力，就像香港廉政公署的办案方式。第三，各方面全方位、多领域的监督。

　　另外，官员财产公示势在必行。有人说财产申报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也有人说来个赦免，我不同意这些观点，不能开这口子，法律和老百姓都不允许。

　　罗辑：为什么反腐成果显著，而腐败却遏制不住呢？就在于权力没有在笼子里面。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子涉及高铁招投标，招投标本来是防腐的，而在权力的作用下是腐败的。

　　叶惠伦：我有几点建议：第一，制定一套系统的反腐败法，应包含有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内容。与反腐败法配套的，还要制定行政机关程序法，用来规范“一把手”、热点要害部门的权力。第二，制定政务公开法。过去有政务公开条例，其地位不高，应该上升到法律。第三，制定公职人员道德伦理法。就是把原来中纪委那些纪律规定上升为法律。

　　建议向人大作反贪报告制度化

　　南都：从2005年起，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始尝试听取专项的反贪报告，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听取反贪污贿赂报告，在人大对反贪工作监督上，有何建议？

　　罗辑：过去检察机构反贪污贿赂工作，都包含在一年一度的工作报告里，不可能涉及到深层次问题。反贪污贿赂涉及深层次的问题，该如何预防，如何解决等，向人大常委会报告，还可以从立法等方面着手，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

　　陈振东：人大听取检察院专项反贪报告并监督，应该制度化、常规化。

　　叶惠伦：建议人大要加强问责制，对反贪工作做得不好的、做得不对要怎么办？这需要有问责制，人大要行使弹劾、罢免这些宪法赋予的职权，进行刚性的监督。

　　出镜人物

　　罗辑

　　(首任反贪总局局长)

　　1983年- 1990年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90年- 1992年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厅长

　　1992年- 1996年最高检举报中心主任

　　19 9 3年6月- 19 9 5年最高检贪污贿赂检察厅厅长

　　1995年- 1997年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

　　1997年-1999年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9年 退休

　　1999-迄今北京市汉衡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执行主任

　　叶惠伦

　　(最高检监察局原局长)

　　198 8年- 1991年最高检经济检察厅一处副处长，处长

　　1991年- 1995年最高检贪污贿赂检察厅副厅长

　　1995年-2003年最高检贪污贿赂局副局长

　　2003年-2004年 最高检监察局局长

　　2004年2月 退休

　　陈振东

　　(最高检监所检察厅原厅长)

　　1984年1月-1987年铁道部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

　　1987年6月-2000年1月最高检铁路运输检察厅厅长

　　2000年2月-2004年4月 最高检监所检察厅厅长

　　2004年4月 退休

　　采写：南都记者 杨章怀 实习生 刘佳昕 徐丽敏 摄影：南都记者 杨章怀 统筹：南都记者 王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