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说话需知红线 计划生育国策就不能硬碰

   来源：南方周末

　　在又一次引领公众话题之后，葛剑雄高票连任全国政协常委。一贯的批评者的身份，和体制内的游刃有余，在葛剑雄身上并未互相妨碍。

　　葛剑雄认为，“在体制内起作用要先进入体制”。他将自己的学术地位、“政治智慧”和早年的底层历练有机地融合，他说“我知道我不是住在书袋里的”。

　　葛剑雄的“敢言方法”中最重要的是：不越界、注意红线和留有余地，例如“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就不能硬碰”。“要利用政协这个平台，就要有限度，要知道自己的范围”。

　　葛剑雄对于批评的热爱甚至可以体现在一次候机上。2013年3月1日下午，在上海虹桥机场候机室，这位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如往常一样，“不顾场合”地“开喷”，主题是“抗日剧的泛滥”。

　　“把历史搞成了神话，八年抗战不是八年游戏。”68岁的葛剑雄如入无人之境，越发起劲，以至把现场赴京采访两会的众媒体记者都吸引过来簇拥他。

　　“我真想在这次全国两会上问问相关管理部门，是怎么让这些胡说八道剧准拍、准播的？”葛剑雄有些激动地说。

　　虽然在两日后的十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并没有兑现诺言，但在这个被他称作无比“宝贵”的议政平台上，他提了更为掷地有声的提案，包括允许国民自由迁徙等多个敏感议题。

　　除了保持一向的敢言，这位明星委员还通过媒体将这种声音放大，并用坚持了三年的“两会日记”保持高涨的人气。

　　在2013年的两会日记里，他记载了一位委员给三百多位候选人都投了弃权票；在2012年就考研泄题事件炮轰教育部长袁贵仁而无回复后，他继续要求对方在今年的两会上正式回应。他还建议代表委员们都来对宪法宣誓。

　　人们感叹：“葛大炮”又来了！

　　在多个提案一如既往地引领公众话题之后，2013年3月11日，葛剑雄高票连任全国政协常委——批评者的一贯身份并未妨碍他在体制内的游刃有余。除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他还担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府参事等职。

　　葛剑雄何以敢言？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葛剑雄能够在体制内平台上持续放炮？

　　“平衡术”

　　需要，也可以被需要。只有当双方的诉求能彼此满足时，“放炮”才能有的放矢。这是葛剑雄在诸多提案中一以贯之的平衡术。

　　像往常一样，葛剑雄在2013年两会的亮相依然吸引眼球。3月4日，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次日，葛剑雄就通过媒体向他的主管部门教育部喊话——“请在本次会期内，对2012年考研泄题事件给委员明确的正式答复。”

　　这是2012年最为轰动的公共事件之一。当年1月，多省市英语、政治、数学等考研科目的答案开考前被泄露并售卖，涉及考生人数至少上万。在不久后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葛剑雄突然起立责问教育部长袁贵仁而再掀舆论风波。

　　“但一年来，没有人向委员们通报事件处理结果。”在葛剑雄旧事重提的次日，教育部一位司长、一位副司长、一位处长就找到葛剑雄进行解释并接受批评。

　　但葛剑雄最后也没有给对方留足面子。他在随后的会议讨论中，他仍在媒体面前表示：“有机会的话，今年我还要就此向袁贵仁部长提问，不让这件事‘烂尾。’”

　　而教育部“2012年研究生英语试题泄露案四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三年到六年有期徒刑”的公开解释，又更引发了葛剑雄更多的疑问——“怎么拿到试卷？怎么泄题？怎么传出去的？我们都不知道。教育部如何采取措施防范？我们也不知道……我希望能在今年两会上得到满意的答复。”

　　葛剑雄这样解释在泄题事件上紧盯教育部的原因，制度本身的方向是对的，但关键是怎么保证它实施，“治标与治本要结合起来”。

　　随后，葛剑雄继续摆出还要跟教育部“过不去”的姿态，表示“还要提出更多要求”。他接连提出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异地高考由中央政府统筹等建言，均得到各界支持。

　　今年葛剑雄还提出了“政协委员向宪法宣誓”的建言。“你坐上了这个位置，就不是个普通人。”

　　需要，也可以被需要。只有当双方的诉求能彼此满足时，“放炮”才能有的放矢，进而推动改变或改革。这就是葛剑雄在诸多提案中一以贯之的“平衡术”。

　　在2010－2013年，葛剑雄提交了多个与教育有关的提案，涉及学前教育、海外华文教育、孔子学院、代课教师清退补偿、学术反腐、教育经费、少数民族语言学习、义务教育、考研泄题等。

　　而据南方周末统计，同期其他政协委员的教育类提案，至少还包括高考改革、民办教育发展、择校难、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等热点议题。

　　比较后不难发现，葛剑雄聚焦的议题普遍具有现实操作性，且在该时段往往“被需要”。作为教育界别的政协委员，葛剑雄甚至会站在教育部的角度上去考虑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有些问题需要国务院出面协调，

　　“我提出来既反映民意需求，也等于为教育部呼吁，就容易形成合力去解决。”葛剑雄说。

　　聪明人

　　“我在社会底层也有过历练”，“我知道我不是住在书袋里的”。

　　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朱毅看来，葛剑雄有着过人的处事“能力”。这种能力往前源自他的出身、经历和学术传承，往后影响着他的“政治智慧”。

　　葛剑雄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小镇上。高中时已读完《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早慧少年葛剑雄满怀对知识的渴望，不幸却因肺结核失去了高考资格，“等于被判了死刑”。

　　心灰意冷的葛剑雄高中毕业后开始在上海市闸北区古田中学任教，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这段十三年的黄金年华奠定了葛剑雄丰富的生活经验。

　　由于工作积极，“文革”中期葛剑雄被调至公安局三年，虽然文人从武，但却颇有方法。他通过掌握片区混混的术语和行事方式，进而握住他们的“命门”，对方都很怕他。

　　三十多年后，葛剑雄回忆往事，将其类比于“在体制内起作用要先进入体制”。“他有江浙一带人的聪明，知道应该怎么运用策略。”葛剑雄的一位学生如此评价。

　　葛剑雄首次深入接触体制是在1977年。他被推举为区人大代表，他向上面反映了在读研究生工资低的问题，竟获得了解决。此后五年的“代表”经历也为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这位新晋区人大代表后来考上了复旦研究生，师从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谭其骧。葛剑雄与谭其骧相伴十余载，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习得乃师习气。葛剑雄一名已毕业的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疾恶如仇和纯真是其最大特点，并时有惹恼人的地方。

　　但相比于老师，早期的政治训练让葛剑雄更有“润滑剂”的特点。1983年，谭其骧被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的一本党内刊物请他写篇文章，谭由于疏离体制内语言而难以执笔。最后葛剑雄为老师献策写成了《年过七十为什么还要入党》，既不肉麻，也真实，发表后引起很大的反响。

　　而另一位对其影响巨大的是美籍历史学家何炳棣。何炳棣自承“终身脾气急躁”、“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但葛剑雄却感觉与之在气质上颇为相通，尤其被后者特立独行的“阅世方式”所感染。

　　1990年代是葛剑雄在公共舞台发声的起点。他1999年加入民革，随后进入上海市政协。此期间他重点批评学术不端现象。“当时就比较尖锐，让人下不了台。”葛剑雄的博士生、华中科技大学讲师夏增民说，“其实他一直就这个风格。过渡到议政平台后，话题改变了，风格却没有变。”

　　四年前，葛剑雄批评一位涉嫌剽窃论文的校长后，收到两封匿名恐吓信，说“你扳不倒他，自己小心一点”。葛剑雄就把材料往上面送。最后，这个校长连任一年后被免了。

　　纵然得罪人多，但出人意料的是，葛剑雄在上海市政协期间是提案被采纳较多的委员之一。他所反映的火车站地下停车收费、上海出租车司机如厕难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有人问他：“你身为大学教授，为什么管这些呢？”

　　葛剑雄这样交代了他的策略：上海市政协的权力很有限。我在上海当政协委员，就管这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再大的解决不了，太小的意义不大。不大不小的正好推动解决。

　　“我做研究生后，我曾代表工人去和一些工会谈判，我在社会底层也有过历练，很容易理解他们。”葛剑雄说，“我知道我不是住在书袋里的。”

　　红线哲学

　　“如果没有任何妥协，那就不是协商。协商总有一方要妥协，大家不妥协怎么协商。”

　　葛剑雄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丰富的成果在使他跻身主流学术界之余，还成为沟通象牙塔内外的桥梁。

　　葛剑雄著作丰富，但不老学究，而是观照现实并兼具大局战略意识。198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之际，从地方到中央都要召开理论研讨会，要学者们写文章。葛剑雄提交了论文《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和它对中国的作用，最后成为教育部重点推介的两篇文章之一。

　　由于一直以来的主流观点是“统一都是好的，分裂不得人心”，葛剑雄的文章引起一些人士的议论和不满，并被引申到两岸问题。

　　文章由复旦推荐到上海市，又由上海市推荐到教育部，最后推荐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大会，也是教育部推荐的两篇历史学论文之一。会上明确提出一个原则：“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这篇颇有争议的论文最后得了奖。

　　回到上海后，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找获奖作者交流，前上海市市长汪道涵鼓励葛剑雄把这篇文章完善下去，“最好写到当代”。

　　后来，葛剑雄均与这些领导保持了个人友谊，葛也继续以远见和敢言为前者提供意见。

　　此外，除了人脉丰厚，结交宽广，葛剑雄还热衷公共事件，时常和媒体记者聊到深夜一两点。他还在很多媒体开专栏，言论涉及中医、公司、国宝拍卖、出租车罢运、异地高考、山寨文化、乡土保护、红色文化、个人信息安全等多个领域，甚至还关心华南虎和尼斯湖水怪，成为一个“跨界”的“知道分子”（他其中的一个“专栏”名）。

　　纵使已是公共人物，葛剑雄也不时流露出矛盾之处。外界称葛剑雄身上有三怪：第一，不用手机；第二，微博只关注了一个人，就是他所供职的复旦图书馆；第三，当了一辈子大学老师，却没上过大学。

　　“我觉得没有必要每时每刻都保持联系，处在被人家控制的中间。”葛说。

　　2007年，葛剑雄成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他将这里视作实施个人理念的“试验田”。他与校方签订了三方协议：学校不干涉图书馆的管理，图书馆也不搞回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薪酬由学校财务处统一发放。两年后，葛剑雄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公布了账目。

　　2008年，葛剑雄进入全国政协并当选为常委。其时恰逢陕西周老虎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葛剑雄的“亮剑”之作就是提交提案直斥“周老虎就是纸老虎”，当地政府处理不妥。

　　随后，他又在2009年建议“设立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2010年呼吁“建立中国旅游日”，2011年建言“均衡各地高考招生比例”，每一次都会弄出“大动静”，成为每年两会独特的“风景”。

　　在一些人看来，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距公众期望有距离，要么“打酱油”，要么“炒冷饭”，不能起到上通下达的作用。而敢言、能言、言之有效，正是葛剑雄俘获公众的法宝。

　　即便如此，从葛剑雄的提案和公开言论里，仍然可以梳理出一些“基本原则”：公共性、不越界、注意红线和留有余地。

　　有人问及是否能敦促放开二胎政策。葛剑雄认为政府现在已再次强调“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不会变”。既然这一“红线”动不了，硬碰不行，作为政协委员，是不是可以退一步，比如建议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为“保障一胎，鼓励二胎，允许三胎”？

　　国家政策有“红线”，政协职能也有“红线”。根据政协章程，政协委员没有人大代表所具有的质询权，更不能搞个案监督，因此在回应网友“申冤”时，葛剑雄会直言告知“只能作社情民意反映”。

　　更需要留心的是宪法和法律，因此时常挂在葛剑雄嘴上的一句话便是“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

　　2013年的两会中他建议让公民享有“居住和迁徙自由”及“罢工自由”。由于现行宪法曾在修改中删除上述表述，意味着这样的权利不受宪法保护。如果要倡导这两项权利，就必须首先在宪法和法律中得到体现。葛剑雄于是提交了《关于建议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提案》，避免仅提权利却无法可依的尴尬，并“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实际上，2012年他就曾提出设立宪法委员会以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考虑到可行性，2013年再提宪法修正案。

　　“红线”不能逾越，这是基于理性议政和依法议政的前提。但从葛剑雄的实践中可以看出，这并不意味着在相关话题上就只能无所作为，有时恰恰需要打破常规积极作为。

　　葛剑雄认为，政协的职能定位与人大不同，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机构，具有统战的符号功能。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并没有利用好这个平台。

　　“比如有一次就京剧进课堂的提案临时开协商会。这样的协商会不要政协开也可以。全国政协协商的事情应该是国家的政治大事或要事，而不是停车场要不要关之类的事。我们讲的‘政’，并不一定就是政权和制度，主要还是政府的行政问题。”葛剑雄说。

　　无论是可为还是不可为，最重要的都是懂得在妥协中寻找共识。“要执政党采纳你的意见，你也要给他留下余地。”葛剑雄向南方周末表示，“如果没有任何妥协，那就不是协商。协商总有一方要妥协，大家不妥协怎么协商。所以你提出来，就要做不被接受或者修改的准备。通俗一点说，协商就是讨价还价。”

　　三境界

　　“让我们涉及现实，我就讲现实；不然就讲历史。”

　　葛剑雄从2011年开始口述“两会日记”，由《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记录刊登，至今已延续三年。2013年3月12日，他记录下一桩“意想不到”的事。

　　当天下午写票时，一名委员多次要求延长写票时间，并用相机拍下自己的选票。在随后的计票时，大家发现所有候选人都有一票弃权票。结合此前出现的情况，葛剑雄分析正是那位延长写票时间的委员给所有候选人投了弃权票。

　　“他这种不赞成并不意味着他反对里面所有的人，他要的是大家更好地行使民主。他采取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投成弃权。”葛剑雄分析说，这名委员还给选票拍了照，是想检验计票系统是不是真正公正，“结果说明，计票还是公正的。”

　　葛剑雄感叹说，“我低估了委员们表达自己民主权利的能力。”

　　在葛剑雄看来，他认为无论是批评个人还是政府，可以有策略和方法，但不可是非颠倒。“我们很好办，让我们涉及现实，我就讲现实；不然就讲历史。”葛剑雄说。

　　葛剑雄说，一个社会一个人，均有三个境界。最高的境界是信仰。所谓共产主义、宗教、“先忧后乐”、士大夫的家国情怀，这都是信仰。“我达不到这个程度。”

　　第二个境界是职业道德。葛剑雄说他试图做到。“我做馆长，就要像个馆长。做政协委员，也要有政协委员的职业道德，如果空间太小，我做不好就辞掉。”葛剑雄说。

　　第三个境界是等价交换。凡事能通过交换达成共识，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就是等价交换。有人说这不高尚，能做到这一点也不错。“可惜现在很多人连这点都做不到。”葛剑雄说。

　　2011年，葛剑雄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做过一个关于员工素养的讲座。让馆员史卫华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关于职业幸福观的内容，“葛馆长认为选择了这份职业，就应该树立职业道德感，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2012年5月，葛剑雄以图书馆馆长的身份与复旦大学学生做过一个“微访谈”。同事建议选择性回答部分问题，但葛剑雄却在两个小时内，逐一回答了57个问题，并在访谈结束后，于当天晚上继续回答了其余八十多个问题。

　　葛剑雄的实名微博也几乎成为最活跃的代表委员微博，他不厌其烦地回复着网友的各种问题，有时在早晨七点，有时在凌晨一点。日复一日。68岁的葛剑雄长期保持高效的睡眠习惯，每天凌晨1：30至2点睡，6点半起床，非工作日有时也会多睡两个小时。

　　葛剑雄近年来的提案涉及领域广泛，大部分超越了他的研究专长。葛剑雄说，这得益于其丰富的见闻，且多有思考请教，更重要的是“政协委员的提案本就没必要太多束缚，主要还在于监督政府作为，而不是给他们提出具体的方案”。

　　2013年两会，有记者将他与另一个“大炮”任志强相比较，他却不愿意，“他是个房地产老板，他提的很多问题被很多人认为与他代表的利益群体有关；我则完全是站在一个公民的立场上来提问题。”

　　现在，葛剑雄时常回想起24年前恩师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冲破重重障碍，终于正式出版的时刻。中国社科院为此召开了一个小型庆祝会，多位中央领导到会，鼓励大家继续做好研究。他们留下的一句话让葛剑雄至今仍记忆犹新——“要宽容。”

　　葛剑雄把这阐述为“高层领导求知若渴的决心”，“让知识分子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领导同志有这份心，我们这些人就愿意贡献出自己研究的成果，为国家做事。”葛剑雄说，公开不能讲，只要内部允许讲，大家还是愿意献计献策，“就怕渠道被堵住”。

　　葛剑雄告诉南方周末，这两年的政协提案中，他并没有全部公布给媒体，“比如关于两岸问题的提案，我觉得就不适合”。

　　葛剑雄说，有时说了也白说，但大家都觉得时不我待，国家的发展还是要一个结一个结去解，所以“白说也要说”。

　　乐此不疲的原因，葛剑雄自称是“职业道德”，史卫华归结为“奉献”，朱毅则认为那更是一种能力，“别人想做也不一定做得到”。

　　“葛大炮”是外界赋予他的绰号。“有的人批评‘小骂大帮忙’，我说小骂大骂，终归还是骂，总比阿谀奉承要强。”他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