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称对李天一等青少年犯罪应尽量保密判缓刑

　　昨天，警方一位知情人透露，李天一等人涉嫌强奸案在经过检察机关批捕程序后，目前，正在由公安机关开展继续侦查，该起案件尚未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李天一之所以激起“民愤”，原因之一就是，这个事件距离他上次“寻衅打人”只有一年多，距离他解除教养仅4个多月，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再次涉嫌犯罪，而且性质更加恶劣。难道长达一年的收容教养没能让他学会遵纪守法？反而沾染了更多的恶习？

　　在微博和网上论坛里，很多人加入“怎样对待犯罪孩子”的讨论。

　　严惩和监禁是否是对未成年人适合的方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表示：“少年宜教不宜罚。在少年司法中只有保护没有处罚，即使对少年犯罪行使处罚，也应当是迫不得已的，这种处罚也是以保护该受罚少年为前提的。”

　　揭掉标签

　　隔断周围人的消极反应

　　普通老百姓对“收容教养”、“劳动教养”、“劳改服刑”这些名词的区别并不十分清楚，统统称之为“进去过”，进到高墙之内，似乎就贴上了一个黑色的标签。犯罪或犯错的未成年人，从此被划进了“坏孩子”的圈子。据了解，犯错的孩子有的送进工读学校进行教育，有的送进收容所，有的是在少年犯管教所，还有的在劳动教养场所。

　　集中监禁和改造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来自朝阳区检察院的武彬分析道，一些少年犯本来只是因交友不慎或一时冲动犯了案，在监狱里却会受到同号犯人的“污染”，等释放时已经变得“五毒俱全”；坐牢的经历还会成为一些未成年人炫耀的“资本”；释放后赋闲在家，容易再次和不良朋友交往。

　　一个孩子被“污染”的过程是这样的：这个身份标签开始是让他们被另眼相看，最后他们自己也慢慢认同了。美国犯罪学家弗兰克指出“贴标签”会促使青少年变坏：“先是给他贴上坏的标签，使个人对这种标签的说法产生认同，同时，社区又将他们与正常的少年儿童隔离，不让自己的孩子与这些‘坏孩子’交往，不断谈论这些坏孩子的邪恶行为，把他描述成一个邪恶的人，让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结果，他就在周围人的消极反应中变得越来越坏，真的成为人们所描述的那种‘坏’人了。”

　　这种情况已受到司法人士关注，海淀法院少年庭副庭长尚秀云审判少年犯罪案件数十年，她目睹了一个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为了一辆跑车、一次生日聚会、一身名牌T恤，最终成为少年罪犯。她经常为此纠结，一个少年初次犯法，一旦判刑入狱，往往会被社会划入另册，一蹶不振，二进宫、三进宫现象非常频繁，她认为“除了判刑入狱，还有对孩子更有效的挽救方式。”

　　判处缓刑

　　失足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

　　对于一个犯罪行为已经够得上判刑入狱的孩子，是否还应该给他一个宽容的机会？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曾经为此困扰的尚秀云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原则：对未成年人尽量判处缓刑。

　　在她审理的案件中，有个重点中学的学生小程，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他先后在清华大学等地盗窃作案16起，窃得价值4600余元的财物。根据盗窃数额完全可以判实刑，但尚秀云注意到，这个少年没有销赃挥霍，赃款全部分给了小伙伴，赃物也全部锁在家里。作案期间，他曾多次想洗手不干。从这些细微现象中，尚秀云察觉到小程良知未泯，加强管教可能使他重新回头。小程最终被判了缓刑。为了让他的学业不至于中断，尚秀云几次到小程原来的学校，反复说服学校破例接收他返校读书。回到学校后，小程刻苦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和同学一起设立了自行车义务修理站。缓刑期满后，小程考取了全国一所重点大学。

　　“天下没有不良少年只有不幸少年。”这是尚秀云经常说的话，对于犯错的孩子，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让他们的双脚迈进监狱的大门。曾经有一个16岁的少年大学生在学校连续盗窃4起，被起诉到法院。这孩子聪明过人，15岁考进了全国重点大学。由于他来自贫困山区，父母每月只给他寄几十元生活费，看见周围同学吃穿讲究，于是偷了四辆自行车。经过审理，法院宣判他缓刑，但他在逮捕时就已被大学开除，如果学校不愿再接收他，他就没有缓刑条件，就要被判实刑送监狱。尚秀云和书记员为恢复他的学籍六次去学校，先找保卫科，又多次找系主任协商，最后找到校长。她和校长从下午两点多钟一直谈到晚上七点，最后说服校长破例同意接收这个学生，让他先到校办工厂劳动。在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之后，学校为这个缓刑少年恢复了学籍。他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并被北京一所著名大学录取为研究生。

　　“对少年犯罪的处置，监禁处罚应当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皮艺军教授表示，“对未成年人犯错误持宽容态度，在一个成人本位和家长制传统的国家，是一个很难越过的坎。”

　　庭前调查

　　少年犯缓刑比例已达50%

　　通常，宽恕比惩罚和报复更困难，但记者从北京一些法院了解到，少年犯判缓刑的比例正在不断上升。朝阳法院少年庭副庭长张妍告诉记者，缓刑比例现在已经达到50%左右，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少年犯“非监禁刑”的适用在不断扩大，除了缓刑，还有的处以罚金，甚至还有检察院视条件不予起诉，免予刑罚。这也体现了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少捕、慎捕”的要求。

　　通常，摆在法官面前的起诉书中，只能看到一个“问题青少年”所犯的罪行均“证据确凿”。

　　“案卷里的东西，也许全部是对孩子不利的，但孩子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一点都不会涉及。可是，对孩子来说，这非常重要，每个错误的背后都有一个悲剧。”一位少年庭法官这样说。

　　朝阳法院少年庭副庭长张妍告诉记者，不同于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少年庭案件在审理之前特别添加了一个“庭前调查”程序，会委托社工通过对社区、学校的调查，全面了解一个孩子的家庭环境、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

　　马浩是丰台法院少年庭的“社会调查员”，曾经受指派调查一个少年犯罪嫌疑人晓璋，通过对他所在学校、社区访问，马浩发现，晓璋在一个离异家庭长大，父亲对他无暇管教，经常打骂。孩子长久得不到关心，一直遭受老师的鄙视、邻里的冷眼、同学的欺侮，还经常被大孩子抢劫威胁，最后他也去抢劫更小的孩子。“他是在复制自己的经历，并不清楚这是犯罪。”马浩调查后认为，晓璋是可以挽救的。通过马浩做工作，晓璋的父亲表示以后不再打骂孩子，他所在的社区治保主任也承诺：“如果孩子被判缓刑到了社区，我们会帮他学习生产技能，帮他申请低保。”最终，晓璋被判处缓刑。做社会调查员的经历让马浩深有感触：“孩子走上犯罪的道路，孩子身边家长、老师、学校都需要反思。这不仅仅是孩子一个人的错，改善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尤其重要。”

　　据了解，这个“社会调查”程序正是借鉴了国外“量刑建议委员会”的做法，这个委员会是由妇女工作专家、青少年工作专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人组成的中性机构，他们对孩子一贯的表现进行调查，量刑的时候作为参考。

　　档案封存

　　为他守住秘密才有新的开始

　　少年犯被判缓刑之后，即使重回学校和社区，昔日的阴影能够很快消除么？记者了解到，目前被判缓刑的少年犯大多数在社区接受矫正，但是一些孩子和家长却对社区矫正有抵触。有法院接到少年犯家长的反馈，一些矫正机制不健全的社区，少年犯和成年罪犯集中在一起，仍然无法避免交叉感染，而且孩子以“罪犯”的身份出入社区，他们觉得无颜面对邻里，也被昔日同学朋友疏远。

　　“社区和法院有义务为孩子保密。”朝阳法院少年庭副庭长张妍表示，从庭审开始，控制旁听人数，尽量保护孩子的隐私，缓刑犯进入“阳光社区矫正中心”后，“对孩子的帮教是一对一进行的，社工可以去家里，不让别人知道他在进行社区矫正，让孩子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门头沟法院少年庭正在尝试一种新的社区矫正做法，让缓刑少年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各种活动。“我们会把活动的消息告诉孩子，然后他们自己在网上报名，和普通志愿者报名的方法完全一样，没人知道他们是参加矫正的少年犯，他们不用担心自己被另眼相看。”门头沟法院少年庭副庭长杨畅告诉记者，“让他们接触正面能量，结交新的朋友至关重要，志愿者正是一个这样的圈子，这样可以避免他们回到过去的生活轨迹。”

　　在门头沟法院被判缓刑的少年小强去年第一次参见了志愿者组织的“清明文明祭扫”活动，当他向扫墓人发放黄丝带、劝说他们不要烧纸时，不少人听从，还有老人夸奖他，这让他有一种特别好的感觉，此后他参加了多次志愿者活动，结交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不少志愿者朋友，现在他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在单位表现很好。

　　“保密，对少年犯来说，是一种呵护，帮助他们克服挫败感。”杨畅副庭长说，他们从几年前开始尝试“前科消灭制度”，即对于轻罪被判缓刑的未成年犯，今后在就学、就业、服兵役等社会活动中，将不再受“犯罪前科”的限制。缓刑期间表现良好的孩子，可以获得“无犯罪前科”的证明。记者了解到，从今年开始，“前科消灭”正式命名为“档案封存”制度在全市开始推行。

　　“天下没有坏孩子，只有干过坏事的孩子。希望这个社会能够理性地为那些想改错的孩子，郑重地摘掉标签。”皮艺军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