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深圳医院院长谈医改：香港经验水土不服

　　自从担任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邓惠琼每天的日程都很紧张。

　　自进入2013年以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步入快速扩张期。在提高日均门诊量和病床开放数量的同时，新的科室如肿瘤中心也不断增加。从部门医生聘用，到医疗器械采购，每一样都需要作为医院大管家的她来考虑和协调。

　　从业30多年，邓惠琼拥有接生上千名婴儿零差错的执业经历，也曾经担任香港大学医学院和香港医学专科学院的院长。丰富的从业经历，以及来自香港大学医学院的支持，让她相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能够为病人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

　　由于港大深圳医院的特殊身份和模式带来的诸多关注，有时候也会让她感觉困扰，她要不断的通过交流，来回应那些关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种种猜想。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邓惠琼就医院的收费标准、药品采购、内地医生与香港医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医院的治理结构等问题，一一作出了回应。

　　诊疗费用：“小打包”锁定总价

　　《21世纪》：外界现在都很关心港大深圳医院的住院费到底是什么标准，是否与其他的公立医院完全一致？

　　邓惠琼：我们的收费标准是跟社保绑定在一起的，有收费规范，一般病人就诊需要用社保。在住院这块，我们希望有一个“小打包”，比如说病床、氧气，还有其他小的东西，费用都加在一起，算总的打包费用就行。每一个小项目都去收钱，繁琐复杂。最重要的是，对医院的人员来讲，他们的工作不应该是去收费，而是照顾病人。

　　实行“小打包”后，病人明确知道住病床需要多少钱。但“小打包”不是按病种收费，而是按普通病床。病人住院，最基本的需要是确定的，如果有“小打包”，他就知道会花多少钱。具体“小打包”是多少钱现在还没确定，需要到发改局和物价局去批复。

　　《21世纪》：这种“小打包”的模式与香港的公立医院模式相同吗？

　　邓惠琼：一样的。香港的公立医院住院一天是多少钱，所有的费用都包括进去。香港普通的床位价钱是确定的，包括的项目比如输血等，再不需要另外付钱。

　　但与手术费用是分开的，我们的手术费也是按照标准来确定的。当然，病人住房也会另外需要自费的服务，那就是“特需服务”，跟“小打包”的概念不同。

　　《21世纪》：这个方案已经上报到哪个部门，大概什么时候能批下来？

　　邓惠琼：我们先是报到卫生人口计生委去，批复之后是社保局。现在深圳成立了医管局，那就是它来管，然后才可以到其他的政府部门去申请。现在住院诊疗的标准还是跟其他公立医院一致。

　　医生招聘：以岗位定薪酬

　　《21世纪》：你之前感叹的医疗器械采购报批流程太长的情况，现在有没有进展？

　　邓惠琼：刚成立的医管中心罗主任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对于一些很重要的器械，他们会为我们开绿色通道，尽快解决急需器械，这个量很少。

　　《21世纪》：我知道医院这一段时间来一直在招聘内地医生，我们怎么处理内地医生和香港医生的“混编”，还有“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邓惠琼：其实香港过来的医生与内地招聘来的，并不是“同工不同酬”，而是“不同工”。比如我是院长，与副院长的工作就不同，薪酬自然也不同。

　　从香港过来的医生都是行业里最顶级的，他们是带着自己的经验，过来做管理和医生培训的，与现在内地招聘的医生并不同工。现在医院的医生评价有12个不同的层级，从香港过来的都是最高层的，他们就是主管医生。

　　如果一个内地医生的能力、经验都很好，是可以达到我们确定的最高层级的。如果内地医生的能力很高，可以最顶级的薪酬聘请他。

　　《21世纪》：香港来的医生在医院会占有多大比例？

　　邓惠琼：从香港过来的医生需要拿这边的行医牌照，已经有165个人，但他们不是全职的，我们计划最后从香港全职到这里来的不超过40个。

　　治理结构：董事会是老板

　　《21世纪》：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是香港大学的附属医院，但资金又是深圳市提供的，那我们的管理团队最终向谁负责？

　　邓惠琼：我们医生的最高管理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下面设有法人，就是院长，院长之下设立有不同的部门来管理。董事会就是我的老板。我需要做哪些事，每年的钱怎么用，这些要先做预算，由董事会通过才行。

　　比如我们需要聘用多少人员，需要编办给数目。它只管给我们人员数目，不管当中有多少个医生、多少个护士，而最后是要董事会来批准的。

　　《21世纪》：既然是董事会最终拍板，那管理层的薪酬是由董事会决定的吗？

　　邓惠琼：关于薪酬等方面的确定是这样的。在董事会的管理机构以下，设有12个专门的委员会，其中有一个叫“岗位与薪酬审核委员会”，多少个岗位，每个岗位确定什么样的薪酬，需要委员会来确定，这就不是我说了算的。

　　现在医院里面大部分的管理层都是香港大学过来的，但在“岗位与薪酬审核委员会”中也有医院以外的人士担任委员，委员会就负责确定岗位和薪酬，当然也要董事会同意。

　　《21世纪》：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之所以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很大原因是因为人们把它看作成一个医改的标杆，您对于这点怎么看？

　　邓惠琼：我们当然希望医院所做的事情对医改有帮助，但我们最希望的是用最高素质的医疗来服务深圳市民，甚至是全中国的市民，也包括香港。

　　医院刚开始成立，一定有它的成长过程，在香港一家公立医院正常运营一般需要18个月，我们真正的运行只有3个月。在改革的时候是有困难的，我们在香港的经验在这里都不同，我不是说香港的就是最好的，但确实有水土不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