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称户籍制度改革推太快会引发无数新问题

　　田享华

　　中国如何施行新型城镇化无疑成为近期政界、学界的主流议题。日前在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相关学者为此热议不已，其中户籍改革是快行还是慢来，成为争议焦点之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在会上说：“在人口多、资源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必须从国情出发，积极稳妥地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的战略任务，第一就是要有序推进农业专业人口市民化，要逐步解决现有2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具体做法包括：全面放开小城镇的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小城镇的限制。

　　安置人口挂钩土地指标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就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非常(具有)技术(性)、非常困难、错综复杂的世界级的难题。因为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上，这个户口本承受、凝结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还有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等问题。“这个小本子可以说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

　　黄守宏认为，户籍制度改革难度确实很大，但是进展速度也不慢。小城镇和小城市已经基本上放开了，只要有固定的住处和固定的职业就可落户，地级以下的城市也是有限度地放开。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也认为，所谓户籍，无非是外面包的一层公共福利的皮，这种皮可以把它分解成教育、社保、公租房、保障房、医疗服务等等。我们每一段分期分批逐步地解决，当有一天这个差距等于零时，户籍就没有意义了。

　　因此，黄守宏和李铁都强调在推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上，不能把这个事情想得太简单，推得太快，给老百姓一个不太合适的预期。一旦一次性解决，会引发无数新的问题，逐步地放开，从现在开始解决，会有助于我们问题的改进。

　　不过，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小城市的开放也没有做到位，还是带有歧视色彩。目前学界和政府的一些说法还是流于口号，必须有全国的统一制度规划，立即着手改革。中国再过20年，城镇化达到75%左右时，至少有6亿人需要安排。换算下来，每年至少要安排3000万。这才叫规划，没有细致到这个地步就是喊口号。

　　华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必须明确每年3000万人的安置任务，怎么安排，钱从哪里来，这才是实打实的规划。否则的话，社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现在不解决，将来就是大麻烦。具体而言，他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将外来人口安置与建设土地指标挂钩，地方政府想要建设用地，就先安排人入籍，要土地安排人，比如一亩地安排十个人，安排得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把地方政府的行为给调整过来。

　　大城市改革有两难

　　虽然户籍改革有巨大难度和阻力，但李铁还是强调，可以先解决举家迁徙的这部分户籍改革需求，他们在城市已经生活了很久了，人数是4000多万，这一步走的话，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说这一步都不走，就谈不上什么改革了。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实施居住证政策，条件会更加的苛刻。这不是简单的制度设计问题，确实涉及到大量的地方利益。

　　上海宝山区区长汪泓就以她负责的宝山区为例介绍说，现在宝山区有户籍人口是90万，常住人口达到了216万。在外来人口孩子的义务教育上，地方政府按要求全部承担。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外来家庭带动更多家庭前来，甚至是一些没有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也涌入当地，这会和城市居民发生比较大的冲突，这些问题是地方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

　　对此，黄守宏直言特大城市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有两难，一个困难是人口越来越集中，农民工的市民化，涉及到大量的成本和投入；另一个是利益调整分担的问题，这不是一年半载可以解决的，需要时间和过程，而且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可能在原有的社会矛盾基础上，引发新的不同社会群体的矛盾。

　　而真要解决这两难，需要更大额度的公共财政投入，以至于有个别官员说“一个农民工进城需50万元的成本”。不过，李铁并不太认同这一观点，因为这是以城市最高水平来算的，但是中产阶层和中低收入者要求的基本服务水平不一定是像富人那样高。他说：“我们面临的两三亿低收入人口要进城，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户籍问题才是我们改革的关键，而不是解决富人的进城问题。”李铁还表示，其曾在重庆做过调查，一个农民工转户成本就是10万，政府拿1/3，企业拿1/3，农民拿1/3，这10万要解决基础设施和教育，分10年支出，平均每年1万块。

　　黄守宏说，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出力，政府当中还有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以及所在地政府。实际上从这些年来看，中央和地方的分摊机制的雏形已经形成。如果我们按照政策轨迹逐步向前推进，结合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我们就会构建出一套有利于促进人口城镇化的财税体制，这是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方向。

　　黄守宏再次强调，中国现在的人口城镇化，不是建立在理想状态之上的。目前的社会格局是长期历史原因造成的。现在我们要有路线图，要有时间表，要有统一方案，调整全社会的预期，但这个过程当中要防止急躁、冒进。过去几年，有的城市一夜之间宣布户口全部取消，涌入了大量人口，最后超过了城市的承受能力，最后不得不中断。如果不能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而仅表达某种情绪，实际上未必会有好的效果。

　　(本报实习生 王一茹 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