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论发泡餐具死而复生：政策不应左右摇摆

　　东方网记者刘华宾4月7日报道：被禁14年的发泡餐具5月1日即将解禁，国家发改委一位副主任此前惊叹，“一个小小的餐盒惊动了三位副总理，这么多部委领导。”联想到发泡餐具企业出资450万元请律师“公关”，发改委这句看上去的“戏言”，让很多人引以为忧，企业的利益有人代表了，谁又来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

　　其实，不单只是发泡餐具的“十年生死故事”，一段时间来，在一些涉及民生的公共政策中，比如“最严交规”、“电梯取消左行右立”、“雾霾天取消出行”，要么出现新政反复，要么出现旧政回潮，很大程度上损伤了政策的公信力。不少学者就此批评说，公共政策的制定最忌左右摇摆，也不宜瞻前顾后，更不能因为伪装的民意就盲目出台。

　　重大公共政策”左右摇摆”不可取

　　被禁了14年之久的发泡餐具，今年5月1日起开始解禁。据说，10家生产发泡餐具企业曾出资450万元，请一家律师事务所进行“公关”，令舆论哗然。很多人不解，发泡餐具不能降解，造成的污染严重，这是共知的常识，公共政策的制定，却为啥反复无常？

　　“发泡餐具的死而复生，我本人也不免感到疑惑。”上海社科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胡筱秀分析说，科学的公共政策出台，应当是一个审慎的过程，不能今天一个导向，明天一个导向。“发泡餐具究竟有没毒、可不可以用，本来已经形成科学共识，如今政策一改变，又会形成新的疑惑，严重削弱政策的公信力”。

　　发泡餐具“复活”的背后，始终有代表企业利益的行业协会的身影，国家发改委一位副主任笑言，一个小小的餐具甚至惊动了数位副总理。不过，这在媒体和学者看来，暴露了某些政策出台前后，利益团体对决策部门的博弈甚至“逼宫”，里面却独缺了群众利益的代表。

　　“不少政策出台之前，表面上看，决策部门也多次调研，反复征询意见，出来的政策没一条不合程序，实际上根本没有真正听取民意。”胡筱秀直言，现在不少听证会犹如走过场，听证代表的代表性饱受质疑，最终却常以民意的名义，让粗糙的政策得以一路绿灯。“为了追求决策的效率，忽视民意基础，甚至少数领导的人格化意向说了算，这暴露的依然是某种权力意志”。

　　改革措施最忌”没想清楚就匆忙出台”

　　“史上最严交规”遭遇的舆论阻击，恐怕也让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其中饱受争议的“闯黄灯扣分”，在媒体反复争论，甚至地方交警部门变相抵制下，目前已变得不了了之。

　　日前在全国人代会上海代表团审议现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就此直指要害，改革举措最忌没想清楚就匆忙出炉，草率推出不成熟的改革措施，很容易破坏改革的共识基础。

　　王战认为，改革的起步要从中央、地方有共识，人民群众有共同期盼的地方入手，通过改革来凝聚改革的共识，再做需要攻坚克难、顶层设计的改革。针对当前可以解决的问题，提出的改革方案，这样的改革多做几件，才会凝聚改革共识。他说:“改革举措最忌没想清楚就匆忙出炉，比如前段时间闯黄灯扣分的问题，这样匆忙推出的事多几件，恐怕会败坏改革的共识”。

　　近期在上海地铁，很多人多年形成的“左行右立”习惯，正在经受彻底“颠覆”。相关部门表示，左行右立会单向增加电梯损耗，建议取消这个常年形成的规则。不少市民产生困惑，好不容易形成一种文明观念，就因所谓的电梯维修费，轻易就要抛诸脑后？文明观念与经济利益，究竟谁的价值更高？

　　胡筱秀副研究员认为，一项好的政策出台，要经过科学、严谨的程序，要允许相关方“讨价还价”。这种前期反复的过程，也许会影响决策效率，但一定是争议最小的。她说，公众意见不可能百分之百统一，即使没有最优方案，理性的公众会选择一条“更不坏的政策”，而这样经过理性决策的政策一旦形成，就不应该瞻前顾后、反复无常。

　　制定政策要警惕”伪装的民意”

　　申城近日两条规定，引起公众的关注。

　　一个是《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重污染应急方案（暂行）》，其中规定，一旦发生空气质量严重污染情况，禁止黄标车上路行驶，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停驶30%，并将根据具体污染程序，决定机动车是否扩大限行，乃至采取学校和幼托机构停课等措施。

　　一个是还在征询意见的《上海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其中一条地铁全面禁饮食的规定，引发市民广泛争议。

　　在公众对空气质量“忧心如焚”的当下，空气质量变坏时限制车辆出行、要求学校停课，似乎也无可厚非。不过也有部分人士提出，随着我们发展方式的转变，环境治理的成果将逐步现象，另一方面，还需理性看待空气质量治理的过程，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有些规定不宜简单一刀切。比如，一发布空气质量污染，就限行机动车、停课停学，是否失之过硬。停驶车辆的数量谁监管？限行的范围如何定？空气之争会不会引发路权之争？这些似乎还没考虑严密”。

　　在新版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中，地铁饮食是在车厢内禁还是站台禁？是凡液体皆禁还是饮料才禁？这些细节也还都处在模糊地带。

　　这两个规定，一个是暂行，一个在征询意见，都已或正在严格听取意见。不过，跳开这两个案例本身，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公共政策制定中，是不是“多数人”赞同，就一定要匆忙出台？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孟建此前敏锐地发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用一个专章来阐述政治体制改革，其中系统论述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他认为，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协商民主不仅是执政党和民主党派间的协商，很大程度上还应包括在重大公共政策上与民众的协商。“我们不少公共政策出现问题，恰恰是在协商民主制度上有严重缺失”。

　　孟建教授认为，协商民主的前提是信息对称和民主决策，“如果没有信息公开的环境，何谈协商民主？”同时，重大政策的顶层设计，不能变相理解为领导拍了脑袋算，顶层设计真正的核心，本身就要顾全大局，一些无视群众利益的政策匆忙出台，没有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容易引发“底层抗争”，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公共政策出台，还要准确地捕捉民意的走向，又不被伪装的民意所干扰。”孟建教授提出，我们已进入一个人人都是麦克风的全媒体社会，个人被充分地赋权，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分权，但决策过程中也要关注“沉默的螺旋”现象。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公共政策不经充分酝酿就仓促出台，很可能给改革的新局面带来破坏。

　　胡筱秀副研究员也提出，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应简单地依“多数人”意见就匆忙出台，好的政策需要通盘考虑，以社会有序发展为代价，“政策有时效性，不应机械地一刀切，可能需要钟摆式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