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看现在一些新闻发言人 我能打95分以上

　　本报深度记者 张洪波

　　最近,出现H7N9禽流感病毒,然而“雨点”迅猛却落地无声,再没引起十年前非典肆虐时的恐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地自3月31日开始举行的一场接一场有关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

　　有时公开就意味着安全。

　　自2003年非典开始,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年后,人们一边享受着“公开”带来的安全和信任；一边也在思索该制度的走向。

　　本报记者采访了曾经叱咤风云的新闻发言人“三剑客”: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原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公安部原发言人武和平,希望他们的足迹和思考,能给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更多的素材。

　　曾经最敢说的

　　“三剑客”时代

　　3月31日,国家卫生委通报我国H7N9禽流感感染情况。4月2日、4月5日,上海市政府连续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疫情防控情况。此外,其他省市也陆续召开了相关新闻发布会。

　　在政府的各种新闻发布会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现身其中。他们表现得日益成熟,却又让人感觉少有鲜明的特色。

　　这让人不禁想起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离任时,一家媒体的评价:“一个个性鲜明的新闻发言人时代过去了。”

　　这几日,已是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一如既往地在发言,只是阵地变成了他的微博和博客。个性仍是一如既往地鲜明。

　　因为H7N9禽流感,已是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计委新闻宣传中心主任的毛群安比以往又忙碌了许多。之前的3月份,他正在接受一拨又一拨记者关于非典十年的采访,不断回忆他从2003年起做新闻发言人的经历。

　　2003年,在经过非典的阵痛后,当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清华大学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首批学员包括60多个部委和地方官员共100多人。

　　在随后十年里,这个班上明星发言人辈出,他们也被称为“黄埔一期”。其中有被称为“三剑客”的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原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公安部原发言人武和平,还有“三朵金花”王惠、焦扬、徐宁,以及7年后“黯然离开祖国赴海外工作”的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这是中国首次启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因为“前无来者”,“黄埔一期”学员接受了“中西合璧”式培训。而他们身上独特的个性,也随着这扇大门的开启,展现在公众面前。

　　王旭明热衷于新闻发布会形式的创新。他开新闻发布会,能把参加的教育部领导拉到田间地头,或者贫困乡村。即使在中规中矩的会场,他也喜欢搞电话连线、网站直播,举办记者吹风会、做访谈节目等形式。他还多次带着记者团直奔一线采访,周四晚上走周日夜里回,号称“魔鬼训练营”。

　　当然,“玩花样”的结果是,教育部想要公布的信息和宣传的政策,总是能占据媒体报道头条,而公众也能第一时间了解到。

　　甚至,因为担心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比较严肃,会影响一些政策的宣传效果,王旭明亲自操刀做起了电视节目《问教》,并自任主持人。结果被嘲讽为:“见过爱表现自己的,没见过这么爱表现自己的官员。”

　　“我再傻也不至于是为了表现自己。我知道一些人总结的为官之道,是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王旭明面对非议,始终坚守自己一贯追求的准则:“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

　　曾有人评价王旭明,他能干5年新闻发言人,简直是个奇迹。可“这个奇迹”真的存在了5年。

　　武和平相对低调,但在对新闻发言人这事上,却是出手又快又“狠”。2006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确定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为定位定时定点新闻发布试点单位,武和平干脆更进一步,把每月一次的定时发布改为每周一次。

　　卫生与教育同属“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平日里,毛群安和王旭明就互相戏称“难兄难弟”。有时候,性格活泼的王旭明就调侃性格敦厚的毛群安:“你像受过专业训练的一样。”毛群安就会半眯着眼说:“别挤兑老弟,咱们可是患难兄弟啊!”

　　虽然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大门第一次被推开,但里面却是一个多姿多彩的舞台。以“三剑客”为代表的“黄埔一期”风格迥异的表现,让人领略到当时新闻发言人的别样胆识和风采。

　　可自“三剑客”陆续谢幕后,中国的新闻发言人讲台上,再也难寻这种个性而大胆的身影。

　　教育部现任新闻发言人续梅,给媒体的印象是谨慎、中规中矩；卫生部毛群安的接任者宋树立、国家林业局曹清尧的接任者程红、环保部潘岳的接任者陶德田等人,都是低调登场,即使是一些媒体记者,对这些名字也不熟悉。

　　忌惮“祸从口出”

　　只能照本宣科

　　“祸从口出”——即使对新闻发言人来说,也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

　　王旭明非常擅长与记者打交道,可在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期间,他仍被媒体总结出“十论”。其中最有名的一论就是“教育买衣论”。

　　2006年,某媒体发表了一篇王旭明回应两会代表委员“上学贵”问题的文章。在文中,王旭明把上学比喻成逛市场买衣服,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没钱就买100块钱一套的衣服。

　　王旭明后来解释说,那是他在私下场合与记者的聊天,“关起门来说的话”,原意也只是希望大家理性对待教育和上学。

　　可此“教育买衣论”一出,舆论骂声四起,一下把王旭明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他自己认为的“一个最刻骨铭心也是对人生带来最大伤害的经历”。

　　“三剑客”中最低调的毛群安,也未能逃出这个“梦魇”。

　　2011年6月,一则“毛群安拟建记者黑名单”的消息把毛群安推到了舆论的风口,尽管后来卫生部出面辟谣,但在接受采访时,毛群安仍然不愿意重提这件让他痛苦的往事:“刚发生时,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觉得干得很痛苦。”

　　无论是“误读”还是话语失当,此类与媒体的争执,很多新闻发言人都遭遇过。因为说话,新闻发言人会从“发言人”变成“当事人”,被放到“火山口炙烤”。

　　在武和平所写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一书中,记述了他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考察时,美国记者对他们工作的思考:“我们会帮助政府将故事告诉大家,我们的角色是让政府成为被尊重的角色,但要通过我们的挑战和质疑来实现——因为我们是读者和人民的代表。”

　　所以,美国的政府部门非常乐意与媒体互动,由媒体评头论足,甚至当媒体比较安静时,他们会主动找些新闻和资料来“喂记者”。

　　但在中国,新闻发言人代表的是他身后的政府部门,如果发言人说错了话,被舆论关注甚至放大,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将“战火”引到政府部门身上。很多部门不愿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甚至出台一项好的政策,有的决策者执行者也不愿站出来讲话。”王旭明说。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没有职业化,是一种职务化行为,都是官员,兼任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的人本身都是官员,有自己的级别和其他职务。不说,肯定能进步；说好了,可能进步；说坏了,肯定受影响。”

　　自2011年毛群安和王勇平相继成为“新闻当事人”之后,新闻发言人因为发言而“惹火烧身”的情况已经很少出现,越来越多的发言人选择照本宣科,“立场是政府的,语言也是政府的,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王勇平”已成为

　　一个研讨课题

　　另一个“祸从口出”的代表人物,是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而王勇平本人也不会想到,在他“黯然离开祖国赴海外工作”后,他的名字已成为一个符号,不断在新闻发言人培训课上被讨论,甚至影响了一批新闻发言人。

　　“我已遍体鳞伤,却不知错在哪里?”2011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一些新闻发言人为即将到波兰履职的王勇平饯行。那一晚王勇平哭了,“在座的都是新闻发言人,而我不是了,我深深地感到抱歉。当时的表现应当再注意些,做得再好些,可能结果就不会这样了。”王勇平说:“这样的结果对新闻发言人队伍不好,请大家以我为戒。”

　　王勇平说完,有的新闻发言人也哭了。作为同行,大家谁也没想到,王勇平是以这样一种形式离开。

　　王旭明曾回忆,“王勇平在任发言人期间是敢说话的标兵。仅以2010年为例,他召开了40场新闻发布会,主动到各个网站和电视节目做客20余次。”而王旭明一年最多召开新闻发布会32场,“已累得筋疲力尽”。

　　“考核发言人做得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呢?没有考核,而单纯以‘是否说错话’决定升降,发言人承受的压力恐怕只能用‘噤声’来化解了。”王旭明认为。

　　武和平一直记得他跟王勇平交流的情景,王勇平在接受7·23甬温线特大事故新闻发布会这项任务时,对事故现场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身边也没有一个得力团队帮他梳理文案；甚至在进入会场前,当某领导问他有没有把握,他还以摇头作为回答。

　　“在国外,新闻发言人基本上都是新闻记者出身,熟知媒体运作规律,是首脑绝对相信和亲近的人,能够进入决策的核心层,他们可以列席首脑参加的重要会议,可以一句话不说,但应该领会会议所有思想,再转化成自己的话,对外公开和宣传。”王旭明说。

　　而在发言人同行眼中,一无所知却被强行推上前台的王勇平,就是一件挡在部门前面的“防弹背心”。

　　“王勇平已不再是王勇平,他是一个代表,一种符号。”武和平认为,王勇平的离开,必然会有人对此误读,引申出“因言获错”、“祸从口出”的信条,将新闻发言人视为风险畏途。

　　前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曾专门撰文《给新闻发言人充分授权》,他说:“对政府新闻发言人,第一要给他充分的授权,第二要给他能够掌握充分信息的机会,第三是如果讲错话了,也不要苛求。”

　　有新闻发言人将王勇平的经历上升为非典之后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影响最大的事件。培训课上,课程内容是讨论王勇平在发布会上的种种失误,课下,却常常是同行们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和慨叹。

　　“王勇平现象的尴尬,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尴尬,由此带来的浅层命题是:发言人究竟怎样走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它的深层发问是:发言人身后的制度保障是什么,它到底能走多远,走到何种程度?”武和平发问。

　　王勇平的继任者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韩江平,从2011年8月上任开始,没有开过一次发布会,就连春运也没有在媒体上公开露面,直至今年全国两会上原铁道部被拆分。

　　而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因为媒体记者对韩江平太过陌生,竟然争相追问末代铁道部长盛光祖,王勇平离职后,铁道部为什么再无新闻发言人?盛光祖对此解释,铁路有些领域专业性比较强,以后涉及哪个领域,就由哪个领域部门负责人出来讲。

　　王旭明觉得盛光祖的回答并不妥当,“中央文件里从没说过工种复杂的部门可以不设新闻发言人,再说很多部门都很复杂。”王旭明说,这个回答让人充满“隐忧”。

　　2008年7月,当王旭明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职位时,毛群安给他发去信息:你终于逃离苦海了!而王旭明回:能者多劳,继承我的“遗志”,继续干好吧。

　　3个月后,毛群安也离开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岗位,虽然未脱离宣传工作,却是从台前转入幕后。问及卸任时的心情,毛群安笑得爽朗而轻松:“解放了嘛。”

　　2012年4月底,担任发言人时间最长的武和平正式退休,到公安部文联工作,可以彻底实现他的作家梦了。退休后的武和平谢绝记者采访,专心写书。

　　至此,在中国现代新闻发言人史上最辉煌、最有名的“三剑客”全部谢幕。

　　而王旭明在书中曾提到,根据材料统计,“黄埔一期”中,仅有三成多被提拔。

　　在2012年的统计中,“黄埔一期”里只有6人继续担任原单位发言人,离开者大多数是平调或退休。

　　而“名嘴”们的归宿,总会影响着后来者的足迹。

　　王旭明离任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曾感叹:“像王旭明这样的发言人,其实是可以干一辈子的。”

　　但王旭明毕竟没有干一辈子,他还是回到了体制内。这也是绝大多数新闻发言人的归宿。

　　王旭明曾总结,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四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四是来源于新闻媒体的领导。

　　这种情况也在改变,一些开放的政府和部门,越来越热衷从新闻媒体中选拔新闻发言人。比如在4月5日上海市召开的H7N9禽流感新闻发布会上,走上前台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威就有着媒体从业经验。

　　但在目前的中国,第二和第三种仍是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主要来源。而在体制内运行的新闻发言人,衡量他们的工作成绩以及奖励的标准依旧是单一的,那就是:升职。

　　王旭明自问:新闻发言人是官吗?然后他自己回答:是官,也不是官。说他是官,是因为在现行体制中,发言人是一级政府部门的官员,有行政级别；说他不是官,是说新闻发言人这个官的职责很特殊,他对外要与媒体、公众以及整个社会打交道,对内要与自己所供职部门的官员们打交道。这一特殊的职责要求决定了发言人在很多方面必须以官员的身份讲话,而又不能以纯官员的身份讲话。

　　官员讲究的是低调少说,而好的新闻发言人却要求高调多说,这就犹如两条永不相交的线。

　　“在国外,新闻发言人是种职业,而非职务。”王旭明曾设想,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新闻发言人也成为一种职业,有资质,甚至可以分级,在一个单位干得好,可以跳槽到另一个单位,级别可以随之提高到处级、局级、厅级甚至部级,新闻发言人的工作却不变,如果干得不好,可以降薪、降级甚至取消资质,这样,一个新闻发言人就可以干到退休,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毛群安说,他现在再去给新闻发言人上课,技巧问题讲得越来越少,更多是讲如何完善新闻发言人这项制度。

　　“当年我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时,曾给自己的表现打分,谦虚一点是60分,自恋一点是85分。”王旭明半开玩笑地对齐鲁晚报记者说:“可看现在的一些新闻发言人表现,如果我再给自己打分,谦虚一点是85分,自恋一点是95分以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