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落地百天喜忧参半：律师阅卷权仍有限制

　　河南省漯河市

　　刑事案件有了和解途径

　　本报记者 彭 波

　　第二百七十七条 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今年3月，河南省漯河市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李某重新回到了熟悉的课堂，他切身感觉到了自由的可贵。从案件发生到最终达成刑事和解的1年多时间里，李某如同上了一堂深刻的法制教育课。

　　事情还要追溯到2011年9月。李某和叔叔在一家小饭店吃饭。同在这家饭店吃饭的董某不小心把涮杯子的水误洒到李某身上。遭到指责后，董某朝李某头上打了过去，一起吃饭的岳某等人也跟了出来，参与到打斗中。混乱中，李某的叔叔将岳某打倒在地。事后，岳某感到身体不舒服，几天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不久，公安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将李某及其叔叔刑事拘留，以寻衅滋事罪将董某等刑事拘留。

　　“李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过，我们在审查中发现，李某在本案中作用显著轻微，且对被害人死亡结果不承担责任，又是在校学生，符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公诉案件和解的有关规定。”当案件移交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准备提起公诉时，承办检察官刘孟雨对案件进行了初步审查。之后，刘孟雨又调查了解到，李某确有真诚悔罪，且早已积极给被害人亲属赔偿损失，被害人亲属及诉讼代理人也愿意谅解李某，存在和解的基础。

　　今年1月7日，刘孟雨启动了这起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由郑州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双方进行和解。“和解程序期限为3天，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认罪，或者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不愿谅解犯罪嫌疑人，和解程序都将立即被终止。”刘孟雨先听取了双方对于和解的意见，后对双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了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在和解协议书中，列明了李某与被害人家属和解的各项内容，包括犯罪嫌疑人采取何种方式弥补对被害人及其他人所造成的影响、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表示谅解等，最后由双方当事人签名确认。最终，检察院依法对李某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李俊华说：“刑事和解是一种新的处理刑事案件的方式，它强调在案件事实清楚、加害人认罪的前提下，加害人与被害人在平等、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协商，达成和解。实践证明，适用刑事和解来办理适当的公诉案件有明显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能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刑事和解不是简单地以经济赔偿换取宽缓处理，之所以不起诉或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是因为行为人本身悔罪情况好且危害小，不能与‘以钱赎刑’画等号。”

　　广东省深圳市

　　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本报记者 吴 冰

　　第二百七十五条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3月7日下午，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向两名未成年人宣布了前科封存决定并当场送达决定书，正式将其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这是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后宝安区法院首次发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决定书。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指按照特定的条件和程序，对被依法宣告有罪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由办案单位、档案管理等部门予以保密，非经法定事由不得为外界知悉的制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阮玮介绍说，未成年人可能因一时失足误入歧途，而犯罪这一标签一旦被贴上，就有可能伴随一生而无法摆脱，在升学、就业等人生的关键转折点上，都将对其产生消极影响，导致其在社会中受到歧视而难以实现人生价值。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保障失足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据介绍，2011年10月，深圳市中院和宝安区、罗湖区法院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为“未成年罪犯犯罪记录封存”试点单位。深圳市中院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的规定和该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实践，发布了《广东省深圳市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施办法（试行）》。

　　3月7日，宝安区法院封存记录的两名未成年人，分别因犯故意伤害罪、盗窃罪，被判处一年、两年有期徒刑，且均是缓期执行。根据法律规定，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且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应对其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宝安区法院在两名未成年人的刑事判决生效后，依法对两人的犯罪前科作出封存决定。根据法律规定，除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有关单位根据规定进行查询外，被封存的犯罪记录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情况予以保密。未成年罪犯本人或有关单位申请为其出具犯罪记录证明文件的，应当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文件。因此，对于被采取前科封存决定的未成年人而言，在入学、就业等方面与同龄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其犯罪记录将不会影响其以后的正常生活。

　　据介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仅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作出原则性规定，而深圳市制定的具体实施办法详细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对象、执行部门、封存范围、工作流程、责任追究、解除封存的条件等内容，具体有四点突破：一是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但未分案办理的案件，规定原审法院作出犯罪记录封存决定之后，法院应对其中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予以单独存档、封存，避免其犯罪记录泄露；二是规定对成年人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信息、材料，亦应封存；三是规定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被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案卷材料的封存，由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负责实施；四是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或者涉嫌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人民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的，其刑事诉讼材料的封存，由检察机关实施。

　　四川省内江市

　　审结“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徐隽 陈志强

　　第五十四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3月27日，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刘应江前往看守所“回访”被告人廖兵。2011年8月1日，廖兵因涉嫌参与谢军被杀一案，在“清网行动”中落网。在一审中,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廖兵12年有期徒刑。一审时，廖兵曾提出：“公安打了我，我是屈打成招。”其辩护人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君临提出，采用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述属非法言词证据，应依法予以排除。对此，检察机关提供了“反证”，医院的健康检查表、看守所的体检表证明廖兵没有伤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出具公函，称没有刑讯逼供。在廖兵出具“身上有伤”的线索后，公安机关称头部的伤是廖兵自己撞墙形成的，手上的伤也是挣扯手铐形成的。

　　二审中，法官详细分析了案情，认为廖兵虽不能证明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但提供了伤情和线索；而公安、检察机关的“反证”疑点重重，按修改后的刑诉法要求，应该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因此，法院对廖兵的“有罪供述”不予采信，即不认定廖兵“举刀杀人”，但认定廖兵有参与杀人预谋及到现场参与追撵的情节，故由“12年”改判为“8年”。

　　“没想到法院全部排除了有罪供述。”3月28日，李君临说，内江打响了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第一枪”。同时，他也感到疑惑：内江中院排除非法证据，就不怕伤了公安和检察机关的“面子”？

　　“不存在‘面子’问题。”内江中院副院长钟扬说，这个案件是依法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程序，严格按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办理的。结案后，内江中院与公安、检察机关通过沟通取得了共识：贯彻刑诉法是政法机关的共同责任，改变传统的证据理念和取证方式，才能准确惩治犯罪，有效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