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企合一华丰村：“总裁”书记的村庄实验

　　因为带了300件“问题食品”上京参会，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海宁市斜桥镇华丰村党委书记朱张金今年两会期间被人熟知，但“携毒食上会书记”名号之外，他在华丰村有着另一番鲜为人知的作为。

　　与邻省的江苏华西村貌合神离，尽管华丰村里也有上市公司，有统一的联排别墅，华丰村也走出了一条由企业带动村庄发展的城镇化之路，但不一样的是，华丰村的企业是私营企业，背后老板便是朱张金，而华丰村村委一致认为，这更像是企业反哺村庄而非走集体经济的路子。

　　换个角度来说，华丰村数十年的变迁，也可以看成是被村民们称为“朱老板”的朱张金带动起来的一场村庄革命。

　　书记回村

　　3月25日清晨，华丰村的村委会议室里人头攒动，这里正召开一个全村党员大会，聆听村党委书记兼12届全国人大代表朱张金从北京带回的会议精神。

　　虽然离两会闭幕已经过了一周，但是书记回村传达却相对稍晚。这位党委书记身兼数职，村民要见到他并不容易。现年50岁的朱张金在当地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海宁名企卡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卡森集团”，00496.HK）的总裁。

　　两会结束后，作为老板的他转了一趟日本，商谈水稻栽培技术引进；之后，作为书记的他回到镇上汇报两会精神，最后才回到村里。

　　本次两会，他是以华丰村党委书记的身份出席，更为显眼的是，他是浙江96人代表团中唯一一位来自海宁的代表。

　　这次，书记“携毒食上京”的新闻在华丰村人中口口相传。在3月7日浙江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朱张金携60多种食品样本，向在场媒体来了个现场实验。他将10颗黑花生放进一杯清水中，很快水色变黑。朱张金说，这就是上过染色剂的富硒花生。

　　此外，还有“硫磺熏过的开心果”、“漂白剂漂过的人参”、“加在母鸡饲料里的鸡蛋精”等等，这些从超市买来的食品，被拆封放进了各个小密封袋。

　　关起门来，面对满腹狐疑的乡邻，朱张金如此解释他的自信作为一名曾经的农民，这些知识都是农民最基本的常识。

　　这位说话带着浓重嘉兴口音、穿着随意的村委书记，很难看出是一家总资产超过80亿元，并在香港上市的企业老总；而这位整日辗转各地出差，一个月只回村几次的老总，又很难与俯首案上、料理村务的村官形象联系起来。

　　他的企业王国，早年从制革起家，目前已涉足餐饮服务业。在北京、海宁、杭州等地拥有餐饮会所的他，喜欢从和同业的聊天中问得问题食品的源头。

　　“我都问得到。”朱张金说。

　　比如鸡蛋精，是由于他在桐庐开的生态农庄养了千把只鸡，于是和别的养殖户攀谈，“我的鸡一只蛋都不生怎么办？对方说，那么很简单，加鸡蛋精。”比如黑花生，四年前他在自己的会所里吃过，吃完后满嘴发黑，于是他又四处打听，怎样让花生好看，卖起来价高。

　　老板与书记

　　在华丰村，人均头上摊得四分口粮田，基本可用以自足。近年来，华丰村整体拆迁安置，在新村安置点边上，就是每户人家集中连片的菜地，叫“蔬香园”，这样，能相对保证村户在时蔬上精耕细作。

　　在海宁市西郊，距海宁皮革城五公里处的硖斜公路南侧，是一片静谧的新村点，这里，多栋排屋和公寓房如积木般整齐划一，从2003年至今，共7期房屋在此规划建造完毕，华丰村1033户村户，已有96%搬入新居。随着耕地在拆迁时也陆续流转完，村委对村户的承诺是，每家搬迁户将陆续拥有人均4平方米的菜地。

　　82岁的抗美援朝老兵朱庆雄每天坐在“蔬香园”的铁栅栏前晒太阳，他住在园前的一幢13联的排屋里。终日一人赋闲在家的朱庆雄，每天都要进园看一看自家的菜。

　　他的大儿子有20平方米菜地，小儿子有16平方米菜地，一对儿子住在同幢排屋，老朱每周轮流住两个儿子家。

　　有了蔬菜，老朱只需“买点肉，买点鸡”，割点菜荤素搭配。

　　这片绿园安装了电子门禁系统，每扇门前贴着在此拥有菜地的村户名单，老朱每次进园要拿门禁卡，并从家对面的农资服务站借来锄耙等农具。为了不破坏环境，华丰村统一了农具和农药，还专门请了个看园人。

　　华丰村的“80后”村委会主任殷国华，在朱张金不在的情况下，落实村里各项新农村建设任务，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村庄还是要有村庄的样子，为了让老人不割断与土地的感情，所以建造了“蔬香园”，“城乡统筹一体化最怕走城中村的路线”，他说。

　　朱庆雄爱称朱张金为“朱老板”。他与朱张金同为华丰村红旗组村民，只是现在，“朱老板”住在杭州，即使回村，也只是在召开党员会议上见到。

　　1993年，朱庆雄退休，来到朱张金的华丰制革厂“做临工”，他的工作是管仓库，朱张金从邻居变成了老板，朱庆雄说，在制革厂鼎盛期，村里一半以上劳动力在此工作。

　　华丰制革厂创办于1988年，彼时朱张金已在自家的边上开了近十年的领带作坊。那时，邻村一家制革厂濒临倒闭，朱张金四处拼凑了19.5万元，盘下了那家固定设备仅值3.5万的厂，高价换来营业执照，借壳经营。

　　据村民介绍，华丰村在之前没有工业，豆腐小作坊林立，而华丰制革厂作为一家村企，让华丰有了自己的名片。

　　当被问及为何朱张金改写了华丰村的产业格局，村民一致认为，没人有他这般聪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华丰制革厂扩建至下游软体家具和沙发皮垫产业，卡森集团成立，由此转制为股份制公司，华丰村村集体由此退出。

　　硖斜公路两侧成为卡森工业园的领地，厂房遍布，“最多的时候有过2万名工人。”而在海宁，华丰和卡森始终是一对形影不离的符号。

　　一个村和一个企业

　　同样是红旗组村民的朱松兴则更习惯称村委书记为“张金“，他看着朱张金长大，对他幼年的艰苦记忆犹新。

　　朱松兴回忆，上世纪70年代末期，13岁的朱张金在村里卖过棒冰，那时是从海宁市里背着棒冰箱踏泥路回村。一次，朱张金跌进了田渠，一位老乡将他救了出来。多年后，已是老板的朱张金经过村上，认出了这位老人，塞给了对方3000块钱。

　　本着对朱张金的信任，朱松兴在1988年制革厂开张伊始便进厂工作，当时的邻居都千把块地借钱给朱张金，朱松兴说，借不出钱只能出力。

　　在村集体的土地上，二三十个人齐聚在简易厂房内，朱松兴做过包括削皮、去肉在内的三十多道工序。夏天的时候，生皮的酸腐味弥漫全村，这种现象持续到2008年，海宁市实施退二进三战略，制革厂搬迁到江苏。

　　卡森集团凭借从1988年2.5万资本起家，至2001年已发展成2.5亿资本。

　　目前，卡森集团原在华丰村的产业，大部分已迁至南郊的尖山围垦新区。曾经从华丰村走出的产业工人或转业，或流散至市内其他制革企业。

　　而其在尖山某高新园区形成的新据点，目前已悄然铺开六家软体家具企业。卡森集团的班车每天早上从华丰村村口经停，把仍在卡森上班的村民接到位于杭州湾北部的尖山，朱松兴的儿子朱建金就是其中一位。

　　在华丰村，像朱氏父子这般几代在卡森集团工作的家庭还有很多。朱建金从1993年进厂，至今一直在供销部门，办公室工作让他俨然是一名普通白领。四年前，他在位于皮革城边的卡森集团总部上班，那是一座由卡森集团建造的21层的玻璃幕墙大楼。

　　朱建金比老板朱张金小7岁，而在幼年时，他们一样调皮，一样在初中毕业后就开始闯荡。朱张金在朱建金的心中，本是“和我们一样的土八路出身”，开厂初期也还只是个“私人老板”，但是现在他能感觉到朱张金身上强烈的企业家气质，“跟我们已经不一样了。”

　　2002年之前，他每周还能见到老板一两次，打招呼也是用村里人的方式。那之后，卡森集团在全国扩建，他开始见不到老板了。但是，他家办婚宴时，同宗族的朱张金在外打来电话，说自己去不了了。

　　朱张金在卡森内部的亲信网络，包括了多数原华丰村红旗组的同宗乡邻，目前朱建金所在的汉林沙发厂，其董事长朱建林是朱张金的小学和初中同班同学。自称是帮朱张金“打工”的朱建林，目前正在帮老板张罗一件事，不久后老板要组织一次同学聚会，由他负责每人送一根金条。

　　朱建林和多数华丰村民一样，住房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他2010年搬到新村安置点，旧房拆迁时评估得来20万元，自掏3万元就拿到了250平方米的新房。而此前，他就已在海宁市内有房，另外，他又以员工价认购了一套卡森集团在华丰村西北角上开发的房产项目景香园，所以，他从来不需要回村居住。

　　村企合一

　　2008年开始，整个嘉兴市的新农村建设被纳入“两新”（现代新市镇和城乡一体化新社区）建设体系。通行做法是“两分两换”，将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承包地换股、换租、换保障，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推进土地集约经营和人口集中居住。

　　在整个斜桥镇，没有一个村的土地集聚速度比得上华丰村。2008年，华丰村村委换届，华丰村党支部升格为党委，朱张金通过无记名投票当选村党委书记。

　　朱张金在村里，时而是老板，时而是书记。由于对卡森的起家华丰制革厂的集体记忆，村民更爱唤他“朱老板”。

　　朱张金和他的卡森集团由此渗入村政，而自称是“村企分明”的朱张金并未试图走一条类似华西村的集体经济模式。按照华丰村委一致的认同，这更像是“企业反哺农村”。

　　浙江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告诉本报记者，这可以看成是村企合一的一种类型。但它不是内生式的村企合一模式，而是一种具有外生性特点的村企合一模式，即企业壮大了以后再回来反哺农村，与村融合发展的一种模式。

　　在斜桥镇的网站资料上，截至去年年底，全镇共有20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56家，产值亿元以上企业16家。而卡森集团在华丰村，是唯一一家可与此对应的企业。

　　“村跟企业是要分开的，搞在一起说不定要出事。但是，成功的企业家又该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参与到村建设中去，因为大部分的村管理班子，能力是一般的。”朱张金说。

　　朱张金打算建一个高标准的新农村社区，早在2006年，他就牵头成立了华丰村互助合作会。互助合作会由卡森集团旗下的浙江森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华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村委会联合组建，主要资金来源于森桥集团的融资。

　　华丰村互助合作会委托嘉兴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破天荒地为一个村子编制总体规划，海宁市规划、国土、水利等相关部门也帮忙会审，2008年被批准立项。而通过合作社、公司、村集体资金、农户自筹等，华丰村新社区建设总投入3.6亿元。

　　“每一个村都可以这样做，但关键是牵头人。如果不是我和公司的团队，让村里的人跑银行借钱，没人会认识他。”朱张金说。

　　通过村庄集聚、土地复垦项目的实施，华丰村可净增耕地500多亩，平均每户节约土地0.6亩。朱张金说，通过集约土地，可获一部分国家奖励政策，以维持华丰村建设的贷偿平衡。

　　黄祖辉说，很多村庄的兴盛取决于能人或强人效应，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关键取决于村庄与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要构建一种能人治理和制度治理互为补充、相互协调的治理模式，做到了这一点，发展就具有后劲了。

　　新农村建设启动

　　2008年，华丰村村民吴阿姨所在的立新组是被划为第一批新村建设点。一天，书记在组里开会，这样告诉他们，以后要新农村建设了。“你们如果要造新房就要造在一起了，有的人房子老了，自己要造，就不在原地造了，本来这里是农田，村里规划造在这里。”

　　吴阿姨现在住的是一栋三间式的单体别墅，坐落在吴阿姨原本所在的生产队土地。拿着老房评估下来的7万元，吴家在新村规划点上自建房屋，而一亩八分耕地也已陆续流转完。

　　华丰村在房屋拆迁同时，将耕地也一同打包流转，“如果不同时做，后遗症会很大。”殷国华对本报记者说。

　　当时，立新组里像吴家那么爽快的只有三分之一，村民的质疑大部分集中在搬迁问题上。集聚和新村这两个概念，对世代散居在田地里的28个自然村来讲，根本遥不可及。

　　但是，村里却采取了一种“迂回政策”：分期实施。给先搬的人兑现各种便利和好处，看到实惠后，多数村民愿意跟进。真正的困难户，村里每户给10万元补贴。

　　当时，吴阿姨听到书记这样说：“现在造，这里是三间的独栋，如果没有，就只有两间的联排房。等到联排房都没有了，再下去就只有公寓房了。”

　　村委按照图纸规划，每个区块里的房屋类型和结构都按规定实施，同时，每个类型的房屋数量都有相关指标控制。正如殷国华所说：“屋内的钢筋多少由村户自己决定，而在房子的外观上，多一扇窗少一扇窗都不行。”

　　据殷国华介绍，当时村里的激励政策是，10%单体别墅、20%两联户，其余是多联排和公寓房。如此，村民展开自由报名，先到先得，

　　公寓房是最受冷遇的一种，习惯了独门独户的村民，大都不愿与别家“合体”。于是，前两种房屋的竞争如火如荼，筛下来的村户再自动向后排。

　　“有的人就相信了，你造了我也造了。”吴阿姨说，当她家的房子还没有造完的时候，她看见在不远处的工地上，13联的联排屋开始施工，她记得2011年清明的一天，那里的房子“一晚上就卖完了”。

　　但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搬迁的意义。住在一栋四联别墅里的一位村民将自家的车库改建成了一家杂货店，在拆迁前她就以靠开杂货店维生。

　　按照村里的规定，凡新安置的村民，不得增设商店，而对这位村民却属网开一面。现在，她的土地也被流转完了，她跑去村委诉苦，说不续开杂货铺将无以维生。

　　工商局颁发营业执照，需向村里办房产证明，而村里却一拖再拖。村委每次告诉她，等老板回来了再说。

　　“什么事情都要老板来决定。”这位村民向村委抱怨。于是，她托人，如果见到百忙中回村的老板，告诉她一声。

　　整村搬迁

　　82岁的朱庆雄和朱张金同在红旗组，由于他是党员，“要为朱老板争一口气”，他动员了全组人一户不落地搬入了13联的房屋。

　　没有了田地，朱庆雄也过起了城市“空巢老人”般的生活，但是他较为自得其乐。他两个儿子的家同在一栋联体别墅内，他轮流居住。入新居后，老朱要学会适应厨房和管道煤气，中午，要开煤气给自己做饭了。

　　多联排屋和公寓房，由村委统一建造，分为80和85平方米两种占地面积向村民发售。而华丰村的特别之处在于，拆房安置以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的补偿方式执行，通过老房子评估和新房销售来重新折算。

　　斜桥镇镇长蒋执安告诉本报记者，在斜桥镇，华丰村的新农村建设是由村委“封闭运行”的。唯有华丰村是以城市增减挂钩模式进行拆迁，而在别村，是靠房屋类型的不同实行政府奖励。

　　蒋执安说，这一是靠领导好（朱张金），二是靠上面政策支持。

　　殷国华说，在整个嘉兴，像华丰村这般“整村搬迁”的村子可以说是没有。

　　2011年，华丰村被列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全国新农村建设观测点，及住建部全国村镇规划实施试点单位。

　　村里的联排屋和公寓房，价格定在700元/平方米，对于多数村民来说，都与补偿款基本持平。

　　朱庆雄一家原来住的平房，共26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目前，他的一双儿子各有一套24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他回忆，当时平均补给村委1.5万元差价。

　　朱庆雄的儿子家，房间利用率并不高。顶层的一个明厅几乎空置，里边摆放了一张皮沙发，被蒙上了塑料罩子。

　　采访中，多位村民向本报记者表示，拥有一个华丰村户口，要比户口落在城市里划算得多。

　　朱张金的妹妹朱菊仙也是其中一位，目前，她在华丰村留存的唯一一家卡森的沙发企业做出纳。但是，她在华丰村的新房至今未装修，“用来给邻居堆杂物”，对于早就在城里居住的她来说，一个华丰村户口给她带来了一套额外的住房。

　　现在，在华丰村新村安置点东面，是卡森新进军的房地产业的结晶：王庭世家。这原是卡森的厂房，在海宁“退二进三”的规划下，变为商业用地。

　　一座效仿凡尔赛宫式的会所前，是一坛清澈的水池，草坪上的白鸽盘跹不止。在会所的背后，隐藏着一片密林般的宫廷式公寓，这就是卡森打造的近9万平方米的“法兰西皇家园林府邸”，在乡村的公路边显得格外瞩目。

　　目前，这一期房屋已经开售，并可在今年年底交房。在王庭世家和华丰村新村点这段约1里的路上，如今是一片闲地，开满了油菜花，还有几户没有迁走的村屋点缀其中。

　　朱张金对他的团队说，如果实在做不了工作，也就算了。

　　对于华丰村来说，96%的搬迁率已经超乎了海宁市委对其的设想。快速发展的城乡一体化为殷国华带来新的问题。“村里有了房地产项目后，我们要开始考虑，一个村委，怎样去管理城市居民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