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人大校长:市长市委书记孩子几乎不上职业院校

纪宝成

　　“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大家谈起来都认为很重要，现实生活中又离不开，打心眼里却瞧不上。”纪宝成，这位中国教育界富有个性、敢于直言的代表人物说起职业技术教育（以下简称“职教”），又情不自禁地展现了以往“纪大炮”的本色。

　　在卸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职务11年之后，纪宝成今年2月又担当了一个新的社会职务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

　　从国内一流大学校长到任管理职教的社会机构，纪宝成谈起职教来，并非“愤青”放炮图个响，以他担任过原商业部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等履历，其对职教的观察与建议当会具有建设性。由此，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对他进行了专访。

　　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没有上职业院校

　　谈起职教的重要性，这位人大前校长用“三个离不开”总结了各级官员的讲话：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离不开职教；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离不开职教；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职教。“可是，一个最大的反差就是老百姓不认可、不愿意送孩子上职业院校。”纪宝成说。

　　然而，1950～1980年代，我国曾用有关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这种现象，不少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及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都上中专。同时，普通百姓的孩子想早点参加工作缓解家庭经济压力的话可以报考中专，将来想报考大学的话就去读普通高中。

　　“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纪宝成说，“职教简直成了‘平民教育’的代名词。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职业院校是无奈之举。”

　　来自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与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数据也印证他了这个观察。据统计，近3年，88%的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201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82%，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70%。父亲、母亲为农民、工人的学生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80%。

　　“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全社会都应加以反思。”纪宝成说。

　　现有制度让年轻人“拥抱资本，远离劳动”

　　过去，一个八级工可以享受大学教授的待遇，工人、农民与解放军战士是令人崇敬与向往的职业。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由于其他制度没有及时改革与跟上，以至于现在年轻人越来越重金钱，乐意当白领，而不愿意当工农兵。

　　纪宝成把这种社会风气归结为“拥抱资本、疏远劳动、轻视劳动者”。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对各种人才的科学评价，其跨越时空的价值不亚于《论语》的一些重要论断。到当下社会，能有一百行出状元就不错了，其他行业似乎都出不了状元。纪宝成说：“不能就教育来谈职教的问题，而是要从改变不合时宜的思想，从制度设计、改革政策做起。”

　　首先，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社会不断地在强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异。这可以从领导讲话，到新闻媒体，再到社会公众，经常在说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鲜有提及劳动最光荣的价值导向。

　　其次，国家考试录取制度“一棍子”把职教打入底层。中考时，重点高中、普通高中优先录取，剩下的去读中等职业学校；高考时，一本、二本、三本批次录取结束后，才轮到高等职业学校录取。久而久之，职教在社会上是一个什么印象呢。

　　第三，是职教毕业生就业的歧视性政策。比如，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录取制度不准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户籍制度不让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大城市落户。

　　第四，是人为隔断的职业晋升制度。比如，职业院校毕业生到企业工作以后，从初级工、到高级工，最高只能升到高级技师。可高级技师享受什么待遇与地位没有下文或执行不到位；从工人技师职称序列向技术员、工程师职称序列转，外语考试卡死你；企业技术岗位能手聘任到职业院校培养高技能人才，人事编制制度不允许。

　　第五，是职教投入缺乏制度保障。过去，我国对职教的历史欠债比较多，近几年投入加大有所改善，但也是建立在领导重视了就钱多，领导提得少了投入就马上减下来。

　　“各种不合理的政策与制度交织在一起，一个工人几乎难以从最低层通达职业的光辉顶点，谁愿意去当工农兵？”纪宝成说：“这些‘莫明其妙’的政策制度为什么总是改革不到位、解决不好？到底是在坚持原则与制度，还是部门利益与垄断思想在作祟，处处刁难人！”

　　盲目追求升格与高学历将把职教带入歧途

　　“我们在梳理国家财政、人社与户籍等对职教不公的政策制度过程中，更要深刻检讨职教一些自轻自贱的地方。”纪宝成如是说。

　　比如，国内高等职业学校普遍存在“招不到学生，国家就不给钱”，招生服务于计划而非服务于质量的现象令人堪忧。有的高等职业学校降到总分100分、80分录满为止，这意味着，高考5门课程平均每门成绩20～30分的学生都可以上大专。一大批低线录取的学生进入高等职业学校后，跟不上学习进度，3年之后又不得不降低人才培养标准给予毕业。

　　国际上任何一种教育模式要么是“严进宽出”，要么是“宽进严出”，从来没有中国高等职业学校这种招生不设门槛，毕业不讲标准的“宽进宽出”现象。这种人才培养方式只会让社会越来越看低职教。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职教“突围”的出路寄托在升格与学历上升方面，且升格动力越来越强劲。纪宝成表示：“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理解为一场职校升格运动的话，将把职教带入歧途。世界上没有哪所小学办得好就办初中，哪所高中办得好就办大学的。”

　　况且，国内法律界定高等职业教育为大专层次，大部分高等职业学校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由中专升格为大专的，现在不可能像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10年那样，平均每3天诞生一所高等学校。至于职业院校是三年制、四年制或五年制，社会并不怎么关心，而是关心职教培养的人才质量。

　　职教就是就业教育，要升学去接受普通教育，职业院校要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学生个体的学历上升通道保持畅通，前提是需要付出努力与代价。比如，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可以进入本科院校就读，前提是必须通过语文、数学、外语等基础课的考试。

　　“现在诱导职教升格的动力一方面是社会评价机制不公平，另一方面是官本位的非教育政策因素在推动。中职变高职，行政级别由正处级变副厅级；高职升本科，行政级别由副厅级变正厅级，地方可以安排不少领导干部。”说起这些，纪宝成痛心疾首。

　　不解决政策制度层面问题，光喊职教多么重要没有用

　　“在深化改革与加快发展现代职教的时代潮流中，应摒弃官僚主义，深入基层，从思想、政策、制度、操作各个层面逐一梳理涉及职教的主要问题，哪些问题是省市一级政府可以解决，哪些问题需要中央政府层面统一协调解决。”纪宝成说，“不解决这些政策制度层面上的问题，光空喊职教多么重要没有用。”

　　同时，政府在政策制度设计上要作表率，创造有利于职教良性发展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发挥广大职业院校校长与教职工的智慧与创造能力；而不是去职业院校指手画脚，越位关注微观操作技术层面的问题。

　　“思想上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政策制度的改革应该来得更快一些。”纪宝成说，当前，深化改革首先要表现在政策制度上，比如推进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与高等职业学校招生分类考试制度等；其次是加大对职教的投入，扩大优质职教资源，表明这类人才培养是重要的与高质量的；第三，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职教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在社会上树立和形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