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商人：可以跟朝鲜做贸易 最好别投资

    来源：南都周刊

　　你可以跟朝鲜做贸易，但最好别去投资。”在中国东北最大的边境城市丹东，当地商人总是这样警告外来的同行。

　　这在丹东的边贸商人圈子里早已成为共识。这个圈子里，除了中国投资者讨债无路甚至被扫地出门的诸多传言外，朝鲜国内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动、朝鲜半岛风云莫测的时局，始终是他们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但过去二十年中，依然有无数中国商人像贝壳一样吸附于丹东，在这座备受瞩目的边境城市里做着各自的生意。

　　联合国制裁不了

　　3月22日中午，阳光照耀着丹东，而横贯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上依然寒风凛冽。

　　沿鸭绿江边整洁的人行道上，一位裹在厚棉衣里的小商贩像以往一样，正尾随游客兜售从对岸朝鲜走私来的香烟、邮票之类的小商品。发现游客对朝鲜时局感兴趣后，小商贩抱怨着说：“昨天是世界睡眠日，可那边倒好，拉了一天警报。”

　　“那边”指的是对岸朝鲜最大的边境城市新义州。3月21日，许多丹东市民都听到对岸传出的凄厉空袭警报声。此前一天，朝鲜官方媒体表示“朝鲜人民军”已经做好了与韩国和美国作战的准备。

　　虽然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已经签订60年了，但战争的导火索似乎总也燃不到尽头。隔着鸭绿江望去，新义州沿江的地带稀稀落落的树木掩映着低矮平房，几艘小型渔船搁置在岸边石滩上，罕有行人踪影。更远处的山丘上，积雪仍未消融，一派沉寂景象。

　　“今后会怎样？大家心里都没底。”在紧邻鸭绿江的丹东市佳地广场里，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赵启明对中朝贸易作了悲观的预判。在他办公室里喝茶闲聊的老朋友，另一贸易公司的老板李兴泰对此则点头称是。

　　赵启明的公司位于佳地广场临江一侧，步行数分钟即可到达丹东口岸。即便朝鲜官方称朝鲜半岛正处于“一触即发的核战争状态”，但中朝间的边境贸易仍然一如既往横跨鸭绿江两岸的中朝友谊大桥上，不时能见到几辆卸完货的卡车从江对岸缓缓驶来。据统计，经丹东口岸过境的货物量约占到中朝贸易额的80%。

　　紧挨丹东口岸的一名纺织原料批发商说，现在每天有约两百辆货车来往，“跟以往差不多”。他认为联合国安理会最新的对朝制裁决议跟自己的生意没什么关系，“我们卖的是民用物资，联合国制裁不了”。

　　一位当地贸易商声称，韩国政府安排了专人盯着丹东口岸，并记录口岸里的货物品种数量。这位贸易商说，他去年见过那名韩国人，“那家伙每个月领2000美元，不过总在偷懒，会拿几百美元来雇中国人帮他记录”。

　　紧张时局对丹东的旅游行业也没产生什么影响。正在丹东出差的一家朝鲜旅行社的官员说，不久后朝鲜可能会推出一个新的旅游项目该国正计划将平壤郊区的一处农庄打造成新景点。“游客可以参观我国农村的面貌，还能跟村民一起打年糕。”这位官员称。

　　辽宁鸭绿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双鹏说，由于正处于对朝旅游的淡季，他公司一季度组织赴朝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只有约三百名，跟往年同期差不多。“反倒是因为局势紧张，西方国家赴朝游客的数量还略有增加”。

　　黄金时代

　　从佳地广场上放眼望去，对岸就是朝鲜最大的边境城市新义州。但这栋写字楼几乎完全被从事货物贸易的中国公司占据，电梯里的广告上印着这些公司的销售范围，从重型卡车、钢材、化肥到家用电器、服装鞋帽、日杂百货。而朝鲜驻沈阳总领事馆丹东领事办公室就设在这栋楼的21层里。

　　过去二十年里，这类中国公司组织的各种物资川流不息穿过中朝友谊大桥，在新义州短暂停留后，被运往嗷嗷待哺的朝鲜各地。作为回报，中国公司从朝鲜换回美元，或者矿产、木材、海产品、药材之类的货物。

　　作为多年的商业伙伴，赵启明、李兴泰都已年过50。一身的名牌服装和闪亮的劳力士手表显示，在过去20年的对朝贸易中，他们都收获颇丰。

　　1993年，这对朋友一同成为了最早一批中朝边贸商人。在此之前，李兴泰曾在辽宁省一家国营进出口公司工作过多年，早年与朝鲜相关部门的接触，为他此后下海从事对朝贸易搭建起了诸多人脉。正是在他的指点下，赵启明也踏入了刚对私营企业开放的对外贸易领域。

　　“差不多有六七年时间，闭着眼睛都能挣大钱。”李兴泰这样形容早期中朝贸易的状况。他有众多引以为豪的贸易案例，比如，1993年，他曾经向朝鲜销售过数十万件国内积压的衬衫，“每件的采购价是一元人民币，销售价是两美金”。

　　在对华贸易的早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朝鲜极度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了解。代表政府的朝鲜贸易商社按照国家下达的采购指标和价钱，直接向中国贸易商发订单。朝鲜至今没有民间商业机构，所有商业行为都被大大小小的国营贸易商社掌控。

　　在李兴泰眼里，早期利用朝鲜信息极度闭塞和中国商品价廉量大的特点，对朝贸易的利润远比中国商人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挣到的都要多。“他们那时甚至不懂得询价采购。”李兴泰说。

　　这样的状况持续到了1998年。这一年，李兴泰向朝鲜出口了一批中国产解放牌载重卡车，“6000美元一台，我能挣到1200美元”。

　　除了高额利润，朝鲜对外贸易的某些方式也令赵启明瞠目结舌。在他印象中，自1994年朝鲜爆发持续多年的粮荒后，其商社曾将国内大量保修良好的机械设备以废钢形式销往中国，以此换取生活物资。

　　这种被赵启明称为“卖血换命”的贸易持续了数年之久，直到在朝鲜不少生产企业陷于瘫痪困境后，才被朝鲜政府禁止。

　　在丹东的中国边境商圈里，在公开场合谈论与朝鲜有关的话题是一种禁忌。除了防范泄露商业机密外，商人们更担心的是“惹上麻烦”。一个未经证实但在丹东商人圈子里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当地某公司老板在饭店里跟朋友喝酒时，聊了些自己赴朝旅游时的见闻，没多久这位老板便被朝鲜列入了禁止入境名单。后来有人向这位老板透露了原因：他那天在酒桌上“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这些话被一旁的朝鲜人听到了。

　　中国驻朝大使馆披露的数据显示，1993年，中朝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已有近9亿美元。但受此后朝鲜经济困难影响，两国贸易持续下滑，到1999年一度降到3.7亿美元的谷底。

　　不过那些在朝鲜政府内部“有关系”的中国贸易商，也能在惨淡的市场里获得收益。李兴泰多年游刃于朝鲜政商两界，早已熟知怎样从中谋利。“那边是计划经济体制，凡事领导说了算。”他说。依靠双方心照不宣的“互惠互利”，频繁前往朝鲜的他总能成为对方的座上宾。他结交的朝方高官中，甚至有人民军的高级将领。

　　十多年前，李兴泰与人合伙在朝鲜投资开设了一间生产润滑油的工厂。李兴泰称，工厂占地两万平方米，“朝鲜电视台还专门播出过工厂开业的新闻”。

　　而赵启明的生意也稳步推进。在国内搭建起齐全的采购体系后，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他几乎能提供朝鲜所需的小至苹果，大至卡车之类的所有物资。对他而言，工作的内容很简单：争取朝鲜商社的订单，指派业务员以低价在全中国采购相应物资，然后出口。一车车的货物运出去，换回的是大把的美元或者一堆堆的矿产品。

　　在朝鲜这片神秘的国度里，李兴泰、赵启明成为最早一批成功的掘金者。类似他们的商人的成功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在朝鲜经济走出泥潭后吸引来更多的中国商人。

　　“进入21世纪，随着朝经济逐渐复苏，双边贸易快速回升。”中国驻朝大使馆这样评价新时期的两国贸易变化。经过1999年的贸易低谷，中朝间双边贸易额在此后十年中翻了近十倍。至2012年，两国间贸易总额已超过59亿美元，其中朝鲜进口额超过34亿美元。

　　丹东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丹东市的各类外贸公司、边贸公司、自营权生产企业已多达2000多家，其中对朝边境小额贸易企业有500多家。而双边贸易也在早期的易货、现汇贸易中新增了加工、转口等多种形式。

　　暴利时代终结

　　在丹东街头，随便找个餐馆老板、出租车司机、酒店服务员打听，对方总有曾经或正在跟朝鲜做生意的亲戚朋友。在当地人眼里，这一度是为数不多的发家致富门路。

　　距离丹东市区20分钟车程的五龙背镇里，住着一位名叫赵永建的失意者。赵永建年近60，能说流利的朝鲜话。只有在喝下几口烈酒后，这名朝鲜族老人才会向外人提及自己在朝鲜的往昔岁月。那是一段曾经志得意满，但最终又梦想破灭的异乡之旅。

　　大约十五年前，利用自己有多位亲戚是朝鲜人的关系，赵永建开始跑起了边贸。与李兴泰、赵启明不同的是，他在早期一度扮演着类似朝鲜矿产经销商的角色朝鲜商社将一车车铜矿粉、铁矿粉乃至稀有金属钼等矿产品拉到丹东，赵永建将其转手卖给国内客商后，留下自己约20%的提成，剩余货款支付给对方。

　　除了矿产品，赵永建也尝试过发掘别的商业机会。例如，他曾与朝鲜商社合作从事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利用：朝方负责将从欧美进口的废旧电子产品拆解冶炼，他负责将冶炼出的金属在中国销售。与做矿产品销售一样，这个新业务也没有风险因为“有熟人”，他甚至不需要投入资金。

　　在赵永建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打点”朝鲜商社社长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他经常长时间呆在朝鲜，隔三岔五地宴请合作者吃饭喝酒。他说自己在那个时期“钱挣老了”。东北话里，这指挣了大钱的意思。

　　但像所有国家一样，即便是朝鲜，这里的市场环境也并非一成不变。

　　在李兴泰印象中，2004年左右，随着大量中国商人的涌现，朝鲜商社也纷纷派出代表在中朝间频繁往返，甚至有些人常驻丹东。这类能说流利普通话的代表现在在丹东市里不时可见，他们大多肤色暗黄、穿着色彩灰暗的服装，不少人胸前还别着朝鲜领导人的徽章。

　　除了中国商人，外界几乎没有机会接触这一群体他们只谈论生意，除此之外的话题一概回避。他们有灵活的商业意识，但对于不相干的人，则永远保持着不失礼貌的距离。

　　丹东一间名叫“平壤松涛园”的饭店里经常能见到这类代表。这间朝鲜人开的餐馆地处丹东对朝贸易的最前沿滨江路上。

　　餐馆墙上悬挂着几幅色彩斑斓但略显清冷的风景画，电视里始终播放着朝鲜人民军的军事演习、工业建设取得成就之类的节目。在夜幕里霓虹闪烁的滨江路上，这间餐馆临街的窗帘总是拉得严严实实。

　　3月26日夜里，一位穿着土黄色大衣，戴着茶色眼镜的朝鲜代表走进餐馆，他点了一道菜和一瓶鸭绿江牌啤酒。当电视上出现朝鲜领导人讲话的镜头时，他有时会放下碗筷，走到电视前神情专注地观看一阵。

　　在中国商人眼里，这位安静的代表却是可怕的对手。

　　“通过实地考察和互联网，他们很快就把中国市场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李兴泰说，这些代表与“最擅长价格战的中国人”会合后，彻底终结了中朝贸易以往的暴利时代。

　　赵启明举出了这样的例子：现在他卖出一辆价值39000美元的中国重汽卡车，利润只有150美元，而一条轮胎的利润已经不到一美元。“他们对中国商品的采购价格比我还清楚，甚至把中国政府出口退税的部分都计算在内。”赵启明叹着气说，过去几年中，他是“靠走量才活了下来”。

　　在赵启明那隔成十多个办公桌的公司里，一半的桌面上空无一物。那是他的公司最近几年难于扩张的见证。

　　2007年，赵永建的生意也结束了。在这之前，曾经相处融洽的商社已经很少向他发货。赵永建认为对方是想把更多的利润收归己有。此后，他曾经尝试过与人合作在朝鲜修建批发市场，还曾经投资数十万元尝试在朝鲜开采铜矿，但最终无一成功。

　　对于事业的挫败，赵永建认为没有好的合伙人是重要原因之一。他说自己带去朝鲜跟商社谈合作的人总是“不靠谱，老想着忽悠朝鲜人”，这令对方十分不满。

　　赵永建有些愤懑地称，早期曾有不守诚信的中国商人利用朝鲜人缺乏贸易经验的特点，拿到货后就一走了之。“九十年代，有四个朝鲜人为此被枪毙了。”他伸出四根指头说道。

　　但并非只有中国商人不守信。新华网2001年5月22日曾转载过中国驻朝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对朝鲜市场的分析，其中提到了这样的情况：目前朝鲜贸易公司（均为国营）对我国公司拖欠债务现象严重，自1992年至1996年上半年累计欠款达2.3亿美元左右。

　　赵永建认为，由于以往纠纷几乎都无法得到仲裁，使得中朝商人陷入了彼此戒备状态。

　　除了合伙人，赵永建认为缺少资金是自己的最大障碍。“谁能带来更大利润，朝鲜人就跟谁合作。”这名生意场上的失败者承认，在朝鲜商社彻底终止与他的合作前，他在对方心目中已沦为可有可无的小角色。

　　成天提心吊胆

　　“2010年发生延坪岛炮击事件时，我还有一万件服装在朝鲜生产。”丹东市东丰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丰说，那是让他心惊肉跳的一天，“还好那天没有开战，否则我就亏大了。”

　　2003年，董丰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将自己工厂接到的欧美订单转移到朝鲜，由朝鲜工人完成生产。在这之前，长年为欧美客户做服装代工的董丰已经为工厂的生存绞尽脑汁由于中国市场成本的攀升，他的服装厂已接连数年近乎无利可图。

　　“后来我发现，自己唯一出路就是去朝鲜”，戴着金丝眼镜，到哪里都挎着个公文包的董丰有着敢于冒险的商人气质。下这个决定前，他对朝鲜的了解比普通中国百姓多不了多少。

　　通过朋友介绍，他联系了一家总部设在平壤的朝鲜商社，并很快与对方达成了合作协议：他提供样品和物料，预付对方约30%代工款，对方安排工厂生产，完成任务后交货收余款。

　　朝鲜商社曾安排董丰到朝鲜工厂考察过，董丰形容那里“就像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厂房、设备都比较陈旧”，“环境非常干净，所有物品都摆放有序”。 但除了厂长和技术人员外，他从未有过跟为自己生产服装的朝鲜工人交谈的机会。

　　近几年，董丰每年要向朝鲜发去十万件以上的生产订单，与原先的中国工厂相比，他的生产成本下降了30%。他原先的那家制衣厂已解散多年。

　　每当发去生产订单后，他就得紧紧盯着合作的数家朝鲜商社。而与对方的沟通是让他最感烦躁的事这些商社里通常只有一部国际长途电话，“打电话过去十次有八次占线，接通后，要找的人经常又不在办公室”，董丰说，如果托其他人去叫要找的人，“代价是每分钟八元人民币”。

　　许多时候，董丰得忍受这样的煎熬。“交货时间和产品质量是关键。”他说，如果不盯紧这两件事，出了问题后他无法将损失转嫁给朝方。原因是：为这些损失赔款，不仅会让朝鲜商社计划中一笔收入泡汤，还可能影响到商社领导的仕途而这是对方无论如何要避免的状况。

　　过往碰到这样的事时，董丰宁愿自掏腰包息事宁人。“你要把商社逼急了，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对方的人影。”唯一令他欣慰的是，与他合作多年后，这类事件已不多见，而且朝鲜工厂发回的服装质量已不在中国工厂之下。

　　董丰一度有过到朝鲜从事高纯度氧化镁提炼的投资念头，但身边朋友的警告让他很快就知难而退。到朝鲜投资的中国人，“都是有背景的人”，他说。

　　李兴泰似乎正是这样的人，在他谈及过往做过的生意里，不时出现位高权重的朝鲜政商人物。据他所言，他当年斥资数百万美元购买顶尖设备组建的那座润滑油工厂，还曾被当时的朝鲜高层领导关注过。

　　但正是这个被他寄予厚望的项目，多年前就已经“黄了”像所有不愿谈论自己在朝经商经历的贸易商一样，李兴泰对往事闭口不谈，只是面有怒色地称，自己“被排除了”，但设备还在朝鲜。

　　2007年，李兴泰曾在朝鲜平壤的羊角岛饭店咖啡厅里经历过这样一幕：在他与一位长期在平壤向朝方商社追讨货款的吉林商人闲聊时，对方突发脑溢血，第二天病逝在回国的火车上。此前对方告诉过李兴泰，自己已经讨了三年债了。

　　因为早年商务活动频繁，李兴泰经常下榻于平壤各个酒店，并因此结识到一个特殊群体长期呆在朝鲜追讨欠款的中国商人。“估计有百、八十人以上”，李兴泰说，这批人往往因讨债无门而处境凄凉。

　　2012年8月，辽宁省西洋集团在网络上发文称，该公司在朝鲜投入2.4亿元人民币的铁矿加工项目遭朝鲜合作方单方面毁约，并指责对方欺诈及恶意将该公司赶出朝鲜。在此事被全球多家媒体报道后，朝鲜中央通讯社罕见地对此商业纠纷作出回应，称中方企业在投资中涉嫌欺诈和腐败，因此需为违约负主要责任。

　　这成为中国商人心里一个巨大的阴影。赵启明说，西洋集团犯下的致命错误是它不应该到朝鲜去投资。“一旦出现合作纠纷，你一家企业怎么可能赢得了朝鲜这个国家？”

　　尽管在对朝贸易中赚到了不少钱，但这位商人形容道，“感觉就像坐飞机，坐的次数越多，心里越害怕。”早年间，他跟李兴泰都有过被朝方商社拖延付款甚至赖账的遭遇。

　　现在，除非是非常信任的朝方商社，在对朝贸易中，他们都要求才用现金结算的方式：卡车把货物拉到新义州后，朝方人员必须先支付货款，而后才能卸货，“否则我们的车调头就回国。”在丹东的边贸商圈里，这是唯一令中国商人放心的交易形式。

　　“成天提心吊胆，说不定哪天就不干了。”喝完最后一口茶，李兴泰拿起手机，起身告别了赵启明。隔着落地玻璃，他脚下远处的中朝友谊大桥上，十多辆装满货物的大型货车正缓缓驶入朝鲜。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