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埋骨古刹拆迁追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入

　　“拆迁逼近玄奘埋骨古刹”追踪

　　昨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告诉南都记者，教科文组织已经得知兴教寺拆迁一事，和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沟通过了，正在做调查、跟进，之后将有一个报告出来。记者了解到，昨日兴教寺退出申遗的决定仍然没有改变。当地政府方也未作出相关回应。

　　昨日，微博上有@宽池法师的账号出现，该账号发了3条微博。宽池法师是兴教寺的住持，兴教寺有关人士昨日告诉南都记者，这个@宽池法师的账号不是宽池法师本人开的。兴教寺声明，网上任何以宽池法师或者宽树法师开的微博，都不代表他们本人，也不代表兴教寺。

　　此外，南都深度微博账号@南都深度发布兴教寺拆迁的新闻后，该微博得到了著名文化人士白先勇的微博转发。兴教寺有一方民国石碑，上面刻有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的名字。

　　[声音]

　　昨日，部分宗教人士及研究学者接受了南都记者采访，针对兴教寺拆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知名宗教人士星云大师：“中国之大不能容不下一个兴教寺”

　　昨日，知名宗教人士星云大师在媒体发言称，“这个大唐兴教寺，是中国的光荣，唐玄奘为中国佛教创下多个第一，第一个沟通国际文化，第一个冒险犯难的留学生，第一个在长安辅助政治有功的。所以，现在将他的历史拆除，是对文化的毁伤。”针对兴教寺新增建筑，星云大师认为，“每一个古代建筑，都会因应需要，慢慢地扩建扩增，既然扩建到现在的样子，就不该拆除它。希望能对工作了解后，有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中国的土地之大，不能连一个玄奘的兴教寺都不能容。”

　　中国宗教学会理事、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拆迁要考虑文物保护与宗教法规衔接”

　　昨日，中国宗教学会理事、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提到，如果兴教寺部分建筑确实违规，也要探讨法律的合理性问题了，“一方面兴教寺是宗教活动场所、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另一方面，兴教寺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这两个方面，从宗教、法规细究起来有些冲突。《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僧团对寺庙有使用权、管理权，甚至有些法规明确指出有财产所有权。”

　　李利安认为，“现在的问题是，过去已有的建筑，重新改建了，算不算违规？兴教寺的斋堂在过去绝对存在过。目前的斋堂是后来重新盖的，土木结构变成了钢筋混凝土建筑。1987年我在那个斋堂吃过饭。兴慈楼的地方过去就有僧舍，只是改造的尺度大了，像个楼房模样了，确实不协调。但是兴慈楼处于一个角落，不影响主体三院的框架结构，不影响中轴线的结构，不碍大局。几千平方米拆掉，僧人在哪里住呢？最早的规划里，禅堂要拆，闻慧堂要拆，三藏院的东、西配殿也要拆。现在这几个地方保护下来了。但现在的拆迁规模依然占到了寺庙的一半以上。”

　　李利安提到，即使要拆迁，现在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拆迁的建筑不是文物，但僧人的吃住问题没有安顿。僧人搬迁的分寺和兴教寺外观、内在的关系没有解决。兴教寺未来的管理权归属，也都没有落实。管理方面，怎么能够确保是兴教寺统一管理？僧人在寺庙外面居住，未来的宗教活动很不方便。新建的区域中轴线怎么处理？”

　　陕西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李继武：“拆迁或导致寺院改变性质”

　　昨日，陕西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李继武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认为，“不管拆多少建筑，是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建筑还是之后的建筑，实质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权力拆？拆迁是不是在政府职权之内？拆迁有没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

　　此前，《中国佛教协会发言人就拟拆除西安兴教寺部分建筑答记者问》指出，“任何改变兴教寺宗教活动场所属性的行为，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否则是无效和非法的。”李继武认为，“拆迁不仅仅改变几个房子，而且改变寺庙的性质，可能导致宗教活动场所成为文物展览馆。这不符合国家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要求或规定。僧人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宗教活动是有法律依据的。拆迁行为导致他们宗教信仰的权利被侵犯。”

　　李继武分析，“第一，政府有必要考虑，有没有必要把兴教寺纳入申遗的范围内。第二，丝绸之路申遗点，陕西有7处。申遗的其他6个点都是文化遗址，没有僧人活动。这些点都是纯粹的文保单位，由文管所管着。只有兴教寺是宗教活动场所。为了‘申遗’，把僧人撵出来，这个结果应该权衡一下，值不值得。有关部门只考虑‘申遗’，没有考虑影响宗教活动的因素。没有僧人的寺院以后只能叫寺院遗址。申遗的一方忽略了僧团的基本权利。他们只看到3个塔是遗址，没有考虑到这3个塔是寺院的有机组成部分。”

　　李继武还提到，“在兴教寺拆迁这个事件中，中国佛教协会明确表态，但没有看到地方相关佛教协会的表态。如果相关佛教协会在这种情况下不表态，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