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测试广州真实信任度：拾获钱包 半数不归还

    期待公民意识救赎失信社会

　　广州市社科院哲学院院长曾德雄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裕华

　　根据中国社科院在今年初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我们的社会总体信任程度仅为59.7分，“已经跌破信任底线”。在经济发展大步向前的好时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是否已跌进了最坏的时代？作为中国南方的一线大都市，广州的“不信任”又呈现怎样的特征？就此，记者专访了广州市社科院哲学院院长曾德雄。

　　“不能容忍”是一种觉悟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待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信任程度低下的问题？

　　曾德雄：信任问题是当前政治体制、文化经济里最大的社会问题。公权力不讲诚信，我们就几乎失去了讲诚信的动机和动力，坚持诚信的任何动机和动力，因为没有安全感啊，上行下效，其他人也不讲诚信了。作为普通民众，最大要求和期望就是活着，为了活着采取一切手段，包括不诚信。

　　羊城晚报：公权力不讲信用不是当下特有的，为何还会“跌破信任底线”？

　　曾德雄：是的，其实这里面有误区，老是把以前想得很美好，其实诚信问题是一直都存在的。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以前那么好，“礼仪之邦”什么的只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个文明的理想，道德的理想。朱熹说了：“孔孟之道未尝于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从古到今，自上而下的欺诈瞒骗、贪图利益一直都有，关键是以前都觉得是正常的，现在大家觉得不正常了。

　　羊城晚报：“觉得不正常”是一件好事情。

　　曾德雄：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应该说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好而不是更坏，因为现在大家已经不能容忍了，以前大家觉得是常态。不能容忍，正是一种道德觉悟。

　　广州民众信任度是上升的

　　羊城晚报：在《报告》调查的七个城市里，广州的情况较其他城市更好还是更差？

　　曾德雄：我认为，广州会更好，因为广州的公民文化很发达。公民权利主张和权利意识觉醒密切相关。政府也好、商家也好，一个承诺没有兑现，大家觉得权利受到侵害，欺骗了我嘛，就站出来维权。所以广州有了“口罩男”、“拇指妹”、“举牌哥”等等这些人和其行动引起的社会舆论。现在，广东省要建新岭南文化中心地，我认为新岭南文化的核心就是公民文化。

　　羊城晚报：除了一种对上的信任问题，我们还存在着一种人际间的不信任问题，您如何看待？

　　曾德雄：当然，目前广州的人际互信状况没有达到理想程度，这在全中国都一样的。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关系构建空白引发的。我们看，传统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根据血缘排座次，由关系一圈圈向外影响，但随着社会转型，大家逐步离开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因而迫切需要建构一种新的“陌生人伦理”。如何构建？也是跟权利意识有关。权利原则就是，虽然每个人都是陌生的，但大家都是一个独立的权利主体，互相不能侵犯，大家有这个底线。同时，也因为各人的主体的确立，互助行为也会随之产生，这就是所谓的“熟悉的陌生人”。这是新的社会伦理的构建基石。

　　羊城晚报：作为媒体，我们能做些什么？

　　曾德雄：其实广州的媒体已经做得很好，一方面是勇于不断揭露社会中自上而下存在的不诚信例子，另一方面又不断关注维护个人或集体权利的公民行动，应当继续保持。

　　从广州的情况可以看到，真正在下降的是体制，社会民众方面是有上升的，托起上升力量的包括公民个体、公共知识分子、担任了一定公共职务有一定专业背景关注公共事务的公共意见分子和媒体。而公民意识、公民行动，还有种种慈善机构社会公共组织，都是从下而上的一种自我救赎的表现。当然，要从这部分人扩大到全社会从而修复社会信任度、社会道德，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应当看到希望，并坚持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