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华回忆在毛主席身边的特殊任务

　　去广州归来时车窗被打了一个洞

　　1954年10月30日，王诤部长找我交代任务。他说：毛主席要到广州去，你带电台保障毛主席外出的通信联络。他对工作、保密、安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特别强调要和中南军区通信处密切配合，取得他们的帮助支持，并当场给中南军区颜吉连处长写了封信交给我。

　　这次执行任务共有6人，除了我之外，还有苏海忠、张秉铎、黄雪鹂、杨浩辉和唐子江。1954年10月31日，我们搭乘毛主席的专列出发，途经武汉、长沙，于11月3日晚上到达广州。一路上多次看到毛主席在站台上散步。列车在路过武汉时作了短暂的停留，我们随首长一同到宾馆休息了几个小时，并和罗瑞卿、田家英等一起打了扑克，之后还跟随毛主席乘坐游艇在长江上转了几圈。

　　到了广州，我立即与中南军区通信处取得了联系，将王部长的信交给了颜吉连处长，得到了军区的大力支持，当晚电话顺利地接通。无线电通信联络，商定用军区发信台的发信机进行无线通信。次日架好了电话线、电报线和K线（即收信台与发信台的机器连线），及时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安装了保密电话机。与中央机要局的有线电传通信也顺利地沟通了，能够做到随呼随到，24小时不间断。同时还开通了与军委总台的无线电报通信。为了保密，防止敌人窃听，实行了无线电检查制度，即双方定时呼叫，定时收听，但不应答，有电报时立即沟通。

　　电台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直接领导，机要室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机要室副主任邱南标任书记，译电员毕振玉、李静任委员。电台是一个党小组，叶主任要求工作人员要努力完成本职工作，抓好学习，严格保密：不准写信，不准会客，不准说从北京来的，不准外出。

　　广州市还为中央首长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出席观看。我们也一同前往观看了演出，演出节目是粤剧，我一点也听不懂。此外还安排放映了电影。有一次看电影，报务员苏海忠同志就坐在周恩来的身后。周恩来在观看电影过程中非常有兴致，身体和精神状态非常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到食堂看望了大家，并询问了伙食情况。

　　毛主席在出游时，为防止不便，有时会戴个大口罩。有一次被老百姓认出来了，警卫人员很紧张，很快引导毛主席离开了现场。

　　广州之行，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每次执行任务，都是和通信部通信处李兆吉副处长和参谋申毅直接联系，回来向他们汇报。我的上级通信枢纽部的领导并不知情，他们也不过问，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特殊任务。

　　11月22日，我们跟随毛主席的专列，经过南昌、杭州、上海、南京、济南返回北京。

　　毛主席的专列由3列火车组成，前面是压道车，一个车头带几节车厢，由警卫人员乘坐。后面有一列后卫车，也是一个车头带几节车厢，有警卫人员。中间是毛主席乘坐的列车，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如秘书、卫士、司机、医生、摄影师、理发师、炊事员及我们电台的报务员、机要局的译电员，还有不少警卫人员也坐这列车。列车全是软卧，那时只有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带电台。途中有一晚，列车快到杭州时，专列的车窗玻璃不知被什么人给打了一个小洞，当时列车没有停车，继续前进。

　　去杭州见到毛主席在门口理发

　　1955年4月7日0时20分，我带领电传打字员张秉铎、机务员唐子江跟随毛主席乘专列从北京出发，经济南、南京、上海，于4月11日20时到达杭州，住在西湖边上的刘庄宾馆。宾馆的院子很小，主席和江青住在山坡上的一栋平房里，电台安装在坡下的平房里，警卫人员、理发员、司机、炊事员等也住在这里，机要室叶主任、首长秘书、译电员住在院门口的一栋小楼里。有一天下雨。毛主席就在我们电台门口让理发师老王给他理发。

　　毛主席的理发员老王是个很有意思的怪老头，那时他有四五十岁了，却还没有结婚，别人帮他介绍对象，他却嫌麻烦多次拒绝。他告诉我们，主席对理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快，有时接见外宾，只给他几分钟的时间理发。

　　这次跟随毛主席去杭州，通信联络完成了以下任务：

　　及时开通了到北京的长途电话，安装了保密电话机。电话声音小，有些串音，浙江电信局及时调整后，通话质量明显提高。

　　开通了到北京中央机要局的有线电传电报，白天半小时联络一次，夜间两小时联络一次。线路情况良好，通信畅通，共收发电报8份3846组字，都是特急电报，我们都及时准确地完成了电报的收发，最长的一份电报只用了20分钟。

　　4月19日21时，我们随毛主席专列启程，经上海、济南回到北京。

　　1955年6月7日，我接到上级指示，再次带领张秉铎、唐子江跟随毛主席去杭州。这次还是住在刘庄，到达后我立即与邮电局徐局长取得了联系，他们接邮电部通知15时前做好准备。我们提前到达，要求他们尽快调通有线电路和电话，12时长途专用电话正式开通，我们预先已将保密电话机安装好了，首长可以立即使用。电报线路方面，北京电信局没有准备好，直到15时30分才与中央机要局正式开通电传电报，并准备了电用电路，一旦有故障及时切换，此次没有架无线电台。6月18日18时，我们离开了杭州，路上走了七天，毛主席在列车行驶沿线接见了不少当地省市领导人。这七天我们都是在列车上度过的。6月23日19时15分，我们乘坐的专列顺利抵达北京。

　　（摘自《纵横》2011年第8期）

　　李锦华

　　我是1944年13岁时在陕北家乡参加革命的，参加革命后，一直在我军的无线电通讯系统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有幸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后在西柏坡为党中央、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做东北地区的无线电通讯工作，解放以后多次带着电台跟随毛主席出差到各地。每当回忆起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这些往事，我都激动不已。

　　秘密保障毛主席外出通信联络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通信设备落后，毛主席的车队一开出中南海就无法与中央警卫局保持联络。1954年3月，军委通信部崔伦处长带我去中南海，研究解决这一问题。接待我们的是阎长林同志，他是一位资深的警卫干部，长期在毛主席身边负责警卫工作。阎首先向我们介绍了毛主席外出活动的警卫工作情况：毛主席如果按照预定的地点和线路出行，警卫局就能顺利地布置沿线的警力，确保主席的安全。但主席在外出时，有时会临时改变出行线路和地点，这样就会与警卫局失去联络，警卫局就无法准确地布控警力，安全工作就会出现很大的漏洞。阎长林同志要求通信部提供通信保障，以保证主席车队外出后，能与中央警卫局值班室经常保持联系。经我们研究决定，在警卫局值班室架设一部功率较大的电台，另外配两部机动通信车电台（一部工作，一部备用），主席外出时，通信车跟随主席的车队，与中南海警卫局值班室的电台保持通信联络。

　　根据这个商定，通信部立即选定了电台工作人员。那时对进入中南海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经组织部门确定后，保卫部门还要审查，政治上要求绝对可靠，思想作风品德要过硬，出身成分要好，业务技术要熟练，工作能力要强，而且还需要报中央警卫局审查认可。最后选定我作为电台队队长，苏海忠、汤庆质为报务员，张明为机务员。

　　随后我们便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中。首先，我们将领来的由150瓦发信机和7512收信机组成的电台安装在警卫局值班室，架设了天线，接好了电源，开始进行调试。然后，又对15瓦汽车电台进行了加电测试。硬件准备就绪，我们就开始准备通信文件，拟定呼号、波长，制定通规通纪。

　　我们还多次将汽车电台开到野外与值班室的电台进行对通演练，演练的结果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做好了正式执行任务的准备。

　　有一天，毛主席要去十三陵，这需要我们随行执行通信保障任务。汤庆质留在值班室值班，我和苏海忠带着汽车电台跟随毛主席的车队。临行前警卫局的同志告诉我们，主席不喜欢过多的汽车跟行，一般都是三辆车，要我们的电台车既要跟上主席的车队，又不要让主席发现，万一发现了，就说是通信部搞通信试验的。到了十三陵，我们在一个不易被主席发现的地方开通了电台，但是无论怎样联络就是听不到对方（值班室电台）的呼叫。我们以为是鞭状天线功率不够，又架设了双极天线，可还是听不到对方的呼叫。当时我们的心情非常紧张，准备了那么长时间，第一次执行任务就不通，做通信工作的都知道，不通就是通信联络的最大事故。苏海忠同志灵机一动，说：会不会是将呼号波长弄错了？他立即在规定我方使用的频率上收听，果然听到了呼叫信号。随即又用规定为对方使用的频率上回答，及时地与对方进行了通信联络，我们这才如释重负。后来我们多次跟随毛主席外出，都较好地完成了通信联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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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北戴河给中央首长装保密机

　　1954年7月19日，我接到通知，总参通信部部长王诤找我谈话。王部长是通信部最高领导，他找我谈话能有什么事情？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当时我的心情既紧张又激动。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亲切地让我坐下，郑重地说：毛主席和很多中央首长要去北戴河，你去北戴河负责保障通信联络。王诤部长要求我要全力以赴地完成好任务，注意保密，不准写信；要高度重视中央首长的安全，安装电话机、保密机时要加装避雷设备，防止雷电事故，要和中南海39局（为保障中央首长通话专门设在中南海的市话通信局，首长的红电话机就是他们接转的）局长彭润田密切配合，迅速开通到北京的电话。

　　领受任务后，我们就进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将电台队组建起来，我任电台队队长，选出3名无线电报务员：杜秉林、党居潘、王广安，3名电传打字员：张秉铎、黄雪鹂（女）、杨浩辉（女），两名机务员：高印海（负责电源）、唐子江（负责机器设备维修）。

　　紧接着就开始筹备机器和器材。我们一共带了一部150瓦电台、一部汽车电台、三部电传打字机、两部汽油发电机、十多部电话保密机以及相关器材。

　　为了保障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通信联络可靠和畅通，在技术上采用了多种通信手段：

　　与彭润田局长协同配合，很快开通了到北京的多路长途电话。中央首长从7月26日开始先后到达北戴河。7月27日，为毛主席装好了保密机；7月28日，为刘少奇、朱德、陈云、叶子龙安装了保密机；7月29日为杨尚昆装好了保密机；8月5日为周总理装好了保密机；8月6日为邓小平、罗瑞卿安装好了保密机。首长们的有线电话保障较好，通话顺畅，但是保密机的故障较多。我们都及时地进行了修理和更换。

　　无线通信，架设了150瓦的电台及通信车电台，即时开通了对军委总台的无线电通信联络，每两小时联络一次。当有线电报因故中断时，立即开通无线通信。

　　利用地方邮电系统的有线电通信电路，开通了到北京电报局的有线电报。当时北京电报局有个军委总台派驻的军工组，负责处理军政电报。我们直接与军工组开通了有线电传电报，每两小时联络一次，夜间不联络。

　　直接与中央机要局开通了有线电传电报，保持不间断联络，没有电报时，5分钟呼叫一次。

　　以上四种通信手段，以长途保密电话和机要局的电传最为便捷，使用方便，中间环节少，效率高。其他两种是为了提供多重通信保障而准备的，确保中央首长的通信联络迅速、准确、保密、不间断、安全可靠，万无一失。

　　为了圆满地完成这次任务，罗瑞卿部长和汪东兴局长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开了专门会议，我作为通信保障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对安全保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求工作人员不得暴露中央首长的行踪，对外统称“中直疗养院”，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私带客人来。会上还安排布置了有关工作和注意事项，强调主要任务就是保证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工作和安全，对安全警卫、机要通信、行政管理、医疗卫生、游泳锻炼等各项工作都有明确的分工和具体的要求。为此，还专门设立了警卫值班室、机要值班室、车站值班室、海滩保健站等，成立了两个食堂。东食堂供中央首长用餐，每人每天补助伙食费1万元（合现在的1元钱），西食堂为一般工作人员和首长子女就餐，不分大中小灶，首长子女补助4000元（合现在的4角钱），工作人员补助3000元（合现在的3角钱）。游泳场也分为两部分，东浴场供首长专用，工作人员在西浴场游泳。东浴场更衣室每天晚上都安排有交谊舞会，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常去跳舞，工作人员凭票入场。电台工作人员大多不会跳舞，但为了见到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参加。西浴场更衣室常放映电影，工作人员可随意去观看。

　　8月20日，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满怀喜悦的心情回到了北京。

　　1955年8月6日，我接到指示，带领苏海忠等技术人员，再一次跟随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执行通信保障任务。当天22时50分从北京出发，第二天7时到达北戴河。

　　这次有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闻天、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央首长。为确保通信联络畅通，我们带的机器设备也很多，包括：电传机两部，无线电台一部，电话保密机十一部，汽油发电机一部，还有充电机等。在我们抵达的当天就开通了到北京中央机要局的电传电报，保持不间断联络。同时还架设开通了与军委总台的无线电通信，每3小时联络一次，有线一旦中断，立即开通无线电报。

　　遵照军委通信部首长的指示，由我带领有关技术人员先后为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闻天、邓小平、杨尚昆、叶子龙及中央机要室等安装了电话保密机。为了不影响首长的工作和休息，通常都是在首长不在家时去安装。为刘少奇同志安装保密机时，正巧王光美同志在家。她平易近人，对我们很热情，还为我们沏了茶。我们第一次喝到了那么好的龙井茶，杯中漂浮着整齐的嫩绿色茶叶，好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一样，不但看上去色泽鲜艳，而且散发着香醇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