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者杨瑞喜的人生四拐点

昨日，杨瑞喜因杀死6人在法庭上受审。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在家人眼里，他性格内向；在前妻眼中，她吃了亏丈夫就得讨回来；在村民眼中，他老实能挣钱，甚至有点儿软弱；在同居女友口中，他是“爱打人骂人的疯子”。

　　30年前的一天，14岁的杨瑞喜被父亲绑起来，用棍子打。他没有反抗，眼睛直直地盯着父亲，一整天没说话。

　　20年前的一天，杨瑞喜跑回家，“脸上有个大手印子。”他拿起东西乱砸，瞪着眼生气不说一句话。

　　被打后不说话，这样的场景不止一次出现在杨瑞喜的人生里。

　　2012年8月17日，他骑着摩托车，携带3把尖刀，奔赴平谷两个村，杀死6个人。

　　“都是耻辱，我不说，记在心里就行。”看守所里，杨瑞喜瞪着眼睛，对提讯的检察官大声说。

　　家庭

　　被捆起打后躲进山洞

　　1966年，杨瑞喜出生在平谷区大峪子村，家里5个孩子，他最小。

　　杨瑞喜的姐姐用“内向”评价他，“从小他就不爱和我们说话。”

　　小学时，杨瑞喜总是一个人上学下学，同学们在操场上踢球，他站在边上看。由于个子小，杨瑞喜总受人欺负打骂，弱小的他不敢还嘴，更不敢还手。

　　在家里，当老师的父亲奉行“棍棒教育”，孩子们每每淘气，免不了一顿打。

　　14岁那年，杨瑞喜又闯了祸。气急了的父亲将他绑起来，用棍子打。他无力反抗，直直地看着父亲，眼神冰冷，“我爸对我很严厉，打击性的教育。”杨瑞喜为此感到恐惧，捆绑被打后，他一整天没说话，此后离家出走成为他反抗的方式。

　　有一次，学校往杨家打电话，说杨瑞喜没去上学，家人四处寻找。正欲报警时，杨瑞喜却回到家。家人询问，他只说在山洞里住了两天，再没多说一句。

　　“我觉得我爸妈对我不好，所以我和父母比较疏远。”杨瑞喜对家人始终充满敌意，即便父亲病重住院，去世前，他只前往看过一眼。

　　爱情

　　初恋受挫曾婚姻幸福

　　杨瑞喜曾把个人幸福寄托在爱情上，但并未一帆风顺。

　　中学时，他喜欢班上一个女孩，曾试图向人家表白，却被女方家人打了一顿。家人记得，回家后，他一言不发，只是乱砸东西。

　　20岁那年，家人发现杨瑞喜眼睛总盯着一个地方，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啥，“老是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1988年，外村女孩杨美玲走进杨瑞喜的生活，她改变了杨瑞喜家庭的冷漠。22岁那年，杨瑞喜说他“找到了家人”。

　　两人经人介绍认识不久，就决定结婚。嫁给杨瑞喜，杨美玲冲着他的一句话，“咱们白手起家从头过，将来也能住上四合院。”

　　婚后四个月，杨瑞喜毅然和父亲分了家，搬出来单过。

　　起初，两人靠一辆四轮车，给工地拉砖石和沙土，“天不亮我俩就走了。”工地上的活，杨瑞喜不让妻子沾手，搬砖、铲沙子全是他干。

　　1990年，小两口赚了钱，拿出万八千块钱，在村东头开起副食店，和早些年开在村西头张贵家的小卖店遥相对望，两家店生意各自红火。

　　邻居赵顺住在杨家对面，农闲时，他常和村里人在外面打牌、聊天，“小青（杨瑞喜小名）不爱参与，就是开个四轮进货、搬货，忙他的买卖。”

　　外人看着少言寡语的杨瑞喜，在妻子眼中却是个热心肠。邻居老人家里困难，两个儿子蹲监狱，没钱盖房。老太太来杨家哭，杨瑞喜当即支应妻子，给老人拿了一万。

　　事业

　　红火的日子被打破了

　　十多年的婚姻里，杨美玲认为丈夫除了“能干老实”，性格上没有任何异样。

　　直到1993年腊月，杨瑞喜从张贵家跑回来，“脸上有个大手印子。”

　　杨瑞喜冲妻子吼着，他让张贵打了。杨美玲不断地劝，但他满脸通红，拿起东西乱砸，瞪着眼生气不说一句话。

　　事后，杨美玲才得知，事情缘于生意往来时200元的烟酒款，“张贵说杨瑞喜欠他钱没给。”“和陌生人打我不一样，都在村里混，让我多没面子。”杨瑞喜在法庭上说。

　　在杨美玲看来，杨瑞喜和她的好日子毁于一个人大峪子村前任支书刘凯。

　　杨美玲回忆，2000年，杨瑞喜出门进货时，她一人在家打理生意，刘凯经常来光顾。

　　风言风语传进杨瑞喜的耳朵，他拿着刀去找刘凯评理，结果又被打了。

　　冲突过后，杨瑞喜满脸是血跑回家，他爬上自家屋顶，大骂哭喊。

　　打那以后，杨瑞喜的变化令杨美玲害怕，只要他在家，屋里的冰箱、洗衣机全摆在院里，几个油桶顶着门，家里的窗户被钉死，“我不能再让你和孩子受伤害。”

　　这次打架中，杨瑞喜用刀扎伤刘凯，被判10个月的徒刑。

　　红火的小卖店关了，妻子也向看守所服刑的杨瑞喜提出离婚。

　　杨瑞喜出狱后，卖了大峪子村的房和店，带着仇恨离开老家。

　　对于当年的判决，杨瑞喜至今不认可，“不认可我也不想上诉，心里记着这仇就得了。”

　　“20多年都没忘？”预审员话音刚落。“那我能忘？耻辱！”杨瑞喜头一扬，瞪着眼。

　　生存

　　“一分钱对不上就打人”

　　离开老家的杨瑞喜，靠运送饲料的“拉脚活”生活，还在平谷城区买了一套三居室。

　　2006年，杨瑞喜认识了平谷北独乐河村村民薛静。

　　现年48岁的薛静，比杨瑞喜大一岁，“当时就想赶紧找个依靠，能对我好就行。”

　　薛静坦言，第一次见面，她并没看上杨瑞喜，“他个不高，留个寸头，身上穿件旧夹克。”但由于与前夫离婚是因为对方搞外遇，薛静觉得，这个老实人可能不会负她。

　　2006年冬天，婚礼酒席办在了薛静弟弟薛强家里，但两人没领结婚证。

　　“我们对他都挺好，我姐一家人来我家，一看姑爷来了，赶紧给包饺子。”薛强说，起初他觉得这个姐夫不错，有房还能干。

　　但不久后，薛静不断在电话里告诉薛强，杨瑞喜打她。

　　薛静告诉弟弟，杨瑞喜过日子不给她钱花，两人各过各的，买菜、买米必须记账，一一和他汇报，“一分钱对不上，就破口大骂，动手打人。”

　　忍无可忍的薛静，多次提出和杨瑞喜分手，但得到的是杨瑞喜龇着牙的恐吓， “你敢走，我就把你侄女宰了，把你弟拿炸药崩了。”

　　2009年，薛静趁杨瑞喜不在家，从家里搬出来。分手后，薛静在平谷的一个市场卖麻辣烫，杨瑞喜不断找麻烦，“在我的摊子上白吃白喝，大喊大骂，乱摔东西。”

　　市场的一名菜贩证实，薛静的男人老来找她，还向她打听薛的住处。

　　2010年的一天，薛强接到姐姐电话，“你快来，杨瑞喜拿着刀宰我来了。”薛强匆匆赶到姐姐摊位上，警察已经在场，他没看见杨瑞喜带的刀，但他还是当面斥责杨瑞喜为啥分手了还来骚扰人，“我没打他，但推了他两把。”

　　“推了两把”，跟20年前张贵的“一巴掌”一样，都被杨瑞喜记在心里。

　　在拘留所里，杨瑞喜坐在椅子上，身体和脑袋不停摇晃，“老账新账全得捣鼓捣鼓，翻腾翻腾，我就小心眼儿了，还是他对不起我。”

　　（文中除杨瑞喜外均为化名）

　　声音

　　“从杨瑞喜的个人成长经历看，他内心深处一直被几件琐事困扰，这些都是他心理上的‘垃圾’，它们一直堆积在杨瑞喜的内心，他舍不得扔，直到腐烂，导致他今天的偏执。面临类似问题，首先要学会向他人诉说自己内心的不快，将压力排解出来；二来，与他产生纠纷的人，如果真是自己有错，适时向他道歉，缓解他心里的仇恨。最终，杨瑞喜选择杀人，是因为他找不到别的路，如果他懂得向别人求助，寻找多种道路解决内心的问题，不把自己的痛苦归结到别人身上，他的人生不会这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