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救援：民间力量的成长与困厄

　　跟5年前的汶川地震一样，芦山地震也成了公民力量的阅兵式。地震不到半个小时，壹基金救援联盟的救援队就已出动，随即在灾区设立了前线指挥部。截至22日凌晨，进入灾区现场救援的壹基金救援队，已经多达6支总共近百人。还有十多支救援队正从全国各地飞奔而来。这响应速度一点不比正规军差。

　　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壹基金救援队装备的精良，连正规军都相形见绌：清一色的四驱越野车，携专业搜救装备、应急药品，并自带发电机。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香港的民安队被称作亚洲最优秀的志愿辅助部队。但跟香港民安队不同的是，民安队归港府民安处统辖，还要耗费公，壹基金救援队则一切自己埋单。

　　这正是雅安民间救援与汶川民间救援的一个重大分别。汶川地震之来，民间可以说是毫无准备，只能仓促应对。所以，虽然涌入汶川灾区的民间救援力量从规模上看不小，但从经验上、专业技能上看，却大多乏善可陈，都是粗放型救灾。雅安救援不同，民间救援的专业性显然强太多。

　　专业性的背后是理性。跟汶川救援的强烈悲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次雅安救援，民间的表现更从容，更冷静。这固然是因为，芦山地震跟汶川地震不是一个量级，远没有汶川地震那样惨烈。但另一方面，也的确是因为经历了汶川地震等大悲剧的磨练，中国的民间社会已经成熟太多。从原来一颗红心两只手，从原来的人海战术血肉长城，发展到从精神到物质都几乎武装到牙齿，都高度现代化，说明中国的民间社会正在质变之中。

　　这种转型与升级见于方方面面，而不单是民间救援。譬如募捐。汶川地震时王石曾建议万科员工小额捐助，而遭到舆论的疯狂绞杀。五年过后的今天，这桩公案却已悄然平反，王石当年的建议被公认为属于先见之明。相应的，救灾募捐平和理性得多，再没有了原来的道德审判，没有了原来的激烈攀比，尤其没有了原来大义凛然不容置辩的高调逼捐。公义与自由可以兼容也必须兼容，公义如果侵犯自由则必然不公不义，这一常识终于开始被社会接受。

　　再譬如媒体。相比于五年前，今天的媒体克制和审慎得多。阪神大地震以后日本媒体如何从不专业走向专业，被作为标本推荐给中国同行，提醒中国同行少走弯路。但更直接的教训，则出自当年报道汶川地震的老记者的笔下，他们不厌其烦地告诫同行怎样把镜头抬高一寸，避免侵入式采访；怎样最大努力追踪真相的同时，避免消费灾难。灾难报道必须坚守伦理底线成了媒体的共识。

　　而最值得称道的动向，则是公民社会在救灾信息沟通和协调方面的巨大作用。

　　区别现代救灾跟传统救灾，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信息沟通和协调平台是否发达。因为现代救灾，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资金和物质，这方面的保障早已经足够。主要问题在于救灾资金和物质的分配，怎样更及时、更有针对性，怎样更精确、更均衡。而这，只能依靠需求来引导。需求的引导则依赖高度发达的信息搜集、核实、发布和对接流程，依赖这方面的组织和协调。

　　如果说一线救援只能政府主导，民间跟政府根本不对等；那么在信息沟通和协调层面，民间在雅安救援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种民间信息平台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竞相涌现。一类是媒体平台，如21世纪经济网推出的雅安救援信息平台，吸引了包括新浪微博、百度、每日经济新闻、瞭望周刊、华夏公益、中华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在内的诸多互联网企业、媒体及公益组织加入。其二是谷歌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利用自身平台及其技术优势搭建的寻人平台。它们平常都是竞争对手，掐的你死我活，但到了芦山地震这样的大难之时，却都能捐弃前嫌，握手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最后一类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信息平台，是本土信息平台。有两个最努力。一个是“成都公益圈”，吸引了壹基金、友成、扶贫基金会等多家知名NGO入驻。几乎每天都会召集一次信息协调会，然后发布晚间信息汇总，救援进展、灾民需求尤其是村组需求，乃至灾区天气，皆在其中，对民间救援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另一个是“缘来客栈420协调小组”，负责每天搜集、核实和发布灾民需求，然后提交给肉唐僧的募捐平台“肉铺”，再由“肉铺”组织物质资源，交由李承鹏团队和其他草根救援组织在一线实施救援，形成一个立体作战的民间救援联合体，整个运作透明而高效。尤其考虑到它们主要不是追逐新闻热点，而以发现信息盲区为最大追求，以雪中送炭为最大追求，就更难能可贵。

　　总之，在信息沟通和协调层面，民间力量显示了其强大性。这实际上也是社会进步推动民间社会成熟、推动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显著标志。

　　其实，公民社会成长的这种强劲势头，并不是遇到大灾才有，它显然其来有自，即植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因为种种制约，缺乏施展空间罢了。迄今，各级各地政府制定的应急预案，就都没有考虑民间力量在内，没有给民间力量的进入留出相应通道，没有安排相关的规则和秩序。民间的力量已然孕育，现有的管理和制度如何与之共处，既有的体制如何跟不断发育的公民社会相适应，都值得思考并亟待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