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碰到天花板,按照宗庆后本人的说法,是饮料行业本身容量有限,“我们现在基数已经很大。如果增加20%就是200亿,饮料行业不可能承受这么快的增长,市场容量增长也没那么快,” 而他也不打算跟同行拼个你死我活,“你要跟人家搞恶性竞争,有可能我把人家竞争下去,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整个行业都搞乱了。我觉得还是合理公平适度的竞争比较好,能促进行业发展。”
但娃哈哈不能停下脚步,甚至不能放慢,这种压力不只是企业自身内在的要求,也来自于外部,“地方政府希望你(娃哈哈)进入世界五百强,这也有点压力。进入五百强我认为也是很简单的,但现在它们中有些不是真正的强,是大,亏本的也是它们。”
宗庆后不能接受亏本的生意,他必须为娃哈哈在饮料行业之外,找到一口能够不断喷涌利润的新泉眼。
最初,饱受大超市“盘剥”,他想自起炉灶,做连锁超市;但今天的中国市场上,外资和全国连锁超市瓜分了一二线城市市场份额后,业已下探至三四线城市,而后者本身就有地方强势品牌盘踞,这样的竞争格局下,留给娃哈哈的腾挪空间实在有限。何况运作一家超市,其供应链建设、管理非常繁复,绝非朝夕便可习得。加上电子商务对线下零售商的冲击,娃哈哈想在这一市场中分一杯羹,绝非易事。于是,宗庆后决定另辟蹊径,从娃欧商场开始发力。
如果一切都按照宗庆后设想进行,娃欧商城将成为一个庞大零售帝国的开端,就像25年前的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营部是娃哈哈帝国的开端一样。明年湖南就会有第二家娃欧商场,三到五年内全国各地就会有100家。而且,宗庆后策划这个新项目时就已明确,娃欧商场将上市。
现在的娃欧商城只是一个雏形。在宗庆后计划中,娃欧商场会迅速演进为shopping mall,即“包括国外的竞品、儿童专用商品、超市、娱乐、餐饮”等城市综合体。如果计划得以实现,娃哈哈不但将攻克产业链上的最后一个桥头堡,而且将孕育出另一个万达,虽然宗庆后并不承认:“我没有做商业地产,以后也不做商业地产,主要就是建个商场。”
不论是不是商业地产,对宗庆后和娃哈哈来说,这都是一次全新的冒险。
关于饮料行业的一切,宗庆后几乎无所不知,连娃哈哈纯净水瓶盖上有多少个齿儿,他都一清二楚;但在如何办好奢侈品商场这方面,宗是个外行。他把脚伸进去的是一片自己并不熟悉的水域。
商场开业时,他特地将《时尚芭莎》主编苏芒、法国知名时装设计师Jimmy和意大利时尚女鞋设计师Ricky Riva请到商场,做了一次讲座,既是宣传,也是补课。
需要宗庆后和娃哈哈恶补的不止是时尚知识,更重要的,是管理经营商场和shopping mall的整个体系。喻翊翔是娃哈哈信息部门的负责人,为娃欧商城设计信息系统是他在娃哈哈最艰难的一次工作,因为娃哈哈做娃欧商场的员工中“几乎没有人知道需求是什么。”
习惯了一言九鼎的娃哈哈之王决定,在娃欧商城这个项目上,寻找合作伙伴。他希望通过合作,来引进人才,解决管理团队的问题,“现在好几家跟我在谈。包括资本、管理团队,”宗庆后甚至愿意让出控股权,“关键是理念一致、优势互补。”
尽管外界对娃欧商场充满疑虑,但宗庆后这一次仍然充满信心:“现在(去娃欧商场的)人比较少,但你通过不断宣传,好的东西进去,慢慢就会做起来了。”
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娃哈哈员工是信了。特别是娃哈哈公司的老员工,他们对于宗庆后的信任毫无保留。司机老张在娃哈哈已经工作20多年,和许多娃哈哈员工一样,他持有公司股份,虽然不多,但去年的分红也有三万多元。办娃欧商城的资金是宗庆后向浙江和湖南两省的经销商募集的,娃哈哈员工没有参与,但倘若宗庆后鼓励员工集资,老张说,他会毫不犹豫从口袋里掏出积蓄。因为宗老板“从来没有失败过”。
娃哈哈人对宗庆后的感情,已经从信赖上升到了崇拜。据一位公司员工透露,在2012年10月举行的经销商年会上,一位来自东北的经销商喝了几杯酒后情不自禁的站起来振臂高呼:“娃哈哈万岁!宗老板万岁!”其他人也都跟着他一起山呼万岁,场面煞是壮观。
“万岁”通常只用于皇帝,某种程度上,宗庆后就是娃哈哈的皇帝,而且,是雍正皇帝——在不同场合接受采访时,宗庆后都谈到过雍正皇帝对国家的治理。
宗庆后的管理风格确实与雍正有些相似。他建立的管理方式,本人称为“大权集中,小权分散关键是,你很难界定大权与小权的边界。娃哈哈这个营业收入达678亿,拥有生产基地近60个、分公司150多家、工厂遍布全国各地,员工3万余名的庞大企业,至今没有董事会,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宗庆后一人兼任。娃哈哈事无巨细,都需要由宗决定。外界熟知的老故事是,哪怕买把扫帚,都得宗庆后批准。他是娃哈哈的大脑、动力和推手,而其他人只是齿轮和螺丝钉。宗庆后将他的意志完全贯彻到了娃哈哈生产和经营活动之中,他的触角几乎深入到了娃哈哈的每个角落。
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被问到:“娃哈哈减去宗庆后等于什么?”宗馥莉的回答是:“等于零!”
但娃哈哈的成功并非只赖于宗庆后的令行禁止,真正的武器,是宗庆后创造的纵横短缺时代的“非常营销”,把经销商和娃哈哈利益捆绑在一起的销售渠道“联销体”,他对效率无休止的追求、对细节偏执狂似的把控,以及把工作当做生活乐趣的作风。
特别是最后一点,宗庆后就是工作狂这个词的注释,在现任娃哈哈党委书记的吴建林看来,从娃哈哈创建到如今成长壮大,宗的这种风格一直没有变过。吴建林1989年从浙江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加入娃哈哈,按公司规定,大学毕业生必须先到车间锻炼,报道当天,吴建林就下了车间。当时正是娃哈哈营养液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的时期,全公司只有四五十人,加班干活是常事,基本没有休息日。
吴建林没有抱怨,因为他发现,老板比他还要忙得多。午休时间,如果没有其他工作,宗庆后就会跑到车间,帮忙给营养液打包装;中午有外面的车子来拉货,他就跟着员工一起装货。办公到晚上11点,宗庆后还要开半小时车,到工厂转一圈。
宗庆后进车间不是做样子,他总能在巡视中发现问题。工厂买设备,他从来都是亲自把关,这让他熟悉设备的优缺点,生产中能发现问题,也能提出技术改进方案。做娃哈哈营养液,红枣、山楂等原料需要煎煮,分先后两次。第一遍煎好后,液体用于提炼营养液,煎煮锅里剩下的原料被视为废料。看到锅里煮过的红枣外观依然完好,宗庆后吃了一个,发现还是甜的,他很懊恼。还有甜味的“废料”,意味着原料使用不充分,也被宗庆后视为一种浪费,他立即要求改进技术。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在娃哈哈,宗庆后比技术人员都熟悉机器设备,现在宗庆后完全可以称为机械专家了。“做一个部件,该怎么做,我都跟他们说的清清楚楚,因为我是从小做大的,自己首先要搞清楚才会做,”吴建林说,对这一点宗庆后当仁不让,“我是公司最内行的人。”
“老板很节约,哪怕浪费车间里的一个标签、一个瓶子,他都会很不舒服,”吴建林认为“娃哈哈就是这么‘熬’出来的。”
对宗庆后而言,成就娃哈哈是梦寐以求的事业,他沉浸其中、乐此不疲,宗很少休假,每年有大半的时间奔波在外。
跟老板出差,是娃哈哈员工的“苦差”。娃哈哈企业研究院副院长李言郡算是“苦主”之一。4月初,他刚跟宗庆后从外地考察回到杭州。出差3天,每天都是早晨6、7点出门,晚上11点回酒店,中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考察间隙,还要去看市场,如果是周末,遇到大超市不营业,也要去看小超市。离开时,总会拎几袋样品回去。终于可以趁吃饭时间休息下,老板又交代了新任务——刚刚吃的菜泡饭不错,是不是可以研究下?在娃哈哈工作了17年,李言郡早习惯了宗庆后的做派,“他精力旺盛于常人。心里一个概念,就是工作。”
某种程度上,宗庆后是在弥补年轻时“被浪费”的岁月。18岁,为减轻家庭负担,初中毕业的宗庆后下乡到了舟山一个农场,数年后又转到绍兴的茶厂。在农村一待就是15年。1978年,宗庆后33岁,顶替母亲的工作返回杭州,在校办工厂做起了推销员。直到42岁,人到中年,他抓住机会,靠14万借款,从卖4分钱一支的冰棍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创业。
娃哈哈的大部分员工和老板一起,经历了企业从小到大的过程。宗庆后和接受采访的娃哈哈员工都说,很少有人主动离开娃哈哈。宗庆后拿出一部分股份,分给了大约一半的娃哈哈员工。“我现在给他们1块钱的股份,每年可以分8毛钱。”娃哈哈一直保持中国饮料企业中比较高的利润率,员工从分红中获利不少,有些员工甚至年收入的50%都来自于分红,但股份并非完全归员工所有,而是和娃哈哈员工这个身份捆绑在一起,“你离开就要退出,全还给你。”
虽然营收下滑,但利润创了新高,娃哈哈看上去仍然处在最好的时候。这样一家资产优质的公司为什么不上市?
宗庆后把原因之一归结为持有股份的员工不愿意,“下面没有人推着我上市,因为上市他们这些股东就要全退出来,上市只能有50个股东。”宗庆后称,已经有很多投行找过他了,“高盛最近还在找我,但我不需要上市,我有钱。”一位娃哈哈内部员工告诉记者,娃哈哈不上市,一部分原因,是倘若上市成功,宗庆后就无法像现在这样掌控公司了,“你能想象皇帝成为一间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吗?”
宗庆后说,娃哈哈最有价值的,是人,是“员工队伍,包括经销商的队伍,”他的口气透露出一股来自《毛泽东选集》的味道,在浙江农村的15年间,他几乎将这套书翻烂了,他的思想资源,有一半来自于《毛选》,“有了人,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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