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事件屡见不鲜 终结之路还有多长？

　　5月1日起《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

　　终结"被精神病"，路有多长?

　　本报首席记者 蒋格伟 实习记者 余修宇 文/图

　　“对于李建英的事，我认为处理欠妥，如果她打人，单位可以报案；如果她旷工，也可以被开除，不应该被送去精神病院。”郴州市烟草局法制科相关负责人表示。

　　“现在，流浪小伙已经确认有精神分裂症状，已经转院至娄底市康复医院。”娄底冷水江市救助站肖副站长介绍。

　　今年3月以来，本报先后刊发了《嘉禾烟草一员工“被精神病”事件调查》（790期01、03版）、《流浪男孩被冷水江救助站送精神病院》（796期01、03版）两篇“被精神病”案例，引起广泛关注。

　　近年来，“被精神病”事件屡见不鲜，“被精神病”的当事人往往遭遇投诉难、出院难、申诉难、索赔难。因此，法学界与媒体多年来一直对现行精神病患者收治制度颇多诟病。

　　今年5月1日起，《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有媒体解读此法为“终结‘被精神病’”的善法。

　　国内为“被精神病”者捍卫权利的知名公益律师黄雪涛则认为，终结“被精神病”，路还很长。

　　主管部门称李建英案应依法处理

　　原嘉禾烟草公司职工李建英曾是单位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她曾多次与同事发生过纠葛，一度有肢体冲突。

　　2011年8月1日，在县烟草局主张下，李建英被送至郴州市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了70天。

　　不容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李建英入院前并没有证明其有精神病的材料，她“逃”出精神病院后到湖南省脑科医院进行了检查，也未得出患有精神病的结论。

　　嘉禾县烟草局对于主张李建英去诊断、治疗的理由是：“当时确实不确定李建英是否有精神病，只是考虑如果有病，应尽早治疗；另一方面也是对其他工作人员（的安全）负责。”

　　70天的治疗，让李建英几个月没有来例假，可能对以后的生育也造成了影响。她变得多疑和悲观，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

　　本报报道此事后，嘉禾县烟草局对李建英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原本停发的工资开始按月发放”，“当地信访部门找到家属，希望不要再接受媒体的采访，会妥善解决。”

　　4月25日，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郴州市烟草局法制科相关负责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员工若触犯了法律，应该依法依规处理，不管出于何种考虑，不应该主张将其送往精神病院。

　　4月26日，嘉禾县烟草局相关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李建英出院后，变本加厉地骚扰单位领导与员工，同时也并没有提出解决自己问题的具体方案。

　　该负责人表示，李建英的问题，前提是李究竟是否有精神病，这样才能来判断烟草局当初的对与错，“希望她能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缺乏监管救助机制易被滥用

　　何谓“被精神病”？4月10日，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在京举办《精神卫生法》媒体培训座谈会，与会专家认为，社会上所谓的“被精神病”包括两种：一种是正常人被误诊为精神病；另一种则是患者的确是精神病，但不应被强制进入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与会专家认为，在这两种情形的背后或有某种政治压力的影子，或有家属干涉患者的人身自由，但根源在于不合理的精神病收治制度。

　　黄雪涛认为，就李建英案来看，根据相关报道判断，李建英的人际关系的确不算融洽，精神心理状态不算健康，若真有殴打他人的情况，则涉嫌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或《刑法》，无论有病没病，她的权利受到某些限制和约束是合理的。

　　“但李建英的表现够不上《刑诉法》里需要进行强制医疗的行为，假如医疗对她确有必要，也可以通过免除其处罚而规劝她自愿接受治疗。”黄雪涛分析，类似的个案，当事人和代理人有权在医疗与治安处罚之间作选择，人文关怀的医疗才会变得真实。

　　而对于冷水江市流浪青年被救助站送到精神病医院一事，黄雪涛则表示，如果少年明显没有危险性，他首先需要一个监护人，或者监护机构，最好是有能力处理心智障碍儿童的专业收养机构，而不是封闭型的医院。

　　“就算有治疗需要，也应该由监护人选择合适的医疗服务。”黄雪涛认为。

　　同样关注本报“被精神病”案例的湘潭大学兼职教授、知名公益律师陈平凡表示，“如果当事人愿意，我的团队将免费代理李建英案，以此来推动精神病收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陈平凡还表示，正着手向冷水江市救助站请求信息公开，“近年来，有多少流浪者被送往精神病医院不为人知。”他认为，目前法律对疑似流浪精神病人的保护不足，只要是疑似流浪精神病人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一过程缺乏监管，救助机制极易被滥用。

　　“谁都可能成为精神病人”

　　2010年4月，59岁的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跨出精神病院的大门，踏上了回家的路。

　　2003年10月，因为帮邻居跟镇政府打官司，他被镇政府有关人员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这一住就是2000多个日夜。昔日的黑发已变得花白，悲伤的老父亲已撒手人寰。

　　2010年4月，此事被媒体披露，成为轰动一时的“被精神病”案。

　　2010年4月27日，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委和源汇区大刘镇相关部门作出决定，免去4名“徐林东事件”相关责任人职务。

　　近年来，各地“被精神病”案例屡见报端。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纪术茂，因为退休、科研等问题与院长产生矛盾，给有关领导写信反映，被所在医院院方出具的一份文件指称“有精神病”。这位主持鉴定过2000余个司法精神病案例的专家痛心地说：“如果权力被滥用到精神病的诊断中，说你得病了你都没有办法申诉，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精神病人。”

　　事实上，因为精神病收治制度的缺陷，近年来被强制收治的“精神病人”远不止上述二人。黄雪涛曾搜集了100多个真实案件，并通过大量数据分析与调查，于2010年10月10日，即第十六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发布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下称报告）。

　　该《报告》揭示了当前中国精神病医学中的混乱局面，以及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改革建议。

　　“由于收治制度存在缺陷，当前我国精神病医学中出现了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的混乱局面。”黄雪涛概括当前精神病收治的乱象。

　　民间评分报告指出不足

　　5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的《精神卫生法》，第一次从法律上明确了非自愿医疗的概念、标准和程序等。

　　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当事人是否有精神病；第二，当事人的精神病是否严重到必须强制住院。

　　对于这部新法，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的弊病？

　　4月25日，中国精神病医疗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CNUSP）发布了《精神卫生法民间评分报告》。

　　“如果以百分制的话，您对《精神卫生法》打多少分？”评分报告以打分的形式，调查了律师、心理学家、精神病非自愿医疗亲历者、精神病医疗用户、家属、学者、社工、记者、精神科护士、国外人权法学生共十位不同身份的专业人士，最高85分，最低30分，有6位给出了及格线及以下的分数。

　　评分报告指出，该法存在7大不足，包括：监护人权利过大、诉权缺乏保障、医生解释权过大、社工服务被忽略、心理服务被限制、支持性体系不足、歧视无法避免。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教授、律师刘瑞爽指出，“《精神卫生法》过多、过大地依赖监护人制度。”而且没有落实诉讼权利的问题。

　　曾因自由恋爱被父母阻挠，被北京回龙观医院强制收治的陈丹结合自身的遭遇认为，《精神卫生法》提出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治的规定很模糊，缺乏具体操作性。

　　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教师何玲丽也认为新法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行为能力认定程序上的衔接仍有改善空间。

　　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则认为，法律将心理治疗限定在医疗机构进行，实际上会剥夺大多数需要心理治疗服务的患者获得高质量心理治疗服务的权利。

　　“不可否认，我国已经向杜绝被精神病现象跨进了一大步，但真正杜绝，路还很长。”黄雪涛表示。

　　他认为，下一步将在法律实务中推出《预先授权指示书》，在全国立法层面推动“成人监护制度”的改革，鼓励精神障碍患者家属们推动“精神障碍者民事赔偿基金”，推动政府投资支持社区服务，减少大型的封闭机构，以及鼓励律师服务精神障碍者，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精神卫生法》确立自愿医疗原则，是促成精神卫生服务改良，保障公民权利，消除精神病污名和歧视的一个契机。”黄雪涛认为，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各个职能部门、媒体和大众的共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