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会并非绝对正义 也需要接受媒体监督(图)

　　最低工资委员会、标准工时委员会，除了这些拥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及非法定咨询组织在法治背景下维护着香港工人的权益，工会亦是香港社会中能够保护工人的不可忽视力量。即便香港并不是一个热衷于工潮的社会，但香港工会联合会早在1948年就成立了虽然参与的会员不足香港人口的两成。香港人何威说，大多数时候香港工人可能只是把工会当做一个维权的工具，“当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就希望工会帮他们出头”。就连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都说：“大家不要发生事情了才想到工会。”但港人对于工会淡漠的印象可能从始于2013年3月28日的葵青码头工潮开始改变，至少在这五星期里，在工联会、职工盟等工人民间组织的努力下，工人们要求加薪的诉求从资方毫不在乎变为积极响应，而香港民众对码头工人们的金钱援助，更让人看见香港社会真实的一面。

　　“感觉每个香港人都捐出1元支持码头工人”

　　一开始这只是一个蝼蚁撼大树的举动，不知名的码头工人们在2012年9月在社交网站脸书上开设了“码头的心酸”页面，分享着用手机拍摄的码头工人辛苦的工作场景，页面的粉丝寥寥，后来有爽报的记者偶然看见决定去码头暗访，2013年1月刊登出了工人需要连续工作12小时，甚至边开工边吃饭的画面，香港工会联合会立即向码头管理层发出抗议，只是同样无人重视。

　　而当3月28日100多名码头工人开始齐聚和黄旗下香港国际货运码头时，没人意识到这场罢工会延续至今。在这场罢工之初，最令人惊讶的是职工盟的迅速反应，仅仅在第二天，其秘书长李卓仁就赶到现场。

　　与以往的罢工不同点在于这场罢工似乎已经不仅仅是码头工人与码头间的对话，更转化成一场全民运动，脸书上不断有不相干的香港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码头工人的支持，众多媒体对这样一场看起来“不和谐”的运动给予了最大关注，最后这场运动甚至蔓延至台湾，全世界60多个工会组织开始注意香港码头上的动态。

　　职工盟在此刻所做的不只是到场为工人打气，他们所做的最实际工作是拿出资金为工人提供罢工津贴，一个名为码头工人罢工基金的户头在3月29日就由职工盟发起成立，其负责人李卓仁强调希望用这笔资金支持工人罢工期间的生活。

　　令人意外的是户头款项上升的速度，仅仅5天，这个户头里就拥有了140万的筹款，而罢工的工人们也由此得到每人1000港元的罢工补贴。香港市民们用捐款这个最简单举动“撑”起了码头工运。

　　与此同时悄然改变的还有法院的态度，资方罢工初始强硬非常强硬，向法院申请禁制令，下令其他示威工人和示威者不得再进入4、6、7、8及9号码头，到罢工第9日，法官修改了禁制令，第一次容许码头工人进入码头进行抗争，以及行使和平纠察权。

　　罢工进行过程中，码头工人罢工基金的筹款额依旧以惊人的速度在上升，而不少香港明星、媒体人如闾丘露薇、黄耀明都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罢工工人勇气的赞赏。闾丘露薇甚至自嘲媒体同行们应该羡慕码头工人，因为他们足够团结，愿意用罢工的方式来和资方讨价还价，他们愿意为了自己未来可能得到的而付出代价。

　　当罢工基金的筹款达到700多万港元李卓仁感性地说感觉每一个香港人都捐出了1元去支持码头工人时，5家码头外判商（永丰、高宝、联荣、培记和现创支付罢工工人工资的公司）也做出了给工人们统一加薪9.8%的决定，这距离曾经资方只愿意加薪5%已然是飞跃，在坚持了5个多星期、同时拿到3000多元罢工补助后，60%的工人们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提议。

　　工会也受到媒体监督，不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公民社会的体现

　　当大部分工人们对最终抗争到9.8%的提薪表示满意时，工运的领导者职工盟却坚持希望能帮助工人们提薪幅度达到双位数。只是这样的诉求并没有因为全然站到弱势群体工人这边，得到所有人的赞赏。

　　码头罢工潮发展以来，香港大大小小的媒体针对事件已经做了无数报道，民众们对于这些报道客观性的要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段，当颇有公信力的无线T V B栏目《东张西望》因为太过于集中报道货柜码头总经理严磊辉的言论，而忽视罢工原因及采访罢工工人代表，在播出后收到了400多宗投诉。

　　与此同时也因为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仁不断在节目中强调货运码头应分钱给工人，且多次重复强调资方的代表人物香港首富李嘉诚应负起责任，从而受到媒体质疑：“如果李嘉诚贸然提高工人待遇，会否导致该行业的垄断，甚至因为货运码头营运成本飙升，引发失业潮？”

　　在狂热的罢工潮背后，香港也并未丧失理性思考，同时从媒体源源不断的报道中也能发现温情从来没有在香港消失，从罢工第二日起就有200多名学生到场支持工人罢工，也曾经有2800多名香港市民为支持码头工人到维园游行，还有民众持续不断送日用品、姜茶给驻守在码头的工人们使用、取暖。

　　工运是一项需要策略的艺术，它存在的基础是协商而非威胁，亦不是妥协，在参与工会人数不足2%的香港，大多数工会显然缺乏斗争经验，也因为缺少集体谈判权，让它们的位置颇为尴尬，但它们的作用也不能小视，正如在此次码头罢工中，如果缺少职工盟的牵头，工人们未必能坚持5个多星期去换取好的谈判结果。只是当职工盟开始为了团体的利益而拉着工人继续抗争时，香港公民社会的力量就开始呈现，那些并不偏颇任意一方的媒体监督即是力证。

　　码头工人们的罢工还在继续，最后的结果还不得知，但肯定的是香港的工会已经有所作为，而政府也只扮演协商角色，并不会随意让角力中的某一方收声，最值得肯定的是香港市民他们用充满善意的资助、监督媒体客观报道的行为、并不听信工会一面之辞的理性诠释何为真正的公民。

　　香港码头工潮发展时间表

　　2013年3月28日，和黄旗下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爆发严重工潮，逾100名外判工人于码头抗议。

　　3月29日，码头外判工和声援学生约200人通宵留守6号货柜码头。30日早上10点，工党主席兼立法会议员李卓仁到场。下午3点，劳工处人员到场斡旋。

　　4月1日，工潮第五日，晚上9时，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成功向法院申请禁制令，下令其他示威工人和示威者不得再进入4、6、7、8及9号码头。

　　4月3日，工潮持续至第七日，香港政府官员才公开回应，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指其当天已跟和黄集团高层代表会面，并取得“建设性突破”。

　　4月4日，劳工处邀请工人代表与其中三家外判商在劳工处办事处举行调停会议，但会议中劳资双方都没有人出现。

　　4月5日，工潮进入第九日，高等法院就码头工潮再度展开聆讯，法官修改了禁制令，第一次容许码头工人进入码头进行抗争，以及行使和平纠察权。

　　4月6日，码头业职工会在葵芳召开会员大会，与400多名外判工人商量工潮下一步行动，以及定下底线。

　　4月7日，工潮第11日，罢工工人和声援他们的市民一起游行，由维园游行到长江中心及政府总部。

　　4月8日，工潮第12日，劳工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表示，自己及福利局正努力斡旋码头工潮，希望能尽快举行调解会议。行政长官梁振英则首次回应工潮问题。

　　4月18日，工潮第22日，外判商高宝突然宣布于6月30日结业，并按法例遣散170名工人，令高宝130多名罢工工人顿时失业。

　　4月26号，工潮第30日，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的母公司和黄集团在报章发表文章《码头背后》回应工潮。

　　5月2日，工潮进入第36日，约80名外判商现创的工人，游行至6号货柜码头宣布罢工。目前，多间外判商日前提出的划一加薪9 .8%的“最终方案”基本上已经满足了工会的要求，并较香港大多数行业都要优胜，有调查显示六成多码头工人接纳该方案。

　　（以上线索综合香港无线、爽报、等多家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