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多地信访系统官员透露:自今年3月至今,暂未收到国家信访局关于各省(市、区)“非正常上访”人次数的排名表。但是否以后将永久取消这一排名表,目前尚不知情。与此同时,有部分地方政府也开始取消了以信访人数排名来考核官员政绩的做法。据了解,地方各级政府也有类似排名表。(5月8日《南方日报》)
5月7日,也有一则关于信访的消息,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央纪委信访室正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兼副主任张少龙提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上访群众的错误做法,严禁到来访接待场所和公共场所拦截正常上访群众”。两相对照,传递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信访将逐步“脱敏”。
信访工作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是各级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在一些制度法规里明确规定,各级政府都应该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出现失职、渎职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各级政府几乎都将信访工作纳入考核体系。在考核的重压下,一些基层政府对信访群众如临大敌,对上访人员的处理态度也逐步偏离了信访制度设立的初衷。近些年来,上访群众权益被侵犯事件时有发生:有人在被接访时遭遇殴打、甚至受到性侵,有人因为上访被以学习班的名义强制关押,还有人因为频繁上访被劳动教养。由于基层政府投入大量精力用于重点人员的稳控、送返,加上进京接访的交通、食宿、花钱消去上访纪录等成本颇高,也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沉重的“包袱”。
如果我们把对信访工作进行高压考核划为“前信访时代”的话,那么现在取消这种考核制度,可以看作是信访工作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也许进入了“后信访时代”。虽然时空维度变了,对待信访工作的观念更新了,但不管是信访工作的走向如何,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有加剧的趋势。如何解决这些社会矛盾,仍是一个比较艰巨的课题。在国家信访局暂未发布信访排名表、甚至淡化原有的信访考核制度的带动下,地方也会逐步取消这种工作模式,这样能为各级政府减压,让他们腾出更多精力发展社会经济,促进信访工作在法制轨道上良性运行。但那种高压式的考核也并非一无是处,过去正因为考核成绩涉及官员自身利益,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
而今,随着这种信访考核机制的变化,一些地方的考核压力骤减,会不会出现群众反映的问题反而一拖再拖的情况?要知道,过去正是因为一些基层政府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处理不及时,才导致一些上访群众寻求更高级别的部门来解决。现在拿什么来填补“后信访时代”的空洞?这就需要人大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各级代表对选民切实地负起责任,让选民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投过票的人大代表。
已故著名宪法学者蔡定剑,就曾经提出一些有益的借鉴。他在新加坡考察时,发现那里找政府上访的情况并不多见,原因是议员们每周都会抽出至少一个晚上,来解决选民提出的问题,一个议员一晚上接待四五十名访民。他们反映的问题跟内地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比如有人手头拮据交不起房租,有人觉得交通罚款不公,周边施工影响休息……大都是些鸡毛蒜皮小事。因这些矛盾能随时化解,就没人找政府的麻烦。
也许有人会说,新加坡是一个小国,这样的工作方式不一定对内地有借鉴意义,其实不然。试想,我国各级人大代表有270多万人,每个代表如果能像新加坡的议员那样,一周抽出一个晚上来为群众排忧解难,发挥的作用就是超乎寻常的。只有激活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责任制度,让人大代表以为先民代言为己任,才能填补“后信访时代”的空洞。 (来源: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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