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书记不打招呼下乡调研 刚到市领导却也赶到

2012年1月14日，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云南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调研，和当地群众一起围坐在火塘边聊天。 （CFP/图）

　　来源：南方周末

　　“李书记也很吃惊，怎么消息传得这么快？”

　　领导干部的“私访”，无不是“为了解真实情况”而动，某种程度上也是领导听不到真话的无奈之举。

　　一个月后，卢援埃对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的那次突然造访记忆犹新。

　　卢是湖北省广水市杨寨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2013年4月9日上午，他正在办公室值班，大约10点左右，三辆车停在门口，下来五六个人。“我一眼就认出了，是李书记。”5月6日，卢援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非常意外，紧张问候：“李书记来啦。”

　　李鸿忠此行主要是调研春耕时节农村基层工作，同行的还有湖北省委秘书长傅德辉。他们没有和下面打招呼，从武汉直奔杨寨镇。一行人到达时，镇党委书记李福祥还在广水。半小时后，李福祥紧急赶回镇上，看到社会事务办公室门口挤满了人，都没法和李鸿忠打招呼。

　　很快，广水市以及上级随州市的领导也赶到了，“李书记也很吃惊，怎么消息传得这么快？”李福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天李鸿忠在广水调研了一天，傍晚返回武汉。

　　李鸿忠此行是中央宣布“八项规定”后，地方领导又一次“不打招呼”的调研。去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八项规定”，第一条就是要“改进调查研究”。

　　领导低调下基层，绕开下级察民情，在中国的民间语境里，往往视为“微服私访”。这一历史悠久的政治传统，在新时期被赋予了“改进调查研究”的现代色彩。官员为何低调下乡，背后的良苦用心又是什么，他们如何直面普通群众，如何应对地方干部，最后又解决了什么问题？

　　中央领导：考察途中“搞袭击”

　　新中国刚成立时期，北京的交通不如人意，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消息，195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上了公交车，车开到北京图书馆站时，有一个市民认出了周恩来，激动地叫了起来，乘客纷纷起身让座，周恩来让大家坐下，自己站着，说是要体验生活，一路上都在与同车的乘客聊天。

　　当天晚上，周恩来下了普通公交车之后，又改乘电车，在北京市绕了半圈，随后他根据调查情况，指示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北京交通问题。

　　随着媒体的普及，领导人的被认知度越来越高，加之安保的需要，领导人想真正“微服私访”越来越难。不少中央领导人的“私访”，其实都在正常的“明察”途中搞袭击。

　　1986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率领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贫困地区调研，时任中办副主任温家宝负责具体工作。

　　温家宝后来于2010年4月1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详细回忆那次调研。2月7日傍晚，胡耀邦赶到贵州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晚饭前交待给温家宝一个任务：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不要和地方打招呼。”晚上10点多，温家宝一行回到招待所，胡耀邦还在等他们的汇报。

　　温家宝成为国家领导人后，外出调研考察也经常在途中突然下车，或改变路线搞“突袭”。

　　1996年5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到安徽检查扶贫工作，在从金寨县通往霍山县的山道上，温家宝招呼司机说要方便一下，但他下车后不是“方便”，而是沿着一条小路快步向前，进了一个当地没安排参观的村庄。那恰是当地几个最穷的村庄之一，民办教师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平时连买粮的钱也没有。霍山县委并不知道这些，下午汇报时仍然在总结脱贫经验，说“不欠全县职工一分钱”，温家宝当即揭穿。

　　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视察时也安排了一次“计划外”调研。去年12月27日下午至28日，李克强到江西九江调研，他特意安排了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研究室部分干部另组两个小分队，不要当地陪同，直接到基层了解情况。

　　省委书记“打出租”的效果

　　相对中央领导，地方官员的行动更加方便，各类“暗访”、“私访”也就更多。2013年新年第一天，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就对三亚出租车问题进行了一次“暗访”式调研，当时也是八项规定刚宣布不久。

　　当天下午5点多，在三亚凤凰机场等活的出租车司机斯顺礼迎来了三个客人，两男一女，女的上车后坐在副驾驶位，让他去春园海鲜广场。三个人上车的那一瞬，斯顺礼就认出了穿浅灰色西服的罗保铭。罗保铭落座后就与司机攀谈，问了些诸如“你是哪里的”、“开车多少年啦”、“现在三亚打车难不难”这些问题。

　　斯顺礼5月2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他一开始不太敢说话。在第一个红绿灯左拐时，女乘客引导他：“师傅，相信你应该也认出来了这是罗书记，你有什么话都实话实说，书记想听真话。”斯顺礼才放下顾虑回答罗保铭的问题。

　　聊着聊着，车开到了三亚的解放路，再往前就是目的地春园海鲜广场，前排的女士说：“书记想跟你多聊聊，再转转吧。”斯顺礼右拐，又多绕了两条路，大概多耗时10分钟之后到达目的地春园海鲜广场，全程大概40分钟。

　　罗保铭乘出租车“暗访”被媒体报道后，三亚市紧急行动，1月5日下午召开专题会议，就罗保铭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主要涉及打车难、道路拥堵、黑车营运、三亚湾污染、治安欠佳、路灯不亮以及公租房分配等。

　　专题会议之后，三亚市交通局和三亚交警支队马上有了新动作。其他相关部门也都纷纷表示，将完善基础设施，比如公厕指示牌、路灯。1月24日上午，三亚再次召开治安工作会议，结合罗保铭元旦期间在三亚的考察调研，部署春节期间社会治安工作任务。

　　与省委书记的相遇也改变了斯顺礼的生活。斯顺礼曾在交谈中说，作为外地人，他在三亚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住上廉租房。但申请廉租房需要有半年以上的社保记录。而斯顺礼与出租车公司之间是承包关系，没有劳动合同，所以没有社保。省委书记暗访后，三亚出租车协会已经给他和其他一些出租车司机发了廉租房的相关申请表格，将他们列为廉住房的优先照顾对象。

　　“被发现”与“不认识”

　　省部级干部中，现云南省委组织部长刘维佳在2011年因为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被外界关注，当时担任山西省副省长的刘维佳，在该省“干部下乡六个一”活动中，选择到他的联系点山西沁县册村镇温庄村住村。

　　与其他领导不一样，刘维佳住村时没和县乡打招呼，连秘书都没有带，当年4、5、6月三次到村，特别是4月那次在农民家中连住了两宿。6月23日到村时巧遇正在当地采访的南方周末记者，他说住村是“正常工作”。

　　虽然出发前很低调，但刘维佳在路上就差点被发现了。他2011年4月26日早上从太原出发，乘坐山西省扶贫办的公车，路过沁县县城时，与他同车的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昆明突然收到沁县扶贫办主任李新伟的短信：“昆明主任，我看到省扶贫办的车了，您来沁县了吗？”刘昆明回复短信说：“我在太原，车到沁县办事。”这才没被发现。

　　最终他们还是没能躲过当地官员。一行人到达村庄后，刚从村会计家出来，村主任就接到了镇党委副书记的电话。随后镇党委书记、镇长迅速赶到，解释说他们“恰好在温庄附近检查森林防火”。接着，县里的官员也赶到了。刘维佳后来在《学习时报》发表的住村日记中写道，“这就使我的‘县不扰官’想法打了折扣。”

　　6月23日，刘维佳再次到温庄村时，大学生村官任江辉告诉刘维佳，为了修缮村委会办公场所，花了不少钱，村里又新欠了一些工程款。此外，购买了办公用的桌椅也欠下一些债务。刘维佳当场感叹，村级债务又增加了。陪同的镇党委书记随即制止任江辉“诉苦”，提醒他不要“瞎说”。

　　当然，副省长的到访也给村庄带去不少喜讯。刘维佳走后，村里的灌溉工程、田间道路工程都得到了解决。

　　在“下访”的干部中，既有像刘维佳这样被发现的，也有群众不认识领导的，原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就有过一次这样的“微服私访”。

　　2011年9月16日到17日，栗战书带着省委办公厅5名工作人员，到贵州的开阳、熄烽两县调研。出发前，没有人知道调研行程，栗战书随时停车、随到随看。在开阳一个布依族苗族乡村民组，栗战书看到有户新房落成，正张罗筵席，他示意停车。村里没人认识他，但感觉是个领导来了，二十多人围过去，一中年男子激动地说：“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一级领导，既然来了，我有三个问题请你回答……”当晚他们在熄烽县住宿，没惊动当地干部。

　　次日上午，栗战书一行在调研中听到当地村民说，西洋肥业公司企业生产造成的污染很严重，他当即决定到该公司实地了解，但这次被公司认出来了。

　　西洋肥业公司环保安全部部长罗军2013年4月28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栗战书到了后，负责人都赶来了。领导关注之下，公司动作神速。栗战书走后当天，公司就加强了清污分流处理系统，增设了尾气排放的“氨法脱硫”系统。而省、市、县环保部门随后也对企业进行了实地检查，贵州省环保厅也亲自出马，帮企业建造了一个关于尾气排放的“氨法脱硫”系统。

　　“卧底”多在更基层

　　众多被领导“私访”、暗访过的地方，总有一些问题能解决“领导重视”了，好多问题便不再是问题。从这些领导干部的“私访”动机看，无不是“为了解真实情况”，既是“改进调研作风”的举措，某种程度上也是领导听不到真话的无奈之举。

　　梳理各级领导干部的“私访”、“暗访”，越往上，领导的暗访方式越直接，往往是“走访”等直接对话的方式。而越往基层，干部“私访”的形式越多，到了县市一级，还多了一种形式“卧底”。

　　2008年9月，广东徐闻县委书记钟力到任刚一个月，就听说当地治安不好。于是他和司机扮成菜贩，在村边路口与老百姓聊天，了解情况。他听出租车司机说营运过程中有时受到恐吓，还特地找了一部出租车扮起的哥，在海安港码头、汽车客运站等地走访。

　　在“卧底”的干部中，云南曲靖市沾益县劳动局副局长陈家顺应该算最“像样”的。2010年，曲靖市组织八十多位农民工到扬州一家鞋厂打工。为了解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况，陈家顺本人也扮作一名农民工，在那个鞋厂工作了二十多天，回去写了一份“卧底打工报告”。

　　当干部“微服私访”的新闻越来越多时，对这种行为的评价也越来越辩证。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是“走群众路线”、“改进调研作风”，也有人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待这一举动，认为社会建设要按照法定规制去办，不能仅靠领导重视，否则很容易“人走政息”。

　　这样的担心并不无道理。2012年9月22日，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暗访了玄武湖周边环境的脏乱差，两天后便得到整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时，引用当地市民声音呼吁，“环境整治不能靠书记亲力亲为，而重在平时”。

　　另一个例子是海南三亚。其实早在2011年4月17日，三亚就曾启动领导干部的“民生体验”活动，要求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各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等，以普通市民或游客身份，亲身体验百姓生活，同时收集有关改善民生和加强城市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当时，三亚市海洋渔业局局长章华生就在三亚市火车站发现交通比较混乱，“黑车”、摩的抢客现象比较严重，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管理。

　　但三亚领导的“集体暗访”，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2013年1月1日，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在三亚暗访当地交通状况时，交通混乱、黑车仍是交通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南方周末记者褚朝新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