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改革之难：万余员工恋体制身份

　　“有级别，有编制，有经费。”中国红十字会的“举国体制”，本应是其最大的救助优势，但现在越来越成一个障碍。这一点，刚刚给红会捐了100万元的珠海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利浩最有感触。他这一举动被网友误认为是“托儿”，更让他伤心的是，“出席捐款仪式时很热情，但仪式结束就没有人理了”。因此，陈利浩对记者说，红会若要重生，“去行政化”是唯一出路，回归社会组织的本质。

　　但陈利浩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他低估了红会1万多员工对公务员身份的“迷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红会社监委委员对记者表示，一旦进行人事制度改革，这些人员面临工资、社保和级别“三损失”，改革的阻力相当大。

　　红会和捐款人

　　不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

　　在4月21日的捐赠仪式上，实际上只有两个捐款人，如果不是陈利浩主动找上门，就只有泰康人寿一家。

　　“出席捐款仪式时很热情，仪式结束就没有人理了。”陈利浩说，他当时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去给红会捐款的，如果换作民间基金会，在其最困难的时候捐出100万，一定会有人送行感谢。

　　这还不是陈利浩最在乎的事情，作为捐款人，他最关注捐款资金的使用流程。

　　红会接受100万捐款之后，工作人员称会发给陈利浩捐赠意向书，但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后来还是经过陈利浩催促，才寄来了收据和捐赠意向书。

　　基于这次经历，当听到100多位艺术家8470万捐款被更改用途的消息，陈利浩一点都不吃惊，他认为，操作流程上的种种问题根源还在于行政化的体制受捐者和捐款人不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红会很难真正去尊重每一个捐款人。

　　“红会给我的感觉就是高高在上，捐款仪式上在座的都是厅局长，而我不过是一介平民，他们不会像其他公益组织一样把捐款人当做衣食父母。”陈利浩说。

　　红会“参公” “有级别，有编制，有经费”

　　陈利浩指出了红会改革真正的深水区去行政化，这项改革触及超过一万名红会参公管理人员的根本利益。

　　备受诟病的中国红十字会的行政化体现为“有级别，有编制，有经费”，红会是参公管理单位（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参公编制，由财政拨款供给。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拥有副部级行政级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除了中国红十字总会是副部级社会组织外，各省、市、县、乡镇的红十字会，均纳入行政或事业编制，接受全额财政拨款。负责人由同级政府任命，在编工作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

　　从人事制度、层级设置到工作机制，红会和政府的行政体制机制皆一致。它的领导层行政级别全部和政府部门一样，如副部级、副局级、副处级等，红会的官员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可以进行平调。同时，红会的工作机制和政府部门一样，比如上级发文件，下级要执行上级的命令等等。红会在编人员的工资由各级财政负责。

　　中国红十字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曾经向外公布红会的资金来源，一是来自政府的资金，分为政府拨款和彩票公益金，政府拨款用于人员工资、机构的运作以及项目经费；二是国际组织和国际企业的捐款；三是社会公众。

　　2011年起红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但政府给予红会的财政拨款却增长较快，这表明了各级政府对红会系统的支持。

　　“谁给钱，谁就会有比较大话语权。”一名匿名的红会社监委委员说，在其他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类社团、基金会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捐款的情况下，红会来自政府的资金虽然不是多数但依然占有相当比例。这也是红会的行政思维比其他公益组织更深的原因之一。

　　体制内身份“魅力” 能接受低于市场价格的工资

　　参公管理是笼罩在这1万多名红十字工作人员头上的“光环”，红十字系统从高层到基层都留恋这个身份。为了这个身份以及所带来的稳定感，他们可以接受低于市场价格的工资水平。

　　红会社监委新闻发言人王永表示，刚毕业到红会的大学生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2100元，工作了近十年的还不到3000元。

　　一位红会的部长级(相当于政府序列的司局长)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他的工龄超过30年，现在每月工资也不过6000元。

　　在北京红十字系统下属媒体工作的王女士，与丈夫两地分居多年，很多朋友劝她去上海的市场化媒体就职以尽快夫妻团聚，她都不愿意。直到在上海的红十字系统的另一家媒体找到一个事业编制她才肯离开北京。

　　根据中编办2001年下发的编制方案，红十字会总会机关人员编制为60名，其中行政编制45名，财政补贴事业编制15名。目前这个编制已经扩大到80名。此外，机关服务中心、报刊社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直属事业单位为自收自支的事业编制。

　　据记者了解，红会系统的人员身份分为在编人员和聘用人员，具体又可以分为四种，一是行政编制，二是全额拨款的事业编制，三是自收自支的事业编制，四是不列入编制的聘用人员。前两者参照公务员管理由财政负责工资，后两者工资则由红会自筹资金解决。

　　观察

　　自我改革能否持续？

　　陈利浩表示，红会的工作内容与其他NGO并没有根本不同，但公务员的身份使他们没有危机感、压力、责任以及竞争意识，这种行政化的背景也导致它很难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等的制度体系。

　　“如果红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由于改革而下降，而且还要取消级别这个无形资产，他们是无法接受的。有几千万企业下岗职工的前车之鉴，他们对于自我改革抱有极大的疑虑。”上述委员说。

　　另一位社监委委员对记者表示，红会一些工作人员和他沟通时甚至会哭，工资少，压力大，还要挨骂。“红会人才流失也挺严重的，如果要取消参公，形势就会更不乐观”。

　　红会改革的艰难在于体制，而这个体制并非红会一家所有。中国有800多万个不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与红会的体制相同，其中包括人民团体、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团体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的活动团体和公益类的事业单位等。

　　上述社监委委员说，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喊了十几年也没多大进展，政府也没有出台化解相关利益问题的配套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红会改革单兵突进并不现实。当下红会改革可以预期的一个现实路径是，在不触及行政和人事改革的前提下，对社会捐赠收支进行公开透明的披露和接受社会监督。

　　但陈利浩对这种妥协的改革并不乐观，“体制不变革，公开透明的改善往往只是暂时和表面的。”陈利浩说。

　　据第一财经日报

　　声音

　　“壹基金再发展壮大，也没有办法替代红十字会这样一个庞大体系。民众应该更多地出主意，想办法，让其变革，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

　　据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