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文化发展合力

　　探索文化发展合力

　　文化领域依赖创新，需要政府不断深化职能转变，给文化创造活动足够社会空间

　　文/高宏存刘颖

　　文化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成效受制于制度设计、文化政策和政府管理实践等不同层面。当前，文化管理部门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应更好地转变政府职能，调动社会各方力量，促进文化源泉充分涌流，在理念、制度、政策、管理等方面大胆创新探索，寻求探索文化发展的合力机制。

　　科学区分公益性与经营性

　　文化是“制度之母”，文化认识的深化往往会带来制度的创新。因此，文化管理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持续推动整体性文化创新，不断调整完善文化管理理念和文化政策，创新体制机制，推动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

　　文化单位门类的划分标准要更加细化科学。这一轮文化体制改革中，根据文化服务业提供产品的方式，把文化单位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也因此推动了文化单位分类管理和改革。但发展过程中这种“两分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边界不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公共文化产品与满足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部分很难截然区别开来，两者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同样，经营性文化产业也承担了某种公共功能，许多产品和服务具有很强的公共性，政府要引导文化企业重视公共价值，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文化产品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比如作为传统文化遗产，将地方戏曲中的京剧和昆剧等类别划为公益性，而把一些如黄梅戏、花鼓戏等地方戏曲定为非公益性，要求走向市场，这也许是不公平的，可能会造成一些地方戏曲的没落和消亡。对文化单位门类过于简单的划分，直接影响了文化管理方式，制约了文化发展。

　　不能一味强调做大做强国有文化企业。完善市场主体地位是文化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把做大做强国有文化企业作为一个重要目标，以适应国际文化竞争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需要，取得了很大成绩。自2008年第一次评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以来，从三届评选的企业情况综合分析，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国有文化企业数量明显增加，并且行业分布更加广泛。

　　然而并不是所有国有文化企业都能够做大做强，以新媒体行业为例，社会性新媒体企业实力远超国有文化企业。合并同类型文化单位，虽然提高了国有文化企业的资产总量，但很难做大做强，而且以传统媒体企业为依托做大做强，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也会强化国有文化单位的垄断地位，不利于市场竞争。由于文化产业门类众多，产业形态也有很大差别，做大做强必须分类指导。诸如传统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旅游娱乐等综合性传统文化类型企业通常适合规模化大生产，而艺术设计类、工艺美术类企业大都是中小企业，多以个体为主。即使在出版行业里，我国有580家出版社，美国有3万～4万家大大小小的出版社，一味要求合并和做大做强并不现实。因此，应对国有文化企业进行分类指导，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发展趋向提出不同发展目标。

　　实质性推动文化产业实现跨行业发展。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2～2013)》指出，近年来伴随改革出台的种种优惠政策在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策效应已经接近尾声，我国文化产业在经历了10年“热运行”后，已经到了实质性的“拐点”。文化产业要从“分业发展”走向融合发展，文化产业内各个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的发展，将越来越为跨行业的融合发展取代，甚至为文化经济普遍融合发展所取代。随着“事转企”改革的完成，国有文化企业与主管部门逐步脱钩，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必将在文化市场推动大规模的混业经营和跨界发展，今后一段时间将是文化产业实现融合发展的高峰期。

　　在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成立对跨行业门类的综合性文化企业集团的出现就是一个极大利好。此次机构合并标志着文化领域的行业分割问题将显著弱化，图书、报纸、有线电视网、影视等文化子行业实现统一监管后，各子行业间的相互渗透将显著增加，文化公司业务有望实现多元化，综合性的文化集团或将出现。

　　更科学地把握文化经济发展规律。“文化经济”是人文精神和知识、技术有机结合于人类的精神创造和需求，以文化内容为主导的知识经济形态。“文化经济”的新经济形态不是经济与文化的机械混合体，而是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过程，文化产业发展有自身的特殊规律。首先，文化产业发展不同于一般产业形态，文化是一种积淀，是一种价值内容，文化产业的关键在于创意、创新和创造。文化产业发展首先要遵循文化自身发展规律，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服务的提供，都要注重文化价值引领的内在规律。不能把文化产业发展等同于传统工业，以传统思维惯性指导文化产业发展，圈地跃进搞面子工程，更不能重有形建设而忽略无形内容创造。文化产品生产最重要的是形式创新、内容独到，没有创新文化产业发展就不可能产生竞争力，原创内容差就会制约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同时，文化产业毕竟是经济类型，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减少政府干预文化企业发展，要依托产权规律充分尊重各类市场主体自身选择。要厘定市场机制和政府管理边界，完善政府行政管理改革，依法管理文化市场。

　　寻求政策合力

　　文化发展是社会系统工程，跨行业、跨部门以及分业管理的特性要求创新文化政策体系建设，减少文化分业管理带来的制约和行业壁垒，开掘制度“红利”，寻求文化政策规范管理合力。

　　要确立大文化部门理念，形成完整文化发展政策体系，弥补政策合力不足综合效应无法充分显现的问题。

　　文化发展是社会系统工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间内部关系的协调，文化部门与发改、财政、国土、金融、规划等部门的协调，文化部门内部的行业沟通，都迫切要求自觉地落实大文化发展理念。另外，不同文化管理部门围绕着同一相关文化内容分别制定政策，从部门管理角度出台规范意见，实际上，同样的资源内容可以在不同载体平台上实现跨域交流，而管理还是局限在不同行业，没有考虑数字传播平台上内容融合提出的管理思路变革要求。

　　文化产业政策合力不足则会出现管理混乱，文化产业园区管理的乱象就很有代表性，除文化部、原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命名外，工信部、中国设计行业协会等也加入进来，给文化园区有序管理带来了冲突，不利于统一认定评估和有序管理。文化政策规范管理没有形成统一合力，需要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规范管理秩序和行政效率。

　　要完善文化系统自身的相关政策，挖掘制度红利。在目前的政策安排和体制条件下，作为担负文化管理主要部门的文化机关，也可以主动有所作为，借助完善职责范围内的文化政策和管理方式探索，推动文化建设获得更大发展和成效。从演艺业发展来看，演出行业发展是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涉及到设施运营、内容生产、文化消费、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建设。虽然北京市出台了促进舞台内容生产的奖励办法和激励措施，但过高的票价却成为第一制约因素，阻滞了公众走进剧场，政策并未对演艺业繁荣发挥引导作用。究其实，要辨证施治，综合施治，打通政策全过程的关键环节，从内容生产、设施运营管理、生产流通、培育消费等全链条再予修正，才可能真正促进演艺行业健康发展。文化部门在转变观念的同时，挖潜改造，才能提高政策成效。

　　降低文化组织登记门槛，鼓励企业和个人资助和捐赠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文化组织在西方国家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中国目前这一组织群体在公共文化服务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我国社会组织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在强化社会组织准入条件的同时，导致登记“门槛”过高、政社不分、社会组织行政色彩严重、监督力量薄弱、监管乏力的问题。文化发展中，更是很难体现这类社会组织的作用。

　　据统计，目前我国文化类非政府组织仅3000多个。今年全国两会确定的四类组织直接申请登记，为更好发挥社会力量管理社会事务、社会主体参与文化发展创造了一个先决条件。下一步还应进一步放宽公益文化事业准入条件，鼓励企业和个人对公共文化的资助和捐赠。鼓励和积极支持社会资本和外资参与国办公益文化事业建设，进一步消除民资和外资进入文化领域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国家和地方关于文化事业的资金投入、税收减免、捐赠和赞助等各项文化经济政策，鼓励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公益文化建设专项资金和文化发展基金。在法国，法律规定企业用于赞助的费用可以不纳税，许多大企业都把赞助文化活动作为企业的一项战略，可以在公关和减税两方面获益。创办于1970年的法兰西基金会是专门帮助企业实行赞助行动的，据该基金会调查，法国有五分之二的企业参与文化赞助活动。我国一些地方也出现了社会赞助公共文化事业的新风尚，通过公益文化项目推介会获得社会资助，需要在制度建设和实践层面不断探索创新。

　　“共建”新格局

　　强势政府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积极面，往往同时会抑制市场创新活动，而文化领域更是最依赖创新的行业，需要政府不断深化职能转变，给文化创造活动足够社会空间，否则就会抑制乃至阻碍文化创新。

　　政策和制度建设要由供给主导变成“需求导向”。为社会提供文化服务，我们已经习惯了长期以来文化管理的政府主导惯性思维方式，以供给模式主导社会文化生活和服务，带来文化服务内容和公众需求脱节，无效供给增加。因而，政府要更加尊重社区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原有文化生态的保护和传承，加以有效的引导，给以必要的扶持，实现社区和农村文化的“再造”复生，而不是把政府认定的主流文化强行移植到社区和农村。要更加关注居民文化需求导向，实现文化发展动力结构变革方式从“推动”到“拉动”，变革政府文化服务的方式和思路，求得社会文化活力的自身孕育和激发。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文化建设，形成文化管理“共建”新格局。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主要是政府的职责，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继续包揽公共文化服务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政府不是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唯一代表，不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实际上，社会力量支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也占很大比重，民间在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方面有着极高的热情。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登记注册的3415个博物馆中，民间博物馆有456个。加上各种未注册的私人博物馆及收藏室，全国民间博物馆的总数可达千家。在有的城市，国有博物馆与民间博物馆已经可以平分秋色。但除观复博物馆等极少数私立博物馆步入由基金会理事会统一管理，实现了由私人收藏性质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转变外，其他民间博物馆大多还由于缺乏上级主管单位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制度规范以及资金扶持，亟需破解再发展难题。

　　政府和公共财政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不否认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作用，相反，微观经济主体在市场平台的充分竞争能够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整体水平。英国大英博物馆是典型的公益性文化机构，但博物馆同时也开展一些经营性活动，并设有基金发展部专门负责筹集资金。而目前我国博物馆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定位，则并不能够给这类机构搞活内部机制提出外部要求。

　　完善文化内容管理方式。各个国家对文化内容的管理都有着不同的背景和国情，体制、历史传统也各不相同，但都在推进适应当今的数字传播平台要求。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条件下的文化内容管理方面，基本上还是立法先行，这已经成为一个共通的规律。数字平台搭建好之后，各种不同内容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传播，这改变了生产、传播、消费的模式，在这种背景下，立法管理在全世界都是通行的方式。

　　以电影业为例，韩国除了出台《文化产业促进法》为“文化、娱乐、内容”产业全面松绑外，针对电影还专门出台了《电影产业振兴综合计划》等法律保障政策。更重要的是，韩国从1984年开始着手废除电影审查制度，1999年宣布彻底废除影像制品审查制度，实行分级制，最终促使韩国文化产业腾飞，韩国电影、电视剧在中国引起一股长达10年的“韩流”。美国电影业也同样经历了从“审查”到“分级”管理的一个渐变过程。因此我国的电影业真正的“放开”，应是资本与内容的双重解放。如此，中国电影业的两条臂膀才能被真正松开，迎来属于国产电影的腾飞期。

　　提供文化服务应更好地适应新技术手段和文化消费模式变化发展趋势。随着文化及其符号的日益更新和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站、手机、视频等新媒体样式被大众所接受并广泛应用，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微内容时代来临，居民的消费需求出现“井喷式”增长，消费结构也随之转型升级。微内容时代，文化产品要更好地利用新技术手段，特别是新媒体，以适应文化消费模式的转变，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文化产品的供给要实现从单一匮乏到多元丰富，从趋同性向异质性转变，把传统文化建设同数字化智能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目前，受众制作的内容已经渗入到各种媒体，特别是网络与手机等新媒体，传统媒体应主动利用这些积极制作微内容的用户，注重平台功能的开发与升级，与用户协同参与新闻报道、传播文化信息，为文化传播提供更多、更丰富的服务功能。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供给和方式，必须适应这个新的文化传播和消费环境，适应文化需求者的接受方式，如此才可能取得实效。□（作者单位：高宏存，国家行政学院；刘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