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香港和台湾
但她还是成为祖国的“逃兵”。1962年,毕业前最后一次赴港探亲,父母把她“扣压”在了香港。因为她若回到大陆,将直接成为弟弟们出国升学的障碍。十七岁的她十分痛苦,一边是“孝道、义务、自私”,一边是“理想、前途、逃兵”。她拒绝吃饭,又偷偷地写了封信回校,说明自己需要补领新的旅行证件。
数日后,一位陌生人神秘地给了江青一封信说明有人会在某日安排协助她回校,并让她不要带行李。她又害怕起来:回校后,他们让她与家庭划清界限怎么办?她做不到。最终,她留在了香港。“很羞耻,可是又没有办法,”江青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江青自暴自弃拒绝念书。她反感香港,觉得那里终究是殖民地。内地的报道都是“形势一片大好”,可香港的报纸上这里放火、那里小偷,“这个社会好肮脏,”她想。
百无聊赖时,她报名参加了邵氏电影的南国演员训练班。“别人当然知道我是从大陆来的,但我只是一个编舞,没什么特别的,”她说。
不久,导演李翰祥筹拍《七仙女》,听说江青是北京舞蹈学校来的,便找她做编舞。后来女主角因故罢演,江青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当上了女主角。可戏开拍没几天,李翰祥要脱离邵氏,前往台湾另起炉灶。
于是,在离开内地一年后,江青随李翰祥前往台湾,她提出的条件是:不能为自己打“反共艺人”的旗号。《七仙女》让她一炮走红,她也只对媒体说自己出身于邵氏的演员训练班,没人知道她在大陆的过去。
5年后,江青凭借琼瑶的影片《几度夕阳红》获得金马奖影后,大红大紫。但她仍行事低调。在台湾呆久了,看到一些反共标语,就联想起过去大陆说台湾人在吃橡胶皮、草根,“大陆一拍电影,国民党都是丑化的,那边一拍共产党,也都是凶得不得了,”她已经觉得十分可笑。
无国籍艺术家
1987年,音乐人刘索拉第一次认识了江青。在她的印象里,江青这个现代舞蹈家“洋气,特别有艺术范儿”。但一直到1990年代初江青找刘索拉聊自己的舞台剧本《六月雪》,喝红酒有了醉意,才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盘托出。刘索拉听得目瞪口呆。其实,一直到离开台湾之后,江青才肯坦然谈及自己的经历。
从学生变成电影明星,她有自知之明:那不只是自己努力的结果。7年拍了29部戏,她感觉自己“好像一直生活在动物园里”。1970年,江青婚变。重压和痛苦之下,她离开台湾,“逃”往美国。
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香港、从台湾到美国,江青在书里都用了“逃”字。“我每次都别无选择,”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到美国之后,她重新捡起中断7年的舞蹈,并在三年后创办了自己的舞团。同时,也慢慢地学会面对自己的过去。
早年在内地的生活经历让她对政治和时事有特别的敏感。在美国,她每天看中文报纸和电视,关注中国时局。1970年代末江青回国,觉得自己作为最早一批出国学习现代舞的舞者,有责任把现代舞介绍给中国,也总觉得自己要落叶归根她在香港和台湾拿了很多年的无国籍护照,直到1973年才申请了美国护照。1990年代初写作《往时往事往思》时,她还是有很重的中国情结,“总是觉得我是中国人,我应该怎样怎样,”她说。
但这样的想法渐渐地越来越淡。江青现在觉得,你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中国人”。“我现在好像又回到了无国籍状态,也可以说是世界公民,倒不是说形式上,是心理上。”
今年,《往时往事往思》大陆版总算能出版,另一本介绍她艺术探索的作品《艺坛拾片》也即将出版。而当她在海外周游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大陆的许多读者感兴趣仍然不是她的艺术实践,更多的还是她的名字以及这背后的离奇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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