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三末代皇帝，溥仪最幸运

　　李国文

　　在人类历史上，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当皇帝。然而，话说回来，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最不好的职业，大概也是当皇帝，不过是当末代皇帝。“皇帝”加上“末代”二字，基本上就是“秋后的蚂蚱”了。

　　“皇帝”一词，为秦朝的嬴政所创。他自称“始皇帝”，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他的这样规定：“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结果，这番很宏伟的大话，成了天大的笑话，就在他死后，二世当了三年皇帝，就下台了。胡亥与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从登极到被革命逊位的年头相似。

　　北京这座城市，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三个重要王朝，元、明、清的首都，因此，也相继出现过三朝末代皇帝，挨个儿数为元朝的元顺帝，明朝的崇祯帝，清朝的宣统帝。事后来看，在紫禁城太和殿上，被他父亲恭亲王抱上龙椅的三岁溥仪，运气是比较好的。在这三位末代皇帝中，溥仪算是有个好下场，最后能够得一个寿终正寝的善果，因为他碰上了中国共产党，被改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是世界史上的一个特例。

　　而元顺帝逃亡途中，痢疾不治，送命于漠北，崇祯帝仓皇出宫，薄衣单衫，吊死于煤山，都不得好死。这位朱由检尤其悲惨，当人们找到他的尸体时，一只脚穿鞋，一只脚光着，可见这位末代皇帝，死得多么狼狈，多么艰难了。所以，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考察，皇帝，加上“末代”这个前缀，通常都没有好下场。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对于这份职业，哪怕工资再高，待遇再好，想到最后的结果，大致会敬谢不敏的。

　　皇帝所以末代，是他所处的那个封建社会所决定的，是他所处的那个靠天吃饭的农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是他所处的那个汪洋大海般小农经济思想所决定的。这三个决定因素，便注定了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难逃由兴而衰，由起而落，由胜而败，由强而弱的过程。然而，末代皇帝在位时，大抵不知道自己在扮演着王朝最后的谢幕者，注定了的休想讨好的倒霉角色。尤其不可能知道不久的将来，他要和这个末代王朝一块完蛋，一块被送终。弄好了，退位下野，弄不好，人头落地，兴许还更有可能，既非逊位，也非杀头，而是逼得他上吊抹脖子，一死以谢国人；若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完蛋，我估计打死他，也不会干的。谁愿意吃饱了撑的，自讨苦吃，有今天没明天，做那种没有几天蹦头的皇帝呢？

　　但是，任何事物，有其始，必有其终，每个封建王朝，不论其如何文治武功，如何开疆辟土，如何国富民强，如何盛世文章，都有走到头的那一天。那一天，坐在龙椅上的那位，就是末代皇帝。孔夫子说，“君子之泽，五代而斩”，这是硬道理，君子如此，王朝亦如此。元朝一百六十三年，明朝二百七十七年，清朝二百七十六年。大概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难逃这二百年至三百年的兴衰周期。葡萄牙如此，西班牙如此，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也如此，这是谁也拗不过的“盛极而衰，否极泰来”的历史辩证法。气数尽了，国脉断了，江山垮了，天下乱了，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了。于是，末代皇帝就会在历史的这一刻出现。

　　改朝换代，鼎革易帜，一部《二十四史》数千万言，就是阐述这种新陈代谢的必然。从古至今，除了那位赤着脚板去见列祖列宗的朱由检，留给后人一些尊敬和惋惜，作为例外，其余所有逆势而为的末代皇帝，永远定位在这个被嘲笑的角色上，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中国封建社会一共三百多位帝王，就像北京前门外月盛斋那锅永远在咕嘟着的老汤一样，由于换汤不换药的缘故，你就别指望能够熬出来什么新鲜别致的味道。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像走马灯似的，走过来一轮又一轮的末代皇帝。不过，按在北京建都的这三朝，他们最后一位统治者，恰恰分别代表着中国末帝的三种典型：

　　一种，为元顺帝类型的，如秦二世胡亥，如蜀后主刘禅，如陈后主陈叔宝，如宋徽宗赵佶，他们可称作“催死鬼”一派，本来这个王朝已经陷于积重难返，无可救药之际，这些末代帝王不但不守成持稳，尽量拖延着不马上完蛋，而是生怕它死得不快，倒行逆施，加重危机，使得这座王朝大厦，只能倾覆程度越发危重，除加速度地走向灭亡，焉有他哉。

　　一种，为清逊帝溥仪类型的，如西汉孺子婴，如南齐和帝萧宝融，如唐哀帝李柷，如宋末帝赵昺，他们可称作“短命鬼”一派，这些童稚之辈，虽然坐上了大位，但不能把握自己命运，不是被挟制于母后，就是受制于宦官，如提线木偶，如玩具傀儡。他们根本是不由自主地被放置在这条即将沉没的船上，既不能自救，也无力自拔，最后只能听天由命地随着王朝的灭亡而殉葬。

　　再有一种，则是明崇祯帝类型的。他们可称作“苦命鬼”一派。要说这个朱由检，还真不是一个亡国之君，旰食宵衣，恭俭辛劳，在位十七年，是位非常勤政的皇帝。按清朝开国皇帝顺治所言，“明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至祸乱，身殉社稷。”是不能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的。然而，大明王朝自嘉靖、万历诸朝败德乱政之后，衰亡颓倒，是势不可挽的过程，有励精图治之心，无回天救世之力，最后被李自成包围得无路可走，无处可去，只好逃到景山上，找了一株歪脖树上吊。在想振作、想恢复这一点上，被金人掳走的宋钦宗赵桓，多少与崇祯帝有点相近。然而，大树已经连根拔掉，倒了下来，一只手想扶住不让它倒，那是无济于事的。大势已去，时不我予，只能随之一起覆灭。

　　现在，回过头去看，在中国全部末代皇帝中，只有经共产党改造成为新中国公民的溥仪，算得上是最幸运的一位。

　　这位末代皇帝的标本，在上个世纪末，最终离开这个世界，谢天谢地，对中国人来说，他所象征的那一锅老汤的封建制度，也就彻底地走进了历史。但封建社会的余毒以及作为其精神基础的小农经济思想，恐怕就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要想荡涤干净，大概还需假以时日的。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