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论集》：王重阳和全真七子的真面目(图)

　　看过金庸武侠小说《射雕》三部曲或相关影视剧的人，对于王重阳和全真七子应该并不陌生。这师徒八人在小说和影视剧中的形象都是高大、正直（虽然有时不免有些迂腐、愚直）的，尤其是王重阳和丘处机，给人的印象都是致力于抗击金人入侵的民族义士。然则历史上这些道士果真是此等样人吗？详细读过杨讷先生的《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早期全真教与方技的关系及其他》（收录于《元史论集》）诸文之后，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得出相反的结论。

　　知道王重阳名喆的人比较多，但知道他因为头梳三髻又名嚞的人大概就少了，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名、字，学者也考证不出孰先孰后，我们姑且不引了吧。王重阳活了五十八岁，一生中充满了与方技甚至神话有关的故事。如同一切大人物一样，全真教祖一出生便带有超凡色彩，“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按二十四气馀土气而成真人也”（《终南山神仙重阳子王真人全真教祖碑》）。三千余字的《教祖碑》，居然讲了十多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话故事。“四十岁以后屡次遇仙，五十六岁进入山东，更是神通倍增。他能"绝水火"，"或食或不食"，"出神入梦"，随意出入"门户扃闭"人家。他洗脸剩下的水能治人风疾。山上巨石飞落，经他一喝即止。他分身有术，能预言未来。”（《元史论集》326页，以下不注书名者均引自该书）《王重阳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的附录中除《教祖碑》外，还收录了《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重阳祖师开道碑》《重阳王真人》《重阳子》等，诸文中此种神异事例甚多，不必一一称引，我们且看杨先生书中未引的收录于《教祖碑》中王重阳度马钰一段故事：

　　七月，至山东宁海州，郡豪有马从义者，先梦南园仙鹤飞翥，俄倾，真人至，马公信犹未笃，真人于鹤起处筑全真庵，锁门百日化之。或食或不食，又绝水火。庵至马宅几百步，复隔重街，马公寝于宅中，楼上门户扃闭。真人遇夜，亲对谈论，不知从何而来。人欲写其神，左目右转，右目左转，或现老少肥瘠，黄朱青白，形色无定，人不能状之。马梦母曰：“有一客吕马通。”未尝语人。次日，真人训马公名曰通有。马复梦有梓匠周生者，传道与马：“即辞乃尊，有关中之行。”被席出家，见一道士，入族人马户曹邸，马亦随入，见真人与道士对坐，有马九官人者，求术于二老，真人目公曰：“教马哥代我。”于是马公诵歌一首，约二百馀字。梦觉，唯记歌尾三两句云：“烧得白，炼得黄，便是长生不死方。”翌日，真人训马公法名曰钰，号丹阳子。又梦随真人入山，及旦，真人便呼马公曰“山侗”。至于出神入梦，感化非一。

　　神异之事并非王重阳一人的专利，他的弟子也是不甘落后的，比如刘处玄，《清河真人北游语录》里记载了尹志平自述的刘处玄“既至，挥刀以断吾首，吾心亦不动。师喜，复安之。觉则心有悟，知师易吾之俗头面也”，接下来还有“去吾之俗心”等等。不过刘在此方面并不是七子中最厉害的，神异之迹最多的是玉阳子王处一，用杨先生的话说就是，“如果从他的传记里拿掉那些神通故事，其人可讲的事就所剩无几了。”（338页）“全真教是宗教，其创始人为自己制造神异之迹，不足为怪。神异之迹不可信，但神异之迹能赢得群众的信仰，却是可信的。”（328页）用王的徒孙尹志平的说法就是，责任不在为了神化自己而编了种种“亟显神异”的故事欺骗世人的王重阳们身上，而该怪那些好听异闻的世人，王重阳们不过屈尊曲从而已。行文至此，不禁想到数百年后同为异族统治时期的太平军运动，其领导人不是也同样有这种神异事例吗？少许有些进步的是，只有首脑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几个人有此特殊表现。但再过几十年后的义和团运动不免又开了历史的倒车，遍地开花，很多大大小小头目都能真神附体。这不免让人感叹国人智慧真是可怜，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人愚弄。时至今日，民智已开，希望这类东西还是及早消失吧。

　　金庸笔下的王重阳是抗金的志士，前人的论调与之相似，比如陈铭珪认为王是“有宋之忠义”，陈垣认为王是宋朝的“遗民”、“逸民”，姚从吾则将之推崇到了极致，认为王是“民族的救星”。“陈铭珪称王重阳为"有宋之忠义"，只是指王重阳一个人，非指全真教门。陈垣却把"遗民"、"逸民"一词泛加于全真教门，历史真相就更远了。”（371页）郭旃等人的研究证明，王重阳是一个“未为南宋"守节"，追求功名利禄的汉地士人”，他曾应金朝的傀儡政权伪齐的科举。虽然年轻时颇有抱负，但并未曾“纠兵与金抗”（郭旃：《全真教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前述诸人的称赏不免溢美太甚了。陈垣的观点见于《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经过杨先生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创教后认同金人统治、大量制造惊世骇俗的所谓神异事迹的王重阳，还是先后受到金国皇帝、成吉思汗等人召见并为之出谋献策的王处一、刘处玄、丘处机等人，都算不上所谓的遗民、逸民、隐者。陈垣先生的问题在于，在执笔撰文的国难之际，以己度人、以古人自况，“古今异境，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讲，以古人自况是件有风险的事，处之不慎，既有损于史学的客观性，也会使自己陷入困境”（374页）。至于姚从吾高到无以复加的品评究竟如何，我们暂把杨先生痛快淋漓的驳斥留到讲丘处机的部分。

　　祖师如此，其门人弟子又如何呢？且看其中名声最响的丘处机。

　　《射雕英雄传》开篇第一回中，丘处机的出场是在刚杀了“去年皇帝派他去向金主庆贺生辰，他竟与金人勾结，图谋侵犯江南”的“大大的汉奸”王道乾之后。其民族意识何等强烈！可是历史上的丘处机不但没有抗金表现，反而深为金国皇帝赏识，颇有知遇之感。“大定戊申春二月，世宗闻其名，遣使召赴阙，所赐甚厚，待诏于天长观。久之，奉敕主行万春醮事。逮四月朔，以中旨主持全真堂，仍御书篆额。”（《长春丘真人》）他也是金国皇帝的健康顾问。“昔金国世宗皇帝即位之十年，色欲过节，不胜衰惫。每朝会，二人掖行之。自是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方，亦尝请余（冯案：即丘处机）问修真之道，余如前说。自后身体康强，行步如故，凡在位三十年升遐。”（《玄风庆会录》）

　　丘处机与金国的互动关系并未止步于此，1214年（金贞佑二年），在金国内部爆发了红袄军之乱，丘处机主动请缨招抚义军，为维护金人的统治出力报效（见《长春真人本行碑》）。

　　对金人如此友好，对同样是宋朝敌国的元人又将怎样呢？杨先生书中引述了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进献的“治国良方”：

　　初金国之得天下，以创起东土，中原人情尚未谙悉，封刘豫于东平，经略八年，然后取之。此开创良策也，愿加意焉。

　　此时的丘处机已经俨然一副为王前驱的军师谋士模样了。

　　杨先生在驳斥姚从吾的荒谬论调时讲到：“至于"不当汉奸，不与外族合作"这样的话语（冯案：姚称全真教创立之举是“独善其身，不事异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具有民族思想，保全民族的人格，不当汉奸，不与异族合作），简直是不给丘处机留有馀地，因为丘处机既助金廷平息过山东红袄军起义，也为成吉思汗招谕汉地人民降蒙，这不是与外族合作又是什么？如果与外族合作便是汉奸，丘处机岂不成了双料汉奸？”

　　提到丘处机向成吉思汗献策，很多人肯定会想到：丘处机不是还有“一言止杀”的功绩吗？近期不是正好有一部歌颂丘道长的电影取名为《止杀令》吗？很遗憾，所谓“一言止杀”的传说，已经被杨先生批驳得体无完肤了。杨先生的文章主要针对两点下功夫，其一，丘处机是否进过止杀建议；其二，止杀令是否有应用实例。这两点最后都被否定。

　　关于第一点，杨先生由史料的考辨入手，拨去历史的阴霾，得出常为人引作“丘祖止杀”证据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长春真人本行碑》《西游录》《玄风庆会录》（该录为耶律楚材辑录，齐鲁书社的《丘处机集》将之列入正文）等均不见“长春止杀”之语。非但如此，“《庆会录》不仅没有进言止杀的内容，相反地倒有称颂成吉思汗征服战争的话语。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说："陛下本天人耳。皇天眷命，假手我家，除残去暴，为元元父母，恭行天罚，如代大匠斲，克艰克难，功成限毕，即升天复位。"（300页）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自称上帝之鞭的成吉思汗，丘处机非但没能批逆鳞，反而逢君之恶，大肆加以吹捧，战争中的死难者不过大匠斲去的边角料而已。或许有人认为《庆会录》出自骂丘处机为“老氏之邪”的耶律楚材之手，不免带上些爱憎色彩。但颂扬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长春真人本行碑》同样不载“一言止杀”之事，又作何说？“《西游记》未载"一言止杀"故事，原因不在李志常个人慎不慎、闻未闻、敢不敢，而在这个集体无人知晓这个故事”，否则，该书“意在彰显乃师伟绩，"一言止杀"是大好事，如果真有其事，弟子们何不直书？”（287、288页）一句话，这不过是“丘处机后继者炮制的谎言而已”，这个谎言起于何时呢？是在尹志平掌教期间出炉的（344页）。

　　至于第二点，我们首先要知道，“抗者诛、顺者免，是成吉思汗制定的蒙古国策，在汉地和西域同样适用，并且为成吉思汗后人所沿袭”（309页）。“一二三三年汴京将下之前，还是那个参加西征的速不台，以"此城相抗日久，多杀伤士卒"为由，主张"尽屠"汴京居民。与一二二零年在西域的蒙军相比，屠城政策没有任何改变。至多三四年后，姬志真就写了《成道碑》，其中进言止杀故事，经得起检验吗？”（310页）“《西游记》《成道碑》都透露了丘处机在汉地替蒙古招谕劝降的消息。”（311页）劝降不成，丘处机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蒙军施暴了。“如果说丘处机的确起过止杀作用，主要是他配合了成吉思汗既有的"顺者不诛，降城获免"政策，参预劝降。劝降若成，杀戮自可减少。但是，这算不得历史功绩。因为丘处机不是劝征服者放下屠刀，而是叫受害者放弃反抗，屈当顺民。如果这也算是历史功绩，后来由宋降元的吕文焕也应受到表彰。吕文焕降元后多次向宋朝将官现身说法，劝他们举城降元，那也是减少了杀戮的。”（311页）这话说得太好了，起长春于九原，想来他也是不能辩一词的。

　　在全真教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丘处机可说是王重阳之后作用最大的一位。我们且看一下长春真人宗教方面的见解。北宋末期的宋徽宗和林灵素做了许多祸害民众的勾当，可谓臭名昭著。可是这样一个“佞道昏君”，一个“道门骗子”（302页），却受到了丘处机的极力赞扬，“就我（冯案：杨先生自称）所见，金元之世颂扬宋徽宗、林灵素欺世之术的，惟丘处机一人”（302页）。我看了一些文献，居然有很多人认为丘处机等人是拨林灵素之乱而返诸正的，真是咄咄怪事！要知道，丘处机对宋徽宗、林灵素大搞神霄宫等事件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十分清楚的，但他依旧“把林灵素看做全真道的前辈、先行者”（333页），“尊宋徽宗为天人，林灵素为神仙，把他们的秽行作为本教的光荣与传奇来夸说，适足以反映他本人在宗教上追求的是什么。难怪全真道在丘处机掌教时期恢复了许多道教历史上的积弊”（302页）。唐代剑的《丘处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对丘处机对全真教的不良影响有过归纳，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

　　前面提到耶律楚材对丘处机是不以为然的，“友其身也，不友其心也；许其诗也，不许其理也”（《西游录》）。细说下来，耶律楚材“不许丘公之事，凡有十焉。初进见，诏询其甲子，伪云不知。安有名哲之士不知甲子者乎？此其一也。对上以徽宗梦游神霄之事，此其二也。自谓出神入梦，为彼宗之极理，此其三也。又云圣贤提真性遨游异域，自爱梦境，此其四也。不识鲁直赞意，此其五也。西穷昧谷，梵僧或修善之士皆免赋役。丘公之燕，独请蠲道人差役，言不及僧。上虽许免役，仍令诏出之后，不得再度。渠辄违诏，广度徒众。此其六也。又进表乞符印，自出师号，私给观额，古昔未有之事，辄欲施行。此其七也。又道徒以驰驿故，告给牌符。王道人者驱从数十人，悬牌驰骋于诸州，欲通管僧尼。丘公又欲追摄海山玄老，妄加毁坼。此其八也。又天城毁夫子庙为道观，及毁佛像，夺种天圃，改寺院为庵观者甚多。以景州毁像夺寺事致书于从乐居士，润过饰非，天地所不容。此其九也。又顺世之际，据厕而终，其徒饰辞，以为祈福。此其十也”（《西游录》）。耶、丘之争，当然有儒、道立场不同的因素在内，但这也可以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楚地认识丘处机及全真教的本来面目。

　　丘处机之外的其他六子不是杨先生文章的重点，但也时有涉及，颇多发覆之论。除了前文所讲的王处一、刘处玄等人神异之迹外，杨先生对郝大通的研究也很有趣味。比如，他认为郝大通与师父王重阳及同门关系都非常疏远。他最擅长的、深为元遗山赞许的《易》学并非王重阳所授。王重阳去世后，他想为师父守墓，居然被丘、刘、谭、马四子拒绝，真是情何以堪。如果不是其弟子王志谨、范圆曦的努力，他都不可能列入“七真”之列。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道长居然善于敛财，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多羡馀几十万缗”！

　　小说中的王重阳和全真七子都是以武犯禁的舞刀弄剑之辈，现实中却都附庸风雅得很。翻开《全金元词》，我们可以看到这师徒八人都有词作被收入，再下一辈中为大家熟悉的尹志平也同样有很多词作。这些作品虽然在《全金元词》里占了大量篇幅，读起来却味同嚼蜡，艺术价值几乎可以忽略，连押韵之文也不大算得上。不过为金庸引作《倚天屠龙记》开篇词的《无俗念》咏梨花词可算一篇跳出，连《词品》也予以佳评：“长春，世之所谓仙人也，而词之清拔如此。”丘处机凭借此词大概也能在文学史上有些地位了。然而煞风景的是，此词当然不像说部中所云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而作，原题是《灵虚宫梨花词》，道教色彩极浓。知晓此事后，想来此词会在金迷心目中大打折扣了。金庸让丘道长用《无俗念》词来歌咏无俗念的小龙女，而历史上的丘处机及其本师、同门以及门下弟子，都不过是一群极世俗的道士而已，知晓这一情况后，全真教大概也会在金迷心目中大打折扣吧。

　　元末明初有一位蒙古族文人杨讷，不但是剧作家，且擅长猜谜索隐。今日研究元史的杨讷，看来也一样擅长猜谜索隐。话说回来，杨先生这本论文集中的佳作远不止此，如《隆丰年间的朱元璋》《朱元璋与刘福通、韩林儿》《刘基事迹七考》《泰定帝与南坡之变》等，都是发微阐幽的好文章。我不贤识小，只挑选与武侠小说人物有关的文章来让大家尝鼎一脔。这里也献一下刍荛之见，杨先生破多立少（虽然可说立在破中），我们期待他年杨先生能够写一部像《刘基事迹考述》一样的专著，来为王重阳和全真七子传神写真，不能只让《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这样的拙陋之作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