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虐童事件折射中国基层社会管理需“补课”

　　新华网贵阳5月17日电（记者李黔渝　胡星）贵州金沙县石场乡构皮村10岁的女孩杨贤（化名）身上伤痕累累，头顶烫伤，很难再长出头发，前胸、腰部、臀部、四肢上都有一条条伤痕和淤青。

　　“这些都是爸爸打的，我恨爸爸。”杨贤说。

　　在金沙县看守所，杨贤的爸爸杨世海对记者说：“我不知道怎么教育她，我的教育方式就是打。”

　　构皮村的村民陶文会说，杨世海3年前在外打工回到家，此后就“三天两头打小姑娘。我们有时说他太狠心，他说我打我家娃，管你什么事”。

　　近日，这起被曝光的父亲虐待女儿事件受到中国社会广泛关注，未成年人应该得到怎样的保护，引起人们的深思。

　　中国法律明确禁止家庭暴力，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应共同承担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责任。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时有发生的虐待儿童事件中，往往都是家人的愚昧导致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坍塌。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近八成的家庭暴力来自于未成年人的父母，其他暴力案件来自于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员。

　　“黄金棍下出孝子”，在中国现在仍有一些父母认为打自己的孩子是“家务事”，外人无权干涉。杨世海就说：“我以为我打自己的娃，别人管不了，谁要管，谁就养她。”

　　同时，作为父亲的杨世海多年虐待女儿的行径在村里有目共睹，却很少有人去制止。“可以认为当地人都有体罚孩子的观念。”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指出，当体罚上升为被漠视和可接受的暴力，全社会都应该深刻反省。

　　此外，司法机关处理虐待儿童案件时往往会面临“尴尬境地”。杨世海案件的办案民警说，法律规定虐待案属于自诉案件，需要被虐待人主动举报，公安机关很难主动介入。

　　孙元明表示，虐童事件体现出一些落后的传统文化观念仍然存在，表明社会基层管理的缺失，基层社会管理仍需要“补课”。

　　“儿童遭受家庭暴力事件必须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公安、妇联、学校、社区等相互协作、共同行动，防范这类事件的发生。”孙元明说。

　　作者：李黔渝　胡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