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官正忆当武汉市长时是月光族 家穷懒得锁门

　　吴官正

　　1968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工作，到1986年调任江西省长，在武汉前后18年半，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亲历了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四十多年过去了，经历的许多事情逐渐淡忘，回想起来，脑中浮现的只是一些星星点点的记忆。

　　1968年4月下旬，我到葛店化工厂报到。工厂在武汉远郊，长江南岸，靠近鄂州，离市中心二十多公里。葛店化工厂生产烧碱、农药、电石、氯化苯、盐酸等产品，有几千人。我被分到维修车间仪表组，这个组一共才十几个人。厂里仪表很落后，没有自动控制系统。当时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厂里乱哄哄的。我不参加“文革”活动，一心搞调查、看书。心想，生产总要恢复，仪表和自动化装置必不可少，今后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

　　这年下半年，我找到分管技术的革委会副主任才大勇，要求拨些钱给我们搞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他说：“你搞出点儿名堂给我看看，再考虑给钱的事。”我在锅炉车间，看到操作工24小时眼睛盯着水位计，手不停地动给水阀，就想搞一套水位控制系统，既可以省掉操作工，又可以确保锅炉的安全。这样，我就开始自学DDZ-1型自动化装置，并设计测量及控制系统，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一天中午睡觉时，在梦中想通了，我立即跑到车间，把一条线添上，这个三冲量复杂的控制系统，就从理论上打通了。水位、给水量和蒸汽流量的比例关系，通过计算和调试也解决了。经过几个月的设计、安装、调试，终于成功了，受到工人和厂领导的好评。在开始投入运行的过程中，我和蒋伯雄同学经常跟班。以后几年，在生产过程测量和控制方面，我与同志们一起解决了十多个技术上的难题，得到了当时化工部的肯定，还在厂里开了现场会。在葛化，我由技术员干到车间主任、厂党委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分管技术的厂革委会副主任，共在这里工作了八年。其间，许多人从不同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些人成为我终生的朋友。

　　在市科委任副主任兼科协副主席时，我的月工资是72元，爱人的工资是38元，一家七口靠这点工资过日子，还要接济一些老家的亲戚，手头拮据得很。酷热的夏天我们也从没买过一个西瓜吃。市科委行政处有个小张，看到我儿子穿着旧衣服，背着破书包上学，而我长年穿着那几件褪了色的布衣，脚上穿解放鞋，十分感叹：“真没想到吴主任这么穷！”有年夏天，他给机关买西瓜，车过家门口，抱了两个给我的孩子们吃。看着孩子们高兴，我很感动，孩子们把西瓜吃了，剩下的西瓜皮，爱人用它做菜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全家总忘不了他这个情。

　　1983年3月，我当了市长，家里还是很穷。爱人当时在学校教书，总是等下班回家时，到菜场去买便宜的菜。下午五点后去菜场，一角钱可以扒一堆，吃不完就用绳子挂在阳台上吹干做咸菜。我家的门从不上锁，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懒得防盗。

　　用现在年轻人时髦的话说，我们那时是货真价实的“月光族”。夫妻俩的工资几乎每月都花光，一般在月末买一次肉吃。当时许多东西计划供应，发了不少票证，我家的票因缺钱总是用不完。爱人到店里去买制革厂从猪皮上刮下来的油炒菜。为了节约，儿子读书的灯是15瓦的，因此小孩眼睛高度近视，想到这事我至今仍感内疚。

　　当时，孩子们很想看电视，又没钱买，于是凑钱买零部件，自己动手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虽质量不好，图像声音不稳，但总算有了一件“像样”的家电。这台电视机至今还放在老家，也算是一件“古董”吧。家里人一提起它就发笑。

　　当市长后，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在路边早点摊上买三两热干面吃，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如此，所以有人背后叫我“热干面”、“三两”。我知道后笑一笑说：“热干面好，便宜，大众化，这个绰号不错。”

　　有一天，我骑车到路边吃热干面时，右手中指被排队的一位男子碰伤了。手指一天天痛起来，实在难忍，只好到医院去看医生。一个年近五十岁的女医生看了后说：“要打麻药，把指甲拔了。”我说：“好。”她打了麻药，不到三分钟，就拔指甲，我大叫：“太痛了！”她声色俱厉地说：“不是打了麻药吗？怎么会痛？”还用眼睛狠狠地瞪着我。我的指甲血流不止，她用纱布简单地包扎了一下。过了些时间，手指才开始不痛了，我心想大概麻药刚开始发挥作用。女医生催着我：“走吧，我们忙。”那时，真是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岳母住院做手术，我早上五点多骑自行车去了医院。门口值班的是位女同志，硬是不让我进去。我央求说：“麻烦您让我进去看一眼，五分钟就出来，吃过早饭还要开会。”她对我这个又黑又瘦、说话又难懂的“外乡人”很是看不起，干脆不理睬。我一再恳求，也不起作用。这时周围有人认识我，说：“让他进去吧，他是市长。”她头也不抬地说：“莫骗人，市长是这个样子？”那几个人坚持打抱不平，她只好放我进去。出来后，她说：“市长，我确实不认识您，态度不好，请不要告诉我的领导。”我礼貌地对她说：“谢谢，打扰了。”离开医院，我边走边想，她们态度不好，我当市长的也有责任。

　　记得刚当市长不久，一大早我骑自行车查看完民众乐园场馆，返回政府机关途中，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没带雨具，便躲进街旁的一家药店避雨。没想到，店里的售货员见我其貌不扬，黑不溜秋，一副乡下人打扮，硬是把我从店里赶了出来。我没有分辩，走在雨中，一阵心痛：没有善良和宽容，武汉能成为一个开放型、国际型的大都市吗？后来，还有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地方遭遇过类似的“礼遇”。那段时间，外地来客对武汉的服务态度也颇有微词，我感到压力很大。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城市，如此形象，何以面对世人！武汉市的服务工作没抓好，我这个当市长的挨骂也活该。这也让我下决心整治窗口行业的服务态度。我把自己在武汉港十五码头的“遭遇”，通过媒体曝光，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由此展开了一场全市人民参与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各行各业服务态度的整改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改善了武汉市的形象。

　　这年7月，我牙根发炎，不停流脓流血，到医院治疗，不见好转，心里很着急。一天晚上，找到市委医务室，向值班的同志说明了病情，一个30岁出头的女护士热情地说：“可能是缺核黄素，你多服几粒试试。”我想，这个药多吃也不会死人，就一次吃了20粒，一连吃了几次，果然不到两天就好了。这真是“一行服一行，麻糍果里沾砂糖”。

　　记得有一次骑自行车上班时，边骑车边考虑工作上的事情，因注意力不集中，摔了个四脚朝天，一条腿鲜血直流，到办公室时衣服与伤口黏在一起，疼痛难忍，但我仍然像没事一样去主持会议。

　　武汉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如何增强企业活力，对武汉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搞好企业，关键是要有一大批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并且让他们有责有权，真正发挥作用。当时，我们通过改革选贤任能，不少多年经营不善的企业很快改变了面貌。1985年武汉市聘请格里希当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媒体一度炒得很热，中央很重视，万里、姚依林、张劲夫、朱镕基等同志十分支持，说这个敢为人先的试验很好。后来我又发现一个现象，武汉有的企业，因领导去得多，作的指示也多，企业无所适从，经营一塌糊涂。而有的企业没领导去，却发展得很好。比如，一个生产水泥管的厂子，一年得了两块银牌。我知道后说：“领导到企业去，讲的话或作的指示，企业领导听一听，不要太当真，作主的是你们自己。”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的城市人口就有近400万，居民吃菜问题是历任市长的心病。“淡则断，旺则烂”，农民不高兴，市民不满意。我当了市长，这同样是一个摆在面前的难题。记得1983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他说：“要改革，不然武汉是活鱼变死鱼，死鱼变臭鱼。”我说：“不会的。”他说：“你很年轻，要真干！”中午还请我们吃了饭。我记住了万里同志的话，下决心靠改革解决这些问题。从此武汉大刀阔斧地开展了蔬菜管理体制改革。当时武汉有150万个家庭，蔬菜日上市量不能低于300万斤。武汉人还有个习惯，非得吃叶菜才算是蔬菜。而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广大菜农的生产积极性，有的乡、村甚至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农民在自留地种菜，甚至派民兵站岗严防农民私贩蔬菜，由此还引发过流血冲突。计划经济的旧体制造成了供应的短缺，若遇上哪年“春泛”、“秋溃”，武汉的蔬菜供应就会出现很大的缺口。菜价猛涨，群众怨声载道，有的人还打“市长专线”骂娘。我们痛下决心改革体制，放开市场，放开限价，让农民进城，激发菜农的积极性，允许并鼓励自留地的菜上市。同时允许外地的蔬菜进汉，加上“春秋两淡”我们积极组织外菜补充救市，政府再拿出部分资金平抑菜价，终于放活了市场，富裕了菜农，保障了供给。市民高兴地说，过去吃的是“无缝钢管”样的竹叶菜，“马鞭子”似的苋菜，“鼓眼睛”的豆角，一斤吃六丢四还不止，现在吃八丢二还不到，一洗一切就能下锅，很实惠。

　　1984年，万里同志到武汉来，我陪他到农贸市场视察。他看到活蹦乱跳的大鱼，十分高兴，说：“小吴，你不是滑头。”中午陪他吃饭，他还说了许多。1986年9月，我调任江西省长时，万里同志正在澳大利亚访问。回国后，他到浙江视察工作，要我去杭州陪同他到景德镇视察，我有事来不及赶到杭州，在上饶才上车。他同我谈了约3个小时，说：“中央要你到江西当省长，你还是要同在武汉一样，大胆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江西比较保守，领导之间矛盾不少，你不要管那些，向广东、浙江学习，把经济搞上去。”

　　写到这里，又想起1984年武汉“严打”，公安部门抓了1500多个青少年嫌疑犯，我去看了，很难过。在会议室我讲了一个意见：能否请他们的家长和单位领导来做工作，对可抓可不抓的，把人领回去记录在案，一个月去派出所报一次到。最后批准拘留审查的，只有问题比较严重的57个人。这种做法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社会反响是好的。

　　我多年前在武汉葛店化工厂工作时就认识夏菊花，她是著名的杂技演员，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不仅演技精湛，而且人品好，事业心强，为我国杂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离开武汉后，她要我帮过两次忙。2001年全国人代会期间，她找到我，说要在北京搞一个国际杂技大赛，需要600万元，她给朱镕基总理写了封信，要我帮她转交。我对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王忠禹同志说：“这是夏菊花的信，她名气很大，脸皮很薄，建议总理支持一下。”朱总理很快批了。她激动得多次对我说：“真没有想到，总理效率这么高，这么重视杂技事业，朱总理真是人民的好总理，麻烦你向总理转达我们杂技界深深的谢意。”后来，我听说这个大赛办得很成功。2008年，她又找到我，说希望在北京建一个国家马戏院，她给温家宝总理写了封信，又要我帮忙转交。我只好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夏菊花已七十多岁了，当了27年中国杂协主席，很想建一座国家马戏院。如能批最好，如不行，建议批得缓和一些，否则她会哭鼻子。”并请秘书小余把信送去。3天后，温总理批了，把她乐得不知说什么好，一再说“温总理这么重视杂技事业，我们非常激动，麻烦你一定向总理转告杂技界同志们的衷心感谢”。

　　在武汉的18年半，是我踏入社会的起步阶段，也是我人生的重要一程。我在那里做了点儿事，得到过帮助，得到过认可，感受到了善良，也经历过艰难。我十分感谢武汉人民给予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