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解读领导人出书的深层原因

　　以领导人的个人名义出书，在当代中国是比较少见的。虽然也有冠以领导人名字出的书，例如《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选集》、《陈云文选》等等。但是这些书籍与其说是领导人的文集，不如说是政策汇编，因为在当代中国，除了正式的法律、法规和红头文件之外，领导人的讲话、批示也是重要的政策来源。由于实际的情况千差万别，正式的法律、法规和文件只能做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具体执行起来，我们是无法从中找到直接依据的，更不用说直接引用了，这时候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就是对正式文件的补充和阐释，在正式文件没有规范的领域，领导人的讲话就是工作的依据了。

　　因此，这一类文集更多的是党和国家的文件和政策的汇编，即使以领导人个人名义出版，也不是领导人个人就能决定的，而是要中央集体审核后才能正式出版的。

　　但是这种情况在最近的10几年间有了很大的变化，领导人完全以个人名义出书，虽然依然需要取得中央的批准，而且中央也专门下文加以规范，但是，毕竟已经不再作为中央政策的解读和依据了，更多的是作为曾经的国家领导人和重大事件的决策者和亲历者的一种信息披露，也包括自己的感悟与思考。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吴官正的《闲来笔潭》是最新的例子。

　　领导人出书的三种类型

　　领导人的个人出书虽然是最近10几年才兴起的，但是最早出书的则是薄一波，他的《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出版于上世纪 80 年代，主要叙述了从 1949年“接管平、津”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对成绩浓墨重彩的描述，对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等一些事关全局的失误，也无所避讳地秉笔直书并深刻剖析其认识根源；对党内一些意见分歧，如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和在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毛泽东与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以及1957到1958 年间毛泽东对中央一些同志反冒进的批评等，也作了客观公道、实事求是的叙述和分析。2008年又出版了《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一书，这是一部自传性的书，主要是写1925年到1995年这70年中，作者对其间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和历史经验所引起的思索。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也写了《回忆与思考》。

　　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的书主要包括三类，第一是重大政策的回顾，例如薄一波的《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一书。还比如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这是李岚清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作，由于作者既是改革开放初期许多重大历史决策的亲历者，也是决策者之一，特别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者之一，所以重点描述了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过程与前因后果，作者以自己的所知、所为、所见为素材，回顾了对外开放初期的有关重大事件，很多史料属首次披露。

　　第二类是领导者个人的决策历程，这一类书籍占了领导人所出书籍的绝大多数，也是风格迥异的，鲜明地反映了作者个体的执政风格，同时，也是比较细腻和具体而微地展现了政治决策的过程，更加带有“自我述职”的意味。

　　李鹏先后出版了5本日记，分别是《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和《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些日记反映了李鹏先后担任的职务和负责的工作，以日记的形式出书，到目前为止，还是独一份，这些日记翔实而又具体地描绘了许多重要的决策过程。以三峡大坝的决策来说，李鹏自1983年兼任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后，参与了对三峡工程重大问题的决策和组织工作，从1982年第一次考察三峡至2002年参加三峡工程的二次截流，他共对三峡工地及库区进行了15次考察。他在日记中写道：

　　“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同志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我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小平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当谈到三峡移民要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时，小平同志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100万移民也有办法安置，可以发展乡镇企业，也可以搞第三产业，还可以发展旅游。针对我说正在考虑用行政力量来做好移民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朱镕基的“述职”也是别具特色，他先后出版了《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收录了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信件和批语等348篇，约123万字，收入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其中也披露了许多决策的过程。

　　朱镕基总理的“述职”中也体现了鲜明的“朱氏风格”，为人所熟知的“棺材说”和“雷区说”最典型了。1995年，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因腐败问题被查处，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朱镕基得知后极为震怒，提出：“查处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100口棺材，也有我自己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除此之外，像李岚清的《李岚清教育访谈录》、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尉健行的《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还有吴官正的《民贵泰山山东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与思考》、《正道直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与《汉水横冲武汉城市改革的实践与思考》也都属于这一类的书籍。

　　第三类则是与领导人的专业与个人兴趣爱好有关，例如江泽民先后出版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翻译的《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就是与他个人的专业密切相关。李瑞环先后出版的《学哲学用哲学》、《辩证法随谈》和《务实求理》，李岚清的《李岚清音乐笔谈》和吴官正的《闲来笔潭》都与他们曾经担任的领导职务直接关系不大，只是与各自的专业或者兴趣爱好有关。

　　镜 鉴

　　领导人出书，无论是对后来的执政者还是国人都富有启迪作用。当下社会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在前领导人的书里其实都有“呼应”。

　　比如，朱镕基在即将卸任总理时就如此提醒：“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搞了50多年的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征’，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我再一次向银行的同志忠告：你们也许这两年就升官了，你们也许就不会再干银行工作了，以为出了问题可以让后来人收拾。本届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建立健全机制；但是在没有建立这个机制之前，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搞了几十年经济了，还是应该负责任的吧！你们别把这个包袱留给后人，盲目地发展。”

　　在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一书中，有大量关于改革和多数人利益的关系的思考。他提出，我们的改革要坚持多数人受益、少数人过得去的原则。“那么，多数人是多少?比如说90%的人受益，那10%的人不受益。下一个改革又是90%的人受益，10%的人不受益。两个10%，加起来是多少？毛主席过去老说，团结95%以上的干部，团结95%以上的群众。可一次运动团结了个95%，扔了个5%，第二次运动又团结了个95%，扔了个5%，几次运动以后一算总账，被整的人就多了。这种现象过去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是看多数人受益了没有，二是看少数人是否承受得了。少数人不是指一次改革中的少数，累计起来也要是少数。”

　　曾经分管教育事业的前副总理李岚清在访谈中也明确反对“教育产业化”。他认为，在政策中用“教育产业化”概念容易引发负面影响，容易造成政策上的误解和执行上的偏差，导致部分地方政府推卸增加教育投入的责任，甚至出现“把教育推向市场”的倾向。因此，政府不能以“教育产业化”思想来指导教育发展，更不能作为政府创收摆脱财政困难的手段。

　　领导人出书的深层原因

　　在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卸任之后出书已然成为了惯例，甚至是领导人获得收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奥巴马刚刚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就已经与出版社签订了卸任后出版回忆录的合同。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他们的回忆录把外人视作“黑箱”的政治掀开了一角，让人们可以一窥内幕，当然，这种揭露也是很有限的，自然不能危及国家安全。

　　不过前领导人出书也不完全是出于领导人个人名利双收的考虑，更多的是因为民主政治的制度要求。作为民选的领导人，其权力完全来自于普通选民的授权，他们与人民大众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虽然他们已经卸任了，但是他们依然有道义上的责任向民众报告他们的所作所为，民众也不完全是抱着猎奇和研究的心态去阅读这些书籍。作为权力的委托方，虽然在投票之后，就没有多少渠道去约束他们的领导人，但是在领导人任期结束之后，他们就有权利去了解代理方是否忠实地履行了他们竞选时的承诺，是否履行了领导人的责任，虽然领导人已然卸任，但是通过这种了解，对于选民选择下一任领导人是非常有益的。

　　中国领导人的权力同样也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因此，在其卸任之后，同样也有其道义上的责任向他们的权力委托方汇报他们的工作，包括决策的细节。所以，领导人的出书热被国内外的媒体解读为是带有明显“自我述职”的色彩。由于中国的政治运行机制的特点，除了每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党代会的报告，普通老百姓很难获得政治运行的详细信息，不用说国家层面的政治信息，就是地方的政治信息，民众也很难获得，这种信息不对称，对于权力委托方的人民来说，是很难真正去当家作主的，更谈不上有效地监督政府的工作了。

　　在这种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书获得人们的“热捧”，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依然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种出书不仅仅应该是国家领导人的个人行为，更应该作为一项制度。凡是担任过一把手的领导，不只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各部委办局的领导，各级地方的领导，只要其担负了人民所赋予的责任，都应该在其卸任之后，只要其内容不会危及国家安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予公开的范围，就都可以出书公开，让政府的运作更加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使权力真正在制度的笼子里，这也是民主建设的一条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