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3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31日刊载《中美十年(The Sino-American Decade)》一文，文章指出，着眼于未来十年，中美两国有很多相同之处，在全球经济挑战和不确定的背景下，中美合作更加重要。除了双边好处，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依赖美国和中国的领导，如果中国和美国不在此过程中扮演领导角色，很难想象全球再平衡的成功和进步。
文章摘编如下：
6月7日到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峰会，其时正逢世界两大超群大国紧张正盛时。但决定性问题从电脑黑客到美国的“返回亚洲”并不是全部。如果双方把目光放长远，着眼于未来十年中达成共识的方面，或许可以发现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
下一个十年将以重大结构性调整和向个体国家的变迁为特征，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出现重大重新配置。最重要的是，很多将取决于两个最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所采取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创造全球公共品和维持稳定开放的经济环境方面的合作与领导。
许多领域需要合作。其中之一是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中国和发展中世界的增长将让全球产出在10—15年内翻番，并在又一个15年后再翻两倍。过去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均依赖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在规模增加一两倍后仍然有效。气候、生态、粮食、水、能源和生存率禁不起如此压力。
全球问题难以解决。一个建设性的出发点将是中美联手解决能源效率和安全、绿色增长以及气候变化问题。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在这一领域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美国的进展更加分散，尽管新的国家政策已被采纳，包括汽车行业公司平均燃料经济(CAFE)标准。美国还计划借页岩油气增加之东风成为能源独立国，而对煤炭依赖程度的下降已经拉低了人均碳排放量。
中国和美国经济的互补性在快速变化，但程度之深并未下降。在过去，美国带来了一个大型开放市场、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而中国在关键性全球制造供应链上提供廉价劳动密集型要素。如今，中国提供了一个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商品需求种类繁多(很多是其从前负担不起的)的市场，还将产生和吸收新技术。在此过程中，随着生产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其出口部门的低附加值岗位将减少。
根据双方的政策，中国还可能成为诸多领域的对美外国直接投资者，包括基础设施部门。美国将继续提供大型开放市场，即使美国的服务角色将向增值链和全球供应链的高端转移。美国还将继续提供、分享和吸收技术和人才，继续成为高等教育及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最尖端。
当然，竞争也有健康要素。过去二十年中，比较优势的巨大差别随着收入、资本深度(包括人力资本)和产能差距的缩小而减小。中国知名跨国公司开始涌现，一如昔日的日本和韩国。它们将与其他多国的跨国公司竞争，并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决定者。在快速扩张的全球经济中，公平、基于规则的竞争绝非零和博弈。
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内容需要以未来十年的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为方向，中国的变化相对较为清晰。剩下的问题包括政策执行和制度发展这些问题将在2013年随中国新领导人正式敲定和公布改革重点而变得清晰。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仍保持着诸多活力和弹性要素。但是，尽管GDP增长在慢慢回归潜在水平，就业复苏之缓慢和收入分配的残余永久性变迁仍是问题之源。特别是，收入变化从储蓄更少者流向储蓄更多者意味着重塑总需求面临不确定性。
政治极化是另一个不确定之源。许多中间派同意，最优的财政政策特征应是短期刺激、多年中期赤字削减极化以及削减长期负债的措施，特别是在节约保护增长导向公共部门投资的情况下。但在去杠杆化和修正债务问题的环境下，这很难实现。
如果现有趋势持续，即美国经济缓慢而稳健地复苏，那么与中国的趋同之势将继续。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其总GDP将在2015年超过美国，而中国在其中的贡献比例最大。中国的GDP预计将在10—15年后赶超美国和欧洲，其时(如果不提前的话)中国和美国的真实GDP将超过25万亿美元(以2012年价格衡量)，是中国当前GDP的三倍多。中美两国将各占全球总产出的约15%。
而这一变化将伴随重大全球经济挑战和不确定性，凸显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建设性、合作性的关系可以极大地有利于两国调整政策和制度以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增长模式。
除了双边好处，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依赖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不仅在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相关问题，也包括协调问题。贸易和经济开放、金融稳定和监管、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其他许多问题世界需要共同面对。如果中国和美国不在此过程中扮演领导角色，很难想象全球再平衡的成功和进步。
(迈克尔·斯宾塞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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