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蔡晓辉
“东莞没有中心：32个镇区，星星点点，编织成网。在每一个小镇，都能看到蜂巢状的街道、长茅草的田埂、灰扑扑的厂房、大门紧闭的仓库、低矮的瓦房、硕大的酒店、吊挂在树枝上的衣衫……这里交叠着农业的废墟和工业时代的各种痕迹……”
这是诗人丁燕对东莞的第一直观印象。作为这座城市的新移民，当她从餐厅、剧场和酒店走出来时，常常会觉得自己 根本不在东莞。从大西北的乌鲁木齐移居到地图南端的这个著名的制造业基地，丁燕听见自己内心的一个声音说：去工厂打工。这是她认为自己理解东莞、成为东莞人所必须补的课。
1 文字首先成为一种见证 2010年丁燕和东莞文学艺术院签了一个项目，写长篇系列散文《她在东莞》，这成为我们看到的《工厂女孩》的开始。2011年，为深入理解东莞工厂女孩的生活，丁燕先后在两家电子厂、一家注塑厂打工，经历了200天最真实、最深刻的工厂生活。
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另一种生活，另一面的中国”。中国有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的“两面”，正如东莞的“两面”：有着装点着大理石、水晶灯、轻音乐的高尚场所；也有着24小时机器不停工、工人如机器部件一样存在的厂房 在东莞，数百万的女孩从乡村奔赴到这里，固定在流水线旁，日夜重复着机械的劳动。在工厂，女孩们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
是时候去审视这个“另一面”了：在高楼大厦之外，它没那么光鲜，但它是真实存在的中国。
丁燕的第一份女工，是啤工不是啤酒厂，是音像带盒厂；在这里，她不是“丁燕”， 更不是诗人丁燕，她是注塑车间的118号。在工厂，没有人会记得另一个人的名字：不必记，也无需记。
在200天的工厂生活中，无论是在哪家工厂、在哪个车间，丁燕看到的都是一样的面孔：“她们用十八岁到二十岁的手指，一点五、不带散光的眼睛，A或B，应该不会是C，完全不可能是D的乳房，小麦黄的皮肤……女工的手指被灯光单独截取下来，以同一频率、同一速度、同一姿态舞蹈。”而下班的时间一到，喧腾忙碌不已的车间顷刻间沉寂下来，“我身旁的那个女孩，像触电般，两手将板子向前一推，即刻离开凳子，转瞬间，人便已闪出房门。紧接着，"啪啪"两声，车间顶部的日光灯被关闭，整个车间瞬间改变了基调和颜色，噗通一声，像跌入河谷深处。”
在流水线上，人是固定的螺丝钉，每个身体应该采取的姿势，都被清晰而准确地规定好。一个简单的动作，一百次地重复，一万次地重复，一万次乘以一万次地重复。一切围绕着机器旋转，人成为无意识的附庸。
只有亲历过工厂生活的人，才能写下这样细致、敏感、真实的记录。
丁燕看到的，不仅仅是女工们机器化生存的一面，女孩儿们作为一个人，在工厂之外、在宿舍区的生活，都进入她的笔下。在女工为主体的阴性帝国，她注意到女工们对感情的渴望，其中不乏一男几女的情感暗战以及情感追逐中带给女工感情和生理的伤害。在这里，有人迷惘不知归处，有人坠入生活的灰暗地带，也有人不断追寻一个独立、光明的自我。
这当然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东莞，但它是东莞工厂的真实记录。这份真实，来源于一个个具体的女工，来源于那些发生在她们中间的微不足道的事件。丁燕想写的文字，不是和现实生活若即若离，而是深入到实际中。“我希望自己的文字像文献资料那般，无需纠缠于词语本身的修饰，而首先成为一种见证。”丁燕说，“我希望我写下的这些文字，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拉近人们的心理距离，我希望用笔定格这个瞬间，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刻，它经历的悸动与慨叹。”
2 为工厂女孩立传 记者：你还记得那个《外来妹》的电视剧吗？回过头来看，你体验的工厂女孩的工作和生活，与20年前这部电视剧中的外来妹，她们的际遇，我不觉得有多大的改变。这20年间，你觉得有什么变化？
丁燕：我在新疆看过《外来妹》，会唱片尾曲《我不想说》。和那时期的外来妹比，现在的工厂女孩的生活，不仅有了改变，而且改变很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外部用工环境在逐步改善。“外来妹”时期，女工多是年轻女孩，而现在，中年妇女也能找到工作。而且，随着最低工资标准和加班费的制度化，工人利益获得了更多保证；其次，女工本身亦发生了改变。现在的女工构成，有80后90后，接受的教育不同，对幸福和自由的理解亦不同，下班后会去酒吧，K歌，买新衣，买化妆品，做美容，她们对自我的认知程度，要高于60后70后的女工。
记者：读你的书，最深刻的印象是：人成为机器的延伸，机器如何让人变得不自由、无限重复单调的动作带来头脑的麻木以及身体的痛楚。作为一个实实在在打过工的人，你恨机器吗？
丁燕：机器无罪。机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只不过，当人们在制定规章制度时，让操作机器的人，过度使用了自己的身体，使身体成为了机器的附庸。这是个严峻的问题。
记者：《深夜尖叫的兰花》的那个故事中，罗春花与赵兰花母女二人，不同年代的打工者，对重复艰辛打工生活持不同态度。二代农民工与父母辈打工者的价值观方面的冲突，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吧？
丁燕：这个现象非常普遍，我称之为“母女战争”。随着工业化急速突进，第一代打工者进城，而现在的很多新工人，是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大多数为留守儿童。两代打工者的尖锐矛盾，是中国为实现工业社会，付出的惨痛代价。因父母和孩子长期疏于交流，而孩子同样也处于激变的环境之中，故而形成了两代人的深刻矛盾，这个矛盾，业已成为社会问题。
记者：工厂里男女失调问题，带来的爱情的不平等、女工对性与情感抚慰的渴求，也是给我印象很深的片段。这让我觉得，不仅在机器和制度面前，即便是在男女情感面前，女工都处于弱势、无可选择的处境中。这会给女工的情爱道德带来多大的改变？
丁燕：事实上，从农村到城市来求职的女性，机遇要大于男性；同时，女工的升迁机会，也高于男性，故而女工更吃香，流动性更大。这和集约化大生产，要求的精细和忍耐，和女工的生理结构相符合造成的。男工的创造性和体力优势，在工厂里，是不被看重的。女工的情爱道德并非因她们到达城市而发生本质改变，大多数女工，还顺延着在乡村形成的道德观，因为即便在工厂，女工们也习惯性地寻找老乡，在城市里建构起另一个微缩乡村。
记者：工厂女孩的未来在哪里？是《厚街有女初长成》里坚持道德底线的按摩女，还是自力更生开个服装店的梅娇，还是《何日君再来》里的二奶群体，还是《从女工到女生》的雨荷？哪些是主流？这些女孩中，你有倾向性吗？
丁燕：我所选择的这十几个女工，是从上百个女工中遴选出来的。无论是选择写作对象，还是写作时的运笔，我都有很强的倾向性 我更在意寻找描写对象的“亮点”。当这种亮点陡然一闪，我就有种冲动，要写下来，要为这些小人物立传。在我看来，写作不仅仅是昭示，更是祈祷和呼唤。无论洗脚妹，或女店员，或去求学的90后女工，她们都让我感动，让我感到普通个体在追寻幸福时的强烈愿望。我写下这些小人物的自尊，来点燃更多的同类，甚至他者。
3 什么都无法阻挡农民进入城市 记者：总体下来，我感觉你突出了工厂给女孩们带来的身体损害与感情创痕。同样关注女工群体的《华尔街日报》华裔女记者张彤禾也写了一本书《打工女孩》，但她说：如果打工只是受罪，不会有一亿五千万人跳进去。毕竟，打工给无数农民工带来自身命运改变的机遇。工业化给亿万农民带来的命运的改变，你如何评价？
丁燕：我为中国农民鸣不平。为什么人一出生就被分为城市和农村？我自己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就只能回家种5分地。这个问题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其次，当工厂需要工人，打出招工启事后，并没有真正为进城农民准备好身份，而只混沌地叫他们“农民工”。第三，农民进入工厂成为工人的利益，并非一开始就有保证，而是在不断博弈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阻挡农民进入城市，到工厂做工，因为城市在中国，不仅仅是楼房集中之地，更汇聚了大量机遇、荣耀和自信。农村青年要想出头，过上富裕日子，即便撞破头，也要到城里来。
记者：在最近集中出现的几部写女工的作品中，你的这部给我印象最深。因为你诗意的语言，传递出机器的冷与残酷、制度的冷漠与非人性，在阅读的时候很容易让另一端的读者产生代入感。但你不怕这种主观化的传达影响了你客观冷静地观察工厂？
丁燕：我正是为了能“客观”，才以女工身份进入工厂的。主观化并非不好，当这种主观化的个体经验，和群体经验血肉相连时，这种主观化就具有了时代意义。因为我写下这些文字的目的，不是为了强调“我”多么累，而是，当“我”感觉到累时，我知道，“我们”都如“我”这般累。
记者：非虚构文学，在现在是一个很热门的门类。我理解算是报告文学的发展和变化，因为太多的报告文学堕落为歌颂体了。你同意我这个说法吗？
丁燕：报告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曾有过属于它的辉煌；我所理解的非虚构，更强调作品的文学性，而非报告性；非虚构文学的创作，不仅要揭示社会结构，同时，还要探照进时代的精神肌理。有些新闻报道无法把握的东西，需要非虚构来承担。非虚构不仅对现实有揭示性，更要发现常规文学照不到的区域。譬如女工话题，说了很多年，但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因为，我是带着丰富的西北生活经验，来观察南方生活的，在别人习以为常的地方，我会驻足凝视，让那些细节加倍放大。当我写下我的骇然时，我也展示了我观察世界的，独属于我的视角。
作家简介
丁燕，诗人、作家。2011年获第三届“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现居东莞。《工厂女孩》，丁燕著，外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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