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猪宝宝”入学遇堵 家长：赞助费交了才踏实

　　2007年，多生了2.5万金猪宝宝，

　　今年，这些宝宝要抢小学学位了

　　专题采写：新快报记者 杨林 实习生甘韵仪 摄影 孙毅

　　专题统筹：余亚莲

　　编者按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这句话被中国家长们改成，读书要趁早。孩子小小年纪，就让他们去读名校，然后读重点初中和高中，最好在最小的年纪就考上名牌大学。然后呢？

　　然后就像后文中即将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小何所感慨的那样，好不容易在大学扩招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结果，在毕业的时候遭遇“史上最难毕业年”，毕业即失业。

　　今年，小学入学难和最难就业年“撞车”了，这让一些敏感的家长不由自主做出“预见”，就算是自己绞尽脑汁，甚至花光家里所有的“老本”将孩子送进重点小学，再一路顺利地将他们送进名牌高校，未来毕业后，孩子们很有可能依然找不到工作。

　　6周岁的平平（化名）已经一个多月没去幼儿园了，每天待在家里热得难受。妈妈几次问他，想不想进学校当小学生，他总是轻轻地摇头，然后继续望向窗外。

　　他对当小学生这种类似于“打怪升级”的身份晋级活动毫无兴趣，而这种抵触情绪的源头则是他整日愁眉苦脸的父母。

　　那年图吉利抢生金猪宝宝

　　这已经不是平平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折，其实生存与生活的竞争暗战早在他出生前就已经打响了。

　　母亲张颖（化名）还记得2007年发生的很多事，包括那一年民间传说的“金猪年”，身边的朋友们都为了图个吉利，扎堆在那一年生宝宝，也是在那一年，张颖也怀孕了。

　　从孕期产检，到临产之前的预定医院和床位，张颖都发现，身边的孕产妇们，似乎太多了一点。“做产检要排队一两个小时，等到快生产的时候，联系了几家医院，都被告知近期没有空闲的产妇床位。”张颖说，还是最后直到预产期前一星期才找人托了关系，在一家大医院里“抢”到了一个床位。几天之后，平平呱呱坠地。

　　根据《广州年鉴》的统计数字，2007年出生的广州市户籍人口为74439人，只比2008年奥运宝宝少了5400人左右，比2006年则增加了8000多人。而2007年当年在广州出生的流动人口达96790人，比上年多近1.7万人，增幅达到21.27%。张颖说，作为户籍在东莞的外来人口，平平从平时的体检，到入托，都经过了激烈的竞争和排队。例如之前平平上幼儿园，张颖本来打算找关系送平平去海珠区一家知名的公立幼儿园，但是当初人也托了，钱也花了很多，家里闹得鸡飞狗跳，最后的结果却很不靠谱，无奈之下，平平最终还是进入了海珠区的一所普通私立幼儿园就读，每月的托管费用为1200元左右。张颖说，后来进的这家私立幼儿园，也是找朋友帮忙才拿到了名额。

　　今年不惜投资8万抢小学学位

　　张颖说，今年秋天，平平就该上小学了，为了避免当初入托时的困惑重演，她和家人商量，这次托人要趁早，全方位撒网，直到找到靠谱的关系。

　　她和家人在海珠区选定了三所小学作为争取目标，其中两个是省级一类小学，另一所也是市级一类小学，三个学校都在当地家长中有较好的口碑。所以，今年春节还没有结束，张颖就趁着给朋友们拜年的机会，着重打听谁可以介绍一些教育界的朋友。

　　虽然这样的效率并不高，但是作为没有背景，在各个学校里也没有熟人的普通上班族，张颖说，这是当时唯一的办法，“当然我也和朋友们都透了风，肯定不会让人白帮忙，事成后定有重谢。”

　　张颖口中的“重谢”是，他们一家愿意为平平上学拿出七万至八万元的“活动费用”，包括学校的借读费和所有中介人的酬谢费用。而这些钱也占了张颖家中绝大部分储蓄。

　　“因为小学教育是打基础的重要环节，没有如愿进入一家好的小学就读，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升学和求职。”张颖说，她和家人想的比较远，她甚至想过，为了进入一所好的小学，就算投资全部家底也是愿意的，“孩子读小学期间，我们再努力赚钱，因为以后就读初中和高中可能还会需要‘赞助费’。”不过即使是这样，张颖也不确定自己的所有投入是否会有效果。新快报记者了解到，同一所市级一类公立学校，去年的借读费用为4万元，今年就涨到了6万，而省一级公立学校的报价则还要高。就算如此，海珠区一所市一级公立小学负责招生的工作人员表示，今年的借读名额依然受家长们的疯狂争抢，“因为借读学位非常有限，而且今年有，明年还有没有都难说呢。”

　　家长托关系找学位一惊一乍

　　到了四月份，张颖终于通过朋友们的朋友，与三所目标小学的“关系”人员勉强搭上了界。

　　张颖说，最后和家人经过两天的分析，终于在4月中旬确定了要把唯一的一份报名表交给那所市一级的小学。因为她觉得，市一级小学已经争取得如此艰难，而省一级小学无论在借读费还有竞争惨烈程度上肯定都要更甚，“我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冒这个险。”从做出决定到今年5月11日开始入学报名，张颖的心依然悬着，虽然找的“关系户”反馈说还是有一半以上的把握，但是这远远不足以让张颖一家对此事有丝毫的安全感。

　　她将对事情成败的猜想植入与“关系户”通话时他的每一声叹息和每一个小心翼翼的语气词中。她甚至将“关系户”以工作忙为由拒绝接受邀请出来吃顿“便饭”，看成是“这事儿要黄了”的前兆，“估计是事情十有八九办不成，所以就干脆不出来和我们见面了。”

　　这种患得患失，直到今天，依然是张颖每日的主流状态。她还记得，在入学报名那天，负责招生的老师要求张颖填写一个单子，她看到单子上写着“为了您的小朋友的教育，为了小孩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我自愿赞助（）”，张颖不知道该填写多少钱，于是问了负责招生的老师，得到回应说，今年升价了，起码得五万。

　　“我现在只希望能够得到学校的通知，让我去交借读费，也许只有几万块钱交出去了，心里才能踏实下来。”张颖说，不过她也做好了二手打算，实在不行，只能带着平平回到户籍所在地的东莞，入读学区内的一所普通小学，“而到了那时，我和老公就要一起辞职回东莞陪着孩子读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