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亟待重启双边投资协定框架

　　中美双边投资的良性互动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更高层次，而以开放促改革无疑是中国获得新一轮全球化红利的战略机遇期

　　文/张茉楠

　　中国既是吸引外资大国，也是对外投资大国。近些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和资本输出提速。2012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44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28.6%。其中，对美国、日本、东盟、中国香港的投资均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分别为66.4%、47.8%、52%和32.9%。

　　虽然中国已进入对外投资大国行列，但中国的“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与中国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地位也不相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全球贸易需求持续萎缩，资金充裕的中美两国均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视为缓冲。然而，尽管中美双边贸易流动为全球规模最大，双边投资规模却并不大，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并“不对等”。

　　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相当于美国的8%，英国的21%，占全球存量的比重仅为1.7%，居第13位，中国对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规模较小，与这些国家完成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依然滞后，特别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相比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相去甚远。2011年由亚洲协会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合作推出名为《敞开门户、充分利用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报告称，过去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长了约25倍并积极倡议美国政府欢迎中国对美投资，认为这可以带来就业岗位、消费者福利，甚至帮助美国实现基础设施更新等利益。

　　目前，中国企业已在全美50个州的至少35个州进行投资。其中，得克萨斯州吸引的中国投资居全美之首，其后依次为纽约、弗吉尼亚、伊利诺伊、加利福尼亚、密歇根、特拉华、新泽西和密西西比等州。报告用详尽的数据展示了中国对美投资的类别和进展，包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所占投资比例、主要投资领域、投资新建企业及并购现有企业金额等。

　　然而，就现实情况而言，投资的不对等性在中美关系中尤为明显。统计显示，2008年、2009年、2010年，中国对美投资金额同比增幅分别达135.7%、96.7%和43.9%。截至2011年，美国对华实际投资676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对美投资不到300亿美元。从排名上看，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国，而中国直接投资在美国仅排第25位，中国对美投资总量占美国吸收外资总量的不到1%。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在一定的壁垒，主要源于美国的市场准入限制。美国投资环境（市场开放度、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技术等）在总体上要优于中国，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也同样遭遇到市场准入问题。美国在诸如航空、通讯、原子能、金融、海运等相对敏感行业，均有关于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限制的严格规定，包括联邦立法。另外，美国许多州对外国人参股银行业、保险业、不动产业也有一定限制。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为缓解外汇储备激增和资产安全，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大规模投资海外，推动“资本出海”。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的警惕，常常遭遇美国政府外资审查委员会（CFIUS）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阻碍，并限制对美敏感行业的投资，从而大大抑制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步伐。

　　相反，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而言，近几年也出现一定的障碍。比如，美国同样认为中国有市场准入问题，即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此外涉及到公平竞争，包括中国国有企业以及竞争中立问题。因此，如何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和一系列规制的制定扫清障碍，突破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天花板”，对于两国乃至全球而言都关系重大。

　　所谓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lateralInvestmentTreaty，BIT)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为鼓励、促进和保护本国公民在对方境内的投资而签署的双边条约。BIT谈判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但由于80年代末期中美政治趋冷，谈判处于停滞状态。2008年6月两国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但至今仍没有实质性进展。从中美间的投资联系来看，两国显然都具有缔结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现实动力。

　　2012年4月，经过3年的研究和讨论，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正式发布了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2012USModelBIT），取代之前的2004年双边投资协定。但双方依然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权益保障”、“知识产权”、“高技术出口管制”等核心议题有诸多分歧。由于当前国际投资体系尚未形成像多边贸易体系那样的完整的普遍接受的规则体系，因此对于双边投资协定而言，双方其实就是在利益范围之内的“对等妥协”。中美应尽快重启双边投资谈判，双方可以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将双边投资谈判与投资自由化谈判适当分离，逐步放开清单限制，通过推动企业、商会等民间层面的投资协定，淡化政府间的分歧。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中美双边投资的良性互动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更高层次，而以开放促改革无疑是中国获得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的战略机遇期。□